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风华·惊艳围城惊世作

哪怕是暖阳柔和的光线，也无法改变树上飘零而下的叶子的乏味。思念的梦已经占据整个人间，在暗藏着静谧与凄凉的世界里，孤寂也就成了心情的最大的特色，冷清把一切都瑟缩在浓雾里，然后僵化、升腾。

钱钟书每晚都做着思念家人的梦。蓝田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小镇，在湖南西部一个偏僻的地方。也许师范学院选址在这里，就是因为它的偏僻，连敌人都会觉得炮弹打在这里，实在是浪费了。当钱钟书到达师范学院时，学校已经开办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已经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公民训练七个系，但无论是学校规模、教师阵容、学生素质、课程设置，还是教学管理、图书设备、学术气氛，与西南联大相比，都相差甚远。尤其是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能力大多比不上西南联大的学生。对于外国文学的内容，普遍认为过于高深，因此也很难理解和领会。就像向盖着盖子的杯子倒水，怎样都倒不进去。

尽管如此，钱钟书除了担任系主任之外，还兼授几门课程。他与钱老夫子一样，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父子二人同校任教，可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每个人都在路上寻找，寻找志趣相投之人，纵然明知知己难求，心底也不免存着一份希望，也许终有一天，一个一见如故、倾盖相交的人，也许在某一个转角就能遇到。知己就像埋藏在土中的珍宝，哪怕用眼泪去洗濯，也是笑的模样。

在师范学院里，与钱钟书志趣相投的人很少，即使文人们偶尔有聚会，但他依然感觉话不投机，索然无味。虽然小镇中的生活还算好，只是除了读书以外，没有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消遣。钱钟书索性把课余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写作，每天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几乎足不出户，师范学院图书馆里的大量中、外文藏书，几乎全部阅读了一遍。这段时间，钱钟书也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虽然能够谈得来的人不多，但在师范学院，大家都喜欢听钱钟书讲话。偶尔在晚饭之后，三五个好友聚在一起，听钱钟书说古论今。也许是自小练就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钱钟书用自己独有的幽默感和圆润的嗓音，让自己在讲话时全身都散发着光彩。讲到激动处，钱钟书拿着手杖手舞足蹈，不小心把同事的蚊帐戳出了几个大窟窿，让大家引为笑谈。

西南联大有许多钱钟书的朋友，他怀念在那里教书的时光。西南联大的人也都在想念他，不仅是当年的老师和同事，外文系的学生们尤其盼望他能回去教课。吴宓先生自从知道钱钟书去蓝田任教，一直在为让他返回清华做着努力。他向学校领导建议，又向同事们建言，始终无果，又向清华文学院院长商谈聘请钱钟书回来任教，终也被搁置。吴宓欣赏钱钟书的才华，不遗余力地争取让他回清华任教。曾经一度传来学校同意重新聘任钱钟书的消息，吴宓马上写信通知钱钟书，外文系的学生也欢呼雀跃，不成想，本来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竟然又落空。

钱钟书知道，回上海的路还很漫长。虽然父亲当时说好只让钱钟书在蓝田师范学院侍奉一年，但他了解父亲，一年的约定，父亲也许并不会遵守。果然，一年以后钱老夫子并不想回上海，钱钟书只得在暑假的时候，以探亲的名义，暂时回到上海与妻子和女儿团聚。

渴望重逢的路，是一段此岸到彼岸的征程。那些曾经错过的年华，如若不能弥补，不知道会不会遗憾此生。在南来北往的分别里，虽依然恪守着一份祥和淡然的心态，但当归家日近，却依然不免行色匆匆。

钱钟书在回往上海的路途上匆忙前行，没想到中途竟然受阻，还没有到上海，已经无法继续赶路，无奈只能返回蓝田。而杨绛在上海为了迎接钱钟书的归来，特意在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因为父亲那里人多，已经容不下这么多人居住。杨绛带着圆圆在新租来的房子里住下，等待钱钟书的归来，等了一个多月，才知道钱钟书旅途受阻的消息，于是，杨绛只好把已经租下的房子退掉，重新住回父亲家里。

其实，钱钟书此行回到上海，本来是不打算再回蓝田的，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时局的动荡，让回家的路比来时还要艰难。他未能归家的焦急与无奈，都写在了诗中，许久以后他还对当时的景象记忆犹新：

去年六月去湖南，与子肩舆越万山，

地似麻披攒石皱，路如香篆向天弯。

只看日近家何远，岂料居难出更艰，

差喜捉笼囚一处，伴鸣破尽作诗悭。

对远方亲人数不尽的思念，充满离愁绪。有家难回的郁闷心情，让钱钟书久久难以释怀。又无人可以倾诉无奈，只能将离愁别绪尽数写在诗中：

归计万千都作罢，只有归心不羁马；青天大道出偏难，日夜长江思不舍。

出门有碍将奚适，落日无涯尽是愁。百计不如归去好，累人暝色倚高楼。

往年此夕共杯盘，轻别无端约屡寒。倘得乘风归去便，穷山冷月让人看。

涸阴乡里牢愁客，徙倚空庭耐嫩寒。今夜鄜州同独对，一轮月作两轮看。

钱钟书多想生出一双翅膀，飞回妻女的身边，哪怕只共享一轮明月，也是世间最美妙的事。

父子之间的爱，本就无法用言语道尽。侍奉父母，也是在体会父母养育自己时的良苦用心。只有真诚与汗水，才能感受父母之爱的伟大，也更让人充满敬爱之心。

钱钟书回到蓝田，重新在父亲身边侍奉。其实，所谓侍奉，不过是每天午饭和晚饭过后，在父亲房间里陪着说话。当初，杨绛在英国生女儿时，钱钟书曾经亲手炖过鸡汤，如今在父亲旁边侍奉，他也会经常炖鸡汤给父亲喝。可是无论怎样孝顺，在钱老夫子眼中，这只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而父子二人的“志”，永远不在一条轨道上，只有杨绛能明白钱钟书的“志”，他的委屈，也只能在心中跟妻子诉说。

