一百年前，西方曾流传过这样一个带有几分幽默的故事：
一艘轮船触礁后在海上漂泊，供给就要耗尽，还是不见其他船只的踪影。眼看着得救无望，人们不免着急。这时一个悲观的船员陷入了绝望之中，他惊恐万分，总是高声叫嚷：这一下子我们大家全完了，谁也活不成了，我们早晚都要被鱼吃掉，这样的话，“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然而这个悲观者一天要唠叨好几次，终于引起了公愤，被惹怒的众船员七手八脚把他丢进了大海，丢的时候还对他说，你先去被鱼吃掉吧！悲观者死后，这个面临危难的轮船并未得到预期的平静，这时又出现一位“乐观”者，接替了死去的悲观者的角色，重拾起喋喋不休的鼓噪，只不过他叫嚷的全是“乐观”的话题，比如他说，我们一定会得救的，因为我们还有几十块饼干，而一块饼干可以维持一个人一周的生命……众船员发现，听这种“乐观”的鼓噪更糟糕，于是一起动手，喊着一——二——三，把“乐观”者也丢进了大海。没有了那两个讨厌的家伙，人们静下心来想办法，最终轮船得救了。
这个上中学时听到的故事耐人寻味，时隔多年仍在心中镌铭不灭，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通过幽默的夸张，揭示出这样一个听后人人皆能接受、而不听则很难觉察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生活中存在一个把握分寸的问题，处理得好，能使生活和谐圆融；处理得不好，纵然不至于被“丢进大海”，也一定会导致不良结果，轻则受到訾议与诮骂，重则自损口碑或被他人抛弃。寻求这方面的实例无须在故纸堆中钩沉，现实的实例就数不胜数。台湾的评论家李敖先生，本来硕学敏感，思想深邃，才思飘逸，文字清丽，让人歆慕，然而自从李先生放言自己是“百年来中国写白话文之翘楚”之后，人们对他的美好评价就荡然无存了。真正的大智大贤心胸坦荡，爱才容物，偶露峥嵘也未尝不可，但要在分寸之内，像李敖那样自称第一，贬损他人，怎能不走向反面，怎能不大大降低自己的价值？聂耳在日本海的海滨戏水，本属正常娱乐活动，但他兴起，游向深处，就属过头，结果惜死于大海……
分寸，往往是生活长河上的一个分水岭，超越它，好与坏、善与恶、爱与恨、喜剧与悲剧就可能发生转化。比如，饮酒能转化为肝硬变，体育运动能转化为筋骨损伤，民事纠纷能转化为刑事案件，狂欢能转化为灾祸……“分寸”几乎伏机于这一系列“转化”之中，鬼使神差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内涵。
即使在琐碎的生活中，“分寸”也是无所不在的：比如，炒菜，盐多了谓之咸，少了谓之淡；裁衣，尺寸大了谓之肥，小了谓之瘦；工作，做得太少了谓之懒，太多了谓之狂；男女之爱，为之过少谓之冷漠，为之过多谓之荒淫；父子母子之爱，少了谓之无情，多了谓之溺爱等等。
人生中最棘手的恐怕就是把握这些火候的问题了。然而人们却不一定能够自发地产生高度重视分寸问题的自觉。在许多场合，人们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准则率性而为的，已经形成习惯，要改也难。率性而为时，一般都只顾做，忽视了大脑应该适时发出中止命令的问题。电影《红菱艳》的女主角穿上舞鞋就像上满了发条，永无休止地跳舞，就是这一情形的写照。从本质上看，在生活中掌握分寸是一个自律问题。自律者，自我约束也。不善于自我约束的人一定是不懂生活的人，至少是不懂生活的真谛。这样的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总是多多益善，完全由生理机制指挥与调节自己的生活（生理欲望本身往往是没有限度的），他们忘记了人是有意志与意识的，凭借意志与意识同样可以对生活进行自我调节；将生理调节与自我调节结合起来，才能构筑完美的人生，才能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就是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人，他有利用科学成果与名望聚财的条件，他却没有那样做，他说，每一件财富都是一个绊脚石。他被许多国民推荐为总统候选人，也许他真的有当选总统的机会，但他却婉言相却了。他很好地把握住了分寸，终生老老实实地蹲踞在“科学家”的角色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生价值。
爱因斯坦风神才思，实属罕见，也许是我等为稻粱谋的小人物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效法他的精神，失意时不气馁，得意时不忘形，过分之事，虽有利而不为，分内之事，虽无利亦为之——这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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