钱钟书的志向虽然与父亲很难一致，但是他对于父亲的尊重却没有减少半分。钱钟书眼中的父亲，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厚道人，祖父当年经商，在战乱中遭到抢劫而欠下了大笔债务，这些债都是由父亲一个人独自偿还的。父亲不懂得经商，只懂得教书，收入有限，却依然辛辛苦苦地逐年准时还债，日子过得清苦不说，当债务还清，父亲也早已累出了一身的疾病。对于母亲，父亲也有自己独特的疼爱方式。由于心疼妻子因生育儿女导致身体虚弱，钱父就在书房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回卧室休息，累了就在书房的躺椅上小歇一下。

在蓝田的日子里，钱老夫子也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除了准备授课内容，也会编缀书籍，写读书笔记。虽然做人稍显古板，但讲课时每当讲到得意之处，钱老夫子也会摇头晃脑、哼哼吟吟，学生们都非常喜欢他这个样子，认为是他独有的风度。

时光飞快，既悲伤又欢乐。对于孩子来说，快乐是一条小河，每时每刻都在眼前流淌。童年，就像一个梦，在记忆的深处若隐若现，总能记住浓浓的喜悦，忘记浅浅的忧伤。

圆圆的童年是在欢乐的河水中浸泡而成的。全家人都把她捧在手心里，疼爱得不得了。大家都夸赞圆圆的聪明劲，记性好，认字能够过目不忘。除了家人的疼爱，圆圆还有阿姨们的孩子作为玩伴。杨绛三姐的女儿小名叫作“妹妹”，圆圆喜欢叫她“妹妹姐姐”，这个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女孩，有着男孩子般的爽朗性格，既活泼又可爱。外公最疼爱这一对姐妹，犹对圆圆最为欣赏。外公说：“别看圆圆一双小眼睛，什么也逃不过她。”圆圆遗传了妈妈的观察能力，谁家住在哪，谁是做什么的，又是谁的什么人，总能清楚地说上来，听过一次的话，也能记得一字不漏，连杨绛都感到惊讶。

圆圆曾经和表姐弟们拍过一张合照，照片上的五个小孩，个顶个的可爱。杨绛把照片寄去蓝田，钱钟书看了以后，在照片背面写道：“五个老小，我个顶好”。杨绛的姐妹们看到钱钟书这样说，竟然也不生气，她们也认为，圆圆是顶好的。

每当想到女儿，钱钟书的归家之情便更甚一分。他用读书和写作，来排遣日渐浓厚的乡愁。每到夜晚，别人房间的灯光早已熄灭，只有钱钟书的窗前，一点豆粒大小的灯火依然亮着。动人的诗句在纸上一个个升腾，在寂静的夜晚里，对家人的思念，沿途的所见所闻，跃然纸上，幻化成一个个脑海中的人物形象，钱钟书心中有一个故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将来会成为震惊文坛的一部杰作。

回家是游子最好的礼物，独自一人的旅程是寂寥的，哪怕只是遥望家的方向，也总是能带来一阵阵欣喜。在回家脚步下丈量出的距离，必定温暖而甜蜜。

有一种相遇，叫久别重逢，红尘的烦嚣在重逢中仿佛蒙眬睡去，那些从不曾消散的人间情分，带着浅浅的忧，淡淡的愁，参半着绵绵的思绪和缕缕的虔诚。拾起不归岁月的浮尘，轻曳摇落的光阴，再一次推心置腹地交谈，好过永不相见。

1941年，钱钟书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清华召唤他重新回去任教，他辞去师范学院的职务，避开难走的小路，绕道虽远，但终于顺利地回到了阔别两年的上海。

此时的上海，杨绛和圆圆在翘首企盼钱钟书的归来。杨家和钱家的人口越来越多，临时租房子又租不到，杨绛只能带着圆圆在钱家的客堂里共挤一张小床。久别重逢，圆圆眼中的爸爸，已经成了陌生人，这个胡子拉碴的人，无论她怎么看，都不认得。小小的戒备心马上起了作用，她对爸爸说：“这是我的妈妈。”又指指奶奶说：“你的妈妈在那边。”说着就要赶爸爸走。钱钟书又好气又好笑，他问圆圆：“到底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说：“当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

都说父女连心，哪怕许久不见，血浓于水的骨肉情，也总能找对匹配的“符号”。钱钟书趴在女儿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没想到圆圆马上就和眼前这位“陌生人”有了感情，杨绛后来猜测，那句话很可能是“我是你小时候陪你玩的爸爸呀，你忘了吗？”杨绛知道，圆圆的心里是不会真的忘记爸爸的。

命运总是如此捉弄，区别只是决绝或是顺从。钱钟书本以为过了暑假就能重回西南联大教书，可是却迟迟没有收到聘书。等待的滋味最是煎熬，总算望眼欲穿地等到了联大外文系主任亲自到上海请他回去任教，此时，已开学三周了。钱钟书明白，有人不希望自己回去，想到这里，他干脆就笑言婉拒，不回去教书了。而这位外文系主任对钱钟书的推辞，也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后来得知，钱钟书的位置，很快就被一位夏威夷华侨取代了。

能在清华教书，是钱钟书最感称心如意的事情。哪怕独自一人去昆明，与妻女暂时分离，也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如今不能重返清华，也许是对一家三口的成全。相聚的日子总是胜于别离，三个人同甘共苦，才是世间莫大的幸福。钱钟书对杨绛郑重发誓：“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钱钟书的归来，为人满为患的钱家又增加了一个难题，住在哪里，着实让全家人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只好让原来住在楼下客堂的两个女佣搬到了过道里，客堂里放上一张大床，挂上一个布幔，钱钟书一家三口就正式落户在这里。白天，帘子拉开，客堂还做待客使用；晚上，帘子关上，就是一处小小的蜗居之地。拥挤的家里，充满了人气，只要有人，日子就会热热闹地继续下去。

蜗居的日子，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钱钟书的弟弟妹妹们便天各一方，小妹妹钟霞代替钱钟书去蓝田侍奉父亲，曾经拥挤得无处容身的钱家，只剩下了钱钟书一家三口与母亲同住。

世界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最为坚固的情感，叫作相依为命。它与幸福离得最近，不会轻易破碎，因为那是一种天长日久的渗透，是融入彼此生命中的温暖。乱世中的相依相守，让这份深情更珍贵了一分。

无论世界变得怎样，有你的地方便是天堂。经历了多年的分离，钱钟书和杨绛总算过上了一家团圆的日子。

杨绛不再做家庭教师，而是去工部局北区半日小学做代课教员。杨绛曾经做过小学教员，时间虽短，自己也摸索出一套教育孩子的方法——记名字。工部局北区半日小学的学生们，大多出自贫苦人家，文化层次不高，说话也经常带些脏字。哪怕是上课时，课堂上也乱哄哄的，很少有人听讲。杨绛从刚一开始上课，就能记住全部学生的名字，只要有人淘气，她马上就能指名道姓地叫他们不要乱动，认真听讲。孩子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一下子就被杨绛的气势吓唬住了。

哪怕是小孩子，也能获得杨绛的尊重。她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学生笼统地称为小朋友，她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名字，还了解他们的个性。她把自己当作孩子们的朋友，把每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教学的时候既认真又有耐心。没人不喜欢这样的老师，不到一年，孩子们就深深地喜欢上了杨绛，曾经乱哄哄的班级，也被她管理得井然有序。

杨绛带新学生出了名，本来可以跟着学生们升入二年级代课，可是在教务主任的央求下，杨绛只得重新带起了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也只有她才能管住这些淘气的小朋友。杨绛一直保持着谦和的态度，遇事都会向有经验的教员请教。没有人知道，这位虚心随和的同事，竟然是留学英法归来的高才生，当人们知道了杨绛的背景后，不免对她更加尊重和佩服。

有一种人，在哪里都能受到欢迎。杨绛就是这种人。小学离家很远，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电车才能到达，中间还要走过一段不属于租界的路。乘车的次数多了，她与司机和售票员渐渐熟络了起来。起初同事们和司机、售票员一起聊天，杨绛还不好意思加入，慢慢地也能一起说说笑笑了。一次快到站时走了神，错过了站台，杨绛“哎呀”了一声，司机问她怎么了，她说坐过了站，司机说没关系，可以送她到门口。到了地方，司机故意把车开得很慢，把门拉开一条小缝，杨绛就一闪身下了车。

小学教师也许是杨绛在战乱时期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每个月除了薪水，还有三斗白米作为补贴。杨绛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直到日本人接管了学校，杨绛才正式辞去工作。杨绛与父亲一样有着爱恨分明的底线，不会向侵略者低下高傲的头。每天去上课，当电车驶过黄浦江大桥，乘客都要下车排队步行过桥，还要向桥头把守的日军鞠躬。杨绛从不行这样的礼，每次只是低着头走过去，所幸没被发现。

后来，日本兵又改为上车检查，所有人都要起立，杨绛起得慢了些，低头站着，日本兵用食指用力将她下巴抬起来，杨绛感觉到不尊重，立刻发怒，大声对日本兵说：“岂有此理！”日本兵瞪着杨绛不说话，杨绛也瞪回去，相持了很久，杨绛虽然紧张害怕，但坚决不肯示弱，日本兵看杨绛坚决，这才转身下车。虽然平安脱险，杨绛还是有些后怕，同车的乘客也对她多有责备。第二天去学校，杨绛特意换了一条路走，虽然没有日本兵，却有很多流氓，杨绛只得又换回了原来的路线，虽然每天心里不安，但好在安全度过。

在战争时期，荣华与富贵，都比不过看得见摸得到的眼前人。两个相爱的人每天都能相守，再苦也是甜的。但是，眼看杨绛有了工作，钱钟书心里仍然着急。回西南联大教书的事情已经没了下文，钱钟书得重新四处求职。有人要钱钟书顶替别人的职位任教，钱钟书坚决不同意，他知道，在上海这样的孤岛，一个人失业，很可能他的全家人就要挨饿。夺人生计的事，钱钟书无论如何做不出来。

杨绛的父亲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钱钟书，每周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小时的《诗经》。微薄的薪水不足以补贴家用，他还要再兼职做家庭教师。好在学生的家里还算富裕，除了薪水比较优厚，还可以随意借阅学生买的书。于钱钟书这样的书虫来说，吃什么似乎并不重要，有书读才是最大的乐趣。

贫穷不是谁的错，人可以耐得住贫穷，却敌不过疾病。人们常说，贫与病总是相连的，生活上的清苦与劳累，让钱钟书的身体有些虚弱。每年一场病似乎成了惯例，每次生病都要持续高烧，一个多月都不见好转。中医与西医均不见效，药费却也花了不少。到最后，杨绛只得对照着钱钟书的病情，自己去药店买药，竟然比医生开的药还要有效。

钱钟书有着和妻子一样的一身傲骨。日伪妄图请钱钟书帮他们撑撑场面，虽然贫病交加，钱钟书依然不屑一顾。他告诉日伪，出门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方向是否相同。你的船往西，我的船往东，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得来客拂袖而去，直说钱钟书太冥顽。

战争就像黎明前的黑夜，让人感到压抑。作为知识分子，钱钟书和杨绛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长夜漫漫何时旦？忧愁与苦闷只有在爱人与朋友面前才能得以倾诉。

战火纷飞的年代，贫穷与富贵都会轻易间随风飘散，相依相偎便胜过人间无数冷暖悲哀。乱世孤城，一世奢靡比不过相依为命的温暖，山盟海誓也比不过心灵上的形影不离。

有谁知道，甘心平凡，也能收获最美的花蕊。平凡的人活在平凡的世界里，也能活出不平凡的味道。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从平凡中来，向平凡中去，如能在平凡中领悟出人生的真谛，便也将人生活到了极致。

杨绛最喜欢的生活，便是平凡。她不喜欢当官，不喜欢强出头，只喜欢安安静静地做些文学创作。陈麟瑞是钱钟书与杨绛共同的挚友之一，他是一位剧作家，曾经留学英法的经历，让他与钱钟书夫妻更加谈得来。他曾经创作出四幕喜剧《职业妇女》，也曾经改编过美国著名悲剧《晚宴》，以及英国著名喜剧《雁来红》。杨绛经常去看他的剧作，也喜欢与他一起谈论戏剧。也是通过陈麟瑞，杨绛读到了许多关于戏剧的书籍；陈麟瑞了解杨绛的才华，也知道她酷爱喜剧。在一次聚餐时，他鼓励杨绛，干脆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戏剧。

杨绛心动了，利用教课的闲暇时间，很快就写好了一个故事。她把写好的初稿给陈麟瑞看，陈麟瑞告诉她，这个故事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又太短，还需要重新改写。

越是在挫折中坚持到底，便越是能看到黑暗背后的光线。杨绛没有放弃，她不甘心失败，经过一番仔细地捉摸，很快就改写出一部四幕喜剧，在想题目时，“称心如意”四个字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一样等在脑海里，再一结合剧情，刚好贴切，杨绛自己也大为欢喜。

这是一部平民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是一位穷画家的女儿，也是一位漂亮的女孩。父母去世后，女孩从北平到上海投靠做银行经理的大舅。大舅嫌弃女孩没有家世背景，也没有万贯家财，并不想收留女孩，可是舅妈知道大舅与女秘书之间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便想利用女孩拆散他们。于是，女孩成了大舅的秘书，又在舅妈的欺骗之下，住进了当领事的二舅家。女孩白天要在银行给大舅当秘书，晚上还要回家为二舅打字、照顾小孩。大舅最终辞掉了女孩，二舅妈又怕儿子迷上她，借口把她送到了四舅家。四舅是面粉厂的厂长，他喜欢这位外甥女，可四舅妈却不愿收留，女孩就这样被舅舅们踢来踢去，最终被踢到了女孩的舅公家。舅公是一位富翁，他疼爱女孩，可是舅舅们却只盼望舅公早死，好继承遗产，没承想，舅公把女孩立为了继承人，女孩的男友，也凑巧是舅公老朋友的孙子，这个结果对女孩来讲，简直再“称心如意”不过了。

杨绛将自己积攒多年的文学素养，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陈麟瑞看了以后认为可以，就送给了李健吾。没过多久，杨绛接到电话，自己的剧本被一位导演看中了，马上就要排练，自己即将成为广告中的编剧了。杨绛害怕自己出丑，不敢用真名，便随口说了一个“绛”字，其实是“季康”二字连起来读的发音。这个一瞬间想出来的名字，直到今天还被人们耳熟能详。

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因为有了泪水的稀释，才能笑得痛快淋漓。含泪的喜剧带有无穷的意味，经过排练，杨绛的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剧院上演了。演出大获成功，报刊上的好评纷至沓来。戏剧家赵景深评论说：“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李健吾评论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剧评家方中说：“近一二年上海演出的话剧差不多都是悲剧。悲剧似乎更容易讨好观众……终至产生了悲剧的悲剧。”《称心如意》获得称赞，不仅因为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喜剧，更是因为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人们认可了杨绛创作故事的能力，希望她能创作更多的喜剧，“替喜剧争一口气”。

古人曾经说：“学不知谦艺必有限”。杨绛的身上充满着谦虚的魅力，让她散发着更多的光彩。她不认为《称心如意》的火爆是自己的功劳，她曾经给钱钟书看过自己写的剧本，可是钱钟书对戏剧没什么兴趣，简单地看了一遍，只敷衍了一句“不错”，就没了下文。不仅如此，《称心如意》上演时，钱钟书刚好生病，连戏都没有去看。杨绛把一切都归功于导演的丰富经验，导演用一张照片贯穿全剧，超强的喜剧效果也得益于他对心理学的应用，还有优秀的演员也是戏剧成功的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杨绛成了上海名噪一时的剧作家，《称心如意》因为剧名喜庆吉利，也被许多剧团作为新年剧目演出。杨绛的大名频频出现在各大剧院的海报上，连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先生，也忍不住向杨绛要了两张票，带着家人和朋友去看戏。王季玉先生觉得剧情不错，却问杨绛：“是你公公帮你的吗？”杨绛说：“和我公公有什么相干？”

人们只知道经历磨砺才能悟出人生的真谛，殊不知保留一丝孩子气，更能谱写出可爱的旋律。

杨绛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她十足的孩子气，让她所创作的喜剧笑料十足。博览群书让杨绛有了殷实的文字功底，留学的经历更让她拥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自小培养的文学素养，在剧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上海“孤岛”时期的中西新旧文化碰撞，也成就了独特的历史背景。杨绛的成名，就如剧本的名字一样，实在是太“称心如意”了。

创作的闸门一旦开启，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称心如意》之后，杨绛一连串又创作了许多剧本，《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都是当时的作品。

1943年，杨绛创作出了五幕喜剧《弄真成假》，她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故事，剧中的主角是一位叫周大璋的保险公司小职员。贫困的周大王章和母亲一起寄居在别人家的小阁楼上，他梦想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幻想娶一位有钱的妻子，他靠说谎赢得了地产商侄女的信任，从而讨好地产商的妻子。他自称留洋博士，吹嘘自己是官宦世家，还说自己不愿做官，如果做官就高高在上，不知民情了。他还号称自己是环境的主人，环境要靠他来改造。地产商不相信他吹的牛，也不让女儿接近他，侄女却看上了这个“一表人才”的青年，和他一起私奔了。直到周大璋的母亲到地产商家里大吵大闹索要儿子，他的谎言才一一被拆穿，地产商为了挽回颜面，决定同意他和侄女结婚。

每个人都喜欢看戏，因为人生如戏，无事可做的时光在戏中得到消磨，戏中的人，也仿佛现实中的自己，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在戏中得到体验，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在戏中慢慢回忆。看戏是一种歇下来的享受，呈现在眼前的是剧中人的喜怒哀乐，谁又能说，这不是自我的一种满足和希冀。

《弄真成假》上演后，获得了比《称心如意》更大的反响，演员们甚至把演杨绛写的戏作为荣耀。杨老先生和女儿们一起去观看了《弄真成假》，场上爆发的阵阵笑声让父亲欣慰，父亲嘴上不说，心里却为女儿的成就骄傲。

也许连杨绛自己都没有想到，《弄真成假》一直到她的晚年，还对现代戏剧界有着极大的影响。2007年，当杨绛已经96岁高龄时，这部剧再次出现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在杨绛撰写的《“杨绛”和“杨季康”——祝贺上海纪念话剧百年》一文中，她这样写道：“想不到戏剧节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

杨绛成了知名的剧作家，也成了剧团的贵宾。每次去看戏，总会有人把剧场中最好的位子留给她。有一次杨绛和钱钟书一起去看《钗头凤》，这是一部历史古装剧，作者没有理会钱钟书，对杨绛却很热情。钱钟书感受到了冷落，心里不是滋味，他对杨绛说：“以后看戏你一个人去吧，我不陪你了。”钱钟书本就不喜欢看戏，杨绛也不勉强，此后真的经常一个人看戏，但她永远记得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每次出门之前，一定不忘记帮钱钟书把晚饭做好。

与亲人的离别，哪怕一刻也显得漫长。面对分离，心里仿佛生长出一棵秋树，叶片无奈飘洒一地，只把思念挂在心头。难舍却不欣然，遗憾却不达观，只有相逢的企盼在抚慰，渴望重逢之时，共享一片温馨。

战争局势已经变得更加紧迫，逃难到上海的人们，又纷纷逃离上海。杨父带着女儿们回到了老家苏州，父亲舍不得杨绛，也不放心正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小女儿、他把小女儿托付给了杨绛，把母亲留下的一箱古钱留给小女儿做学费，又说：“至于结婚——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听上去像在安排短期内的事宜，但语气间又好像再也不会相见。一番交代，让杨绛的心头怅然很久。

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本以为有一天还会再见，谁知一别就是一辈子。

人们总是能从别人的故事里回忆起往事，看着仿佛与自己无关的故事，跟上自己的灵魂，在纷扰的尘世，体会别人的阴晴圆缺。

杨绛创作的戏剧都有着个性鲜明的人物，因为有了人物，才有了故事的发展。一部三幕喜剧《游戏人间》，很快面世。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王庭壁，脑子里充满不切实际的想法，生活中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总觉得自己聪明，做任何事都不值得认真。赶上一位富翁的女儿彩云征婚，他去应试，竟然中选。他本已有女朋友曹雪昭，她曾极力劝阻他去征婚，他的父亲也认为儿子的行为是出卖自己。可王庭壁认为，出卖即是解放，没承想女朋友受到他的影响，也出卖自己，与一位暴发户订了婚。王庭壁这才发现自己的行为的可怕，可没想到一切已经来不及，女友已经与暴发户草草结婚。暴发户是个好色之徒，相好无数，听说他娶妻，乡下的老相好进城大闹，曹雪昭竟然因此得到解脱，恢复了自由身。两个人终于认识到游戏人间的错误，从此忘掉过往，重新做人。

杨绛对戏剧情节的驾驭再一次得到了认可，与前两部剧一样，《游戏人间》赢得叫好声一片，只是杨绛依然保持冷静，多年以后，她评论这部剧，题材很好，情节不错，只是可以写得更好。当时匆匆赶成，自己并不满意。

杨绛承认，当初决定写剧本，也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计。当时，日本人已经接管了学校，杨绛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家里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女儿已经“三月不知肉味”，当第一部剧《称心如意》搬上舞台，家里的生活才开始得到改善，女儿也终于又尝到了肉的滋味。

如果前方已无路可走，最好的选择是沉寂。应当在迷途中梳理出前进的方向，而这时一种叫作“不甘”的基因，将打破沉寂，飞翔出去。

钱钟书看了杨绛的第二部戏《弄真成假》，已经沉寂太久的他，决定自己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想法得到了杨绛的大力支持。钱钟书怕时间不够用，杨绛说：“不要紧，你可以减少授课钟点。家里的生活很节俭，还可以减少开支。”正好家里的女佣打算回家，杨绛干脆自己做起了“灶下婢”。

在国外读书时，杨绛只是用电炉做做中餐。如今，劈柴、生火、烧饭、洗衣，全要她一人承担。这些事情她并不擅长，不是切破手指，就是被热油烫出水泡。到了抗战后期，日子也愈发艰难，物资不足，做饭用的煤球也供不上使用。好不容易赶上一次有煤，杨绛当作宝贝一样亲自制作煤饼，雪白的胳膊深深地插在煤盆里，也从不叫苦。看到帮忙的婆婆脸上也沾了煤黑，杨绛竟然苦中作乐，痴痴地笑了起来。婆婆也不生气，只叫杨绛不要再做了。趁婆婆休息的时间，杨绛又做了一盆，指甲里满是黑黑的煤末子，久久都洗不干净。

钱钟书心疼杨绛，一家人的衣服都由杨绛来洗，钱钟书就偷偷地在卫生间里洗自己的衣服。钱钟书写作，杨绛帮不上忙，除了做家务，还要带女儿，辅导女儿的功课，一切处理停当，才有空继续自己的剧本创作。

对喜剧情节的擅长，并没有让杨绛在一条道路上走下去。在做“灶下婢”期间，她开始尝试悲剧创作，剧名来自钱钟书，叫作《风絮》。风絮，就是风中飞舞的一朵杨花，飞得再高，最终还要落地。做人也是如此，理想再高，也只能面对现实，做自己能做的事。

《风絮》的主人公叫方景山，是一位有志青年，他有着远大的理想，舍弃了城市的工作，带着母亲和妻子到农村去改造那里的生活。方景山找到了一处破庙，粉刷之后办起了学艺所，教村里的女孩编织和刺绣，又办了一所小学，教农民识字，妻子则帮农民治一些小病。可村里的人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认字也不会有钱，反而不愿种地。

在地痞无赖的陷害下，方景山被投入监狱，吃了不少苦，母亲也忧郁成疾，最终去世。亲友们都坐视不理，只有一位同学想方设法将他救出。妻子终于感受到了幻想的破灭，认清他们的理想就像一朵杨花，“就像草木一样，春天，太阳里开着花，春风吹得它乱飞，什么理想，什么恋爱，不过是春天的太阳，春天的风。明儿掉下地，抽了芽，生了根，不过是一颗种子。”她不愿再做一朵杨花，在拯救丈夫的过程中，她和方景山的同学产生了爱情，可是，为了丈夫，又只得回到他的身边。

从狱中出来的方景山，不仅没有反省，反而越来越盲目自大，妻子离他而去，他却死不悔改。在继续改造农村的过程中，他再一次遭到地痞无赖的陷害，妻子也被连累。走投无路的他，打算自杀又没有勇气，没想到妻子夺下了手枪，自杀倒地。

这是杨绛第一次在悲剧方面进行尝试，与她的喜剧作品一样，有着深湛而有修养的灵魂。可是，哪怕再大的成就，也没有钱钟书在杨绛眼中重要。钱钟书潜心创作长篇小说，杨绛哪怕再劳累辛苦，也心甘情愿承受。每当钱钟书创作出一个章节，一定会第一个与杨绛分享。两个人在书中经常找到生活中的影子，读书时的欢乐，这也只有他们两个才能体会。

相依相伴，周而复始，只有夫妻才能演绎出这样的故事。温言软语，润物无声，却能在彼此心中激起无穷的波澜。对待生活的从容执着，是夫妻间的相濡以沫，也是世人梦寐以求的所谓幸福。

钱钟书的婶婶也喜欢杨绛，她说“自己的媳妇是粳米，杨绛是糯米”，每次外出都喜欢找杨绛陪伴。她见杨绛这样一位千金小姐，除了能写作，还能打理家务，实在难得。她说杨绛：“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是痴人有痴福了。”

没人能知道，不远的角落可以触摸到死亡的背影。那里没有光，有的只是残留如海市蜃楼般的余忆，却再也望不到熟悉。无法感知的余温，退却身躯，和煦的春光中，再也找不到生的影子。

杨绛没有见到母亲的死亡，却在1945年的春天，亲身感受到了死亡的影子。家人打来电话，说父亲生病，让杨绛赶快回苏州。杨绛马上带着读书的妹妹踏上回家的行程。买不到火车票，就坐汽车，破旧的汽车遮挡不住外面的风雨，阵阵雨滴从卡车两侧飘进车里，打到身上。车上人贴着人，还有堆满的货物和行李，杨绛随着乘客一起，在车上摇得东倒西歪，沿途的路桥大多被日本人破坏，每次过桥，乘客都要下车，再一拥而上疯抢座位。杨绛已经顾不得沿途多么受罪，心里只惦记着爸爸到底生的什么病。

她不敢去设想父亲的病情，只盼着快点见到父亲。没想到走了一半，路断了，车子无法前行，又怕土匪拦路抢劫，只能逃命似地飞奔回上海。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打转，地上的汽车在没命地飞奔，一路疲惫，惊魂未定，走了一天，竟然回到原地。回到家中，杨绛见到家里坐满了人，人们脸上严肃的表情告诉她，不会听到好消息。杨绛心里一怔，钱钟书牵着他的手，告诉她：“刚才苏州来了电话，爸爸已经过世了”。一句话仿佛一记雷击劈到了杨绛的头上，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哭了一夜都无法入睡。

杨绛事后总算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她见到父亲的棺木停放在大厅，前面挂着白色的布幔和父亲的遗像。她为爸爸泡上一碗平日常喝的盖碗茶，放在棺木前的桌上。尽管听说父亲走得很安详，但杨绛仍然坐在门槛上，忍不住一直哭泣。

陪伴，一个简单纯朴的词，它的力量却可以温暖人心。一种给人依靠的信赖，透出一股欣慰的惬意芬芳，什么都比不过一颗温柔的心，最懂自己。

亲人的离去是杨绛最大的悲剧，在如此悲痛的日子里，钱钟书一直在身边陪伴，他佩服杨绛的父亲，两个人有许多共同语言，也能一起开很多玩笑。他留下了许多杨老先生的衣服和鞋子，当作宝贝一样穿着，管他们叫“爸爸衣”“爸爸鞋”。

越是到了天快亮的时候，便越是黑暗。日本人即将战败，却对上海的管控更加严密。街上封锁线和岗哨林立，经常有人无故挨耳光甚至被捅死，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杨绛和钱钟书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车子鸣放的警笛，以及军靴沉重的脚步声。他们的心提到嗓子眼，不知道哪天自己就会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没想到日本人很快找上了门，叔叔看到日本人的本子上写着“杨绛”，便叫她出去躲躲，杨绛把钱钟书的《谈艺录》手稿藏好，便躲到了邻居家。日本人见找不到杨绛，便说等不到她回来就把堂弟带走。杨绛明知躲不过，就回到家里。家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杨绛鼓起了勇气从容应对，日本人让她第二天上午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杨绛欣然应允。

家里人吓得够呛，杨绛却不慌不忙，她清点家里的东西，只少了一本通讯录和一些信件，所幸钱钟书的《谈艺录》稿件得以保全，在杨绛的眼中，钱钟书的手稿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第二天，杨绛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只填了一张表格就被放了回来，原来他们要找的人另有其人，只把杨绛当作了怀疑对象。每当日本人展开空袭，钱钟书就紧紧地抱着杨绛，说死也要死在一起。世间最温暖的，莫过于同生共死的情意。

没过多久，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每家每户，人人都为这一消息雀跃不已，只有杨绛在一旁默默流泪。她在想念父亲。只差几个月，父亲没有看到日本人战败的场景，杨绛心里有些难过。钱钟书懂得她的心思，他握着杨绛的手，对她说：“漫漫长夜已经过去，爸爸会为我们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文人有才，也喜欢争名。才华就像火光，只有“木柴”能保持火光的延续。有多少才华失落在尘世间，只因火苗没有得到灵魂的滋养。

钱钟书和杨绛都是文人，眼看着杨绛的又叫好又卖座的剧本一部接一部的诞生，钱钟书不服输的性格催促着他也要创作一个故事，一个注定让文坛震惊的故事。

钱钟书欣赏杨绛的才华，他曾经专门写诗赞颂妻子的才华：“弄翰然脂咏玉台，青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在钱钟书创作《围城》期间，杨绛负担起了全部的家务，除了照顾钱钟书和女儿，还要照顾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和妯娌。杨绛和婆婆、小姑子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也不好意思在她们面前读书，只好在闷热的房间里用缝纫机缝补衣服。累了也没有独自休息的地方，更没有机会和钱钟书单独说悄悄话，心灵上的空虚更胜于身体上的劳累，但大小姐出身的杨绛，却能忍受生活带来的一切变故，默默地做好一切，诸事忍让，毫不抱怨。

哪怕要做再多的家务，只要得空，杨绛依然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正因因此，钱钟书才决定要像赵明诚和李清照一样，在文学上一比高低。钱钟书很尊重妻子对文学的看法，两个人时常共同探讨故事的章节。“婚姻就像一座城，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城里面的人想出来”这个经典句子，就是出自杨绛之口。

只有历经生活的打磨，才能总结出这样的切身感受。对于恋爱中的人而言，前方的那座围城充满神秘，当进去执意探究之后，却发现那里不似自己想象中的充满梦幻的色彩，有时还遍布平淡、坎坷和荆棘。相濡以沫，相伴到老，一切的风花雪月最终都将归于平淡。

《围城》整整写了两年，钱钟书中途几度差点放弃，是杨绛不断地催促，帮他挤出时间，才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给爱人最好的礼物便是精神上的支持，钱钟书感谢杨绛所做的一切，文学上的志同道合，让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读者与知音。

《围城》是钱钟书创作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1946年，《文艺复兴》杂志开始对《围城》进行连载，刚一连载，读者们就争相传看，在上海轰动一时。没多久，《围城》的小说单行本出版了，一年以后又进行了再版，又过了短短半年，又印刷了第三版，在知识分子中间，《围城》成了佳话，畅销不衰。

赵景深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评价《围城》：“他的《围城》，都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urite（宠物）了。我的儿子、内侄、姨女、内嫂以及我自己都争夺般地抢着看，消磨了一个炎热的长夏。”著名小说家夏志清也曾这样评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当《围城》流传到海外和港台，更是名声大振，甚至有评论家把它誉为中国的经典作品，可以与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齐名。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围城》更是被无数次印刷，每次都被抢购一空。在青年人中间，这本书早已成了广泛流传的名著，连街边的理发店都会借着《围城》的名气招徕顾客。当1990年《围城》被翻拍成电视剧，更是形成了万人空巷看《围城》的热烈场面。

生命是一道轮回，戏里的角色成就了戏外的人。生活为戏中的故事涂抹上了靓丽的颜色，现实中的诸多身影，构筑成了一座伟大的文学长城。

《围城》的主人公叫作方鸿渐，是一位公子哥儿，性格善良，却也不学无术。父亲早在他读书期间就为他订好了一门亲事。与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是方鸿渐极为不甘心的事，可是他又不敢反抗父亲。只是未婚妻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死去了，“岳父”将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全部用来资助方鸿渐出国留学。短短四年，他轮番更换了伦敦、巴黎、柏林三所大学，课程只是随便听听，学历也纯属子虚乌有。带着花钱买回来的“名牌”大学文凭，方鸿渐登上了回乡的邮轮。

在轮船上，他贪恋东南亚女郎鲍小姐的万种风情和身体诱惑，却只有与她偷情的资格。同船的留法文学博士苏文纨小姐喜欢上他，可矫揉造作又爱面子的苏小姐，并没有打动方鸿渐的心。

船还未到上海，方鸿渐的“岳父”就已经在报纸上刊登消息，大致内容是：“女婿方鸿渐在自己的资助下出国深造，在伦敦、巴黎、柏林等大学获得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如今归国，各大机关都在争相聘请他前去工作。”一纸新闻让方鸿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记者采访、拍照，当地中学校长请他演讲、题词。由于从书中抄来的演讲稿被他遗忘在家中，情急之下的方鸿渐只能信口开河，说鸦片可以激发灵感，梅毒也能刺激天才。几句话说得满堂哗然，连本想招他为女婿的人家也不愿与他来往了。

一番阵仗下来，方鸿渐只混了个银行职员的临时工作，并且与苏文纨小姐开始了往来。可是对于苏小姐和她身边的人，方鸿渐只感到反感和恶心，苏小姐的表妹唐晓芙，却打动了方鸿渐的心。这是一位摩登世界里真正的女孩子，方鸿渐想追求她，却又不敢和苏小姐断绝关系。当苏小姐知道真相之后，向唐晓芙大骂方鸿渐是骗子和恶棍，还把他买假文凭和偷情的劣迹全部抖了出来。虽然对方鸿渐有情，唐晓芙依然果断地选择了分手。

失意的方鸿渐与形形色色的一干人等决定去应聘大学教授，一路上大家受尽颠簸，时刻面临着空袭的危险，却依然钩心斗角，只顾着自己的私事。历经辗转总算到达目的地，方鸿渐这才感觉到学校中的个人恩怨和明争暗斗。方鸿渐虽然不学无术，却没有什么城府，他不会算计别人，也就难免会遭到别人的算计，成了斗争漩涡中的牺牲品。与方鸿渐一同在大学中任教的孙柔嘉，也处处遭人排挤，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日渐亲密，产生了爱情，也定下了婚约，双双返回了上海。

工作和生活上的不如意，让蒙在爱情上的面纱被层层揭开，两人性格上的不合也逐渐暴露。夫妻感情开始恶化，孙柔嘉讨厌方鸿渐家里的每一个人，也瞧不起丈夫优柔寡断的懦弱性格。方鸿渐最初屡屡让步、辛苦维持，可是孙柔嘉的自私任性和乖僻的性格，让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最终造成了两个人不可挽回的悲剧结局。

《围城》不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个哲理。婚姻、爱情与生活，彼此交融，又相互排斥。生活在无形中为钱钟书锻造出了更多的阅历，而杨绛让钱钟书参透了生活的意义。

当大笑之后掩卷沉思，才能更好地体会故事中无处不在的讽刺，钱钟书独有的幽默，为《围城》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著名文学家李健吾读过《围城》的手稿后，曾经一度不停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只有最懂的人，才是最暖的伴。哪怕命运还能重新选择，也只有彼此是眼中最美的景色。即使对坐无言，空气中也酝酿出浓浓的浪漫，世界上再多的遗憾，都抵不过一生相守的陪伴。

钱钟书对人物面貌和心理的描写，常常入木三分，人们不禁好奇，如此拍案叫绝的著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只有杨绛最懂钱钟书。四十年后，杨绛给了世人一个答案：“书外之事”才是《围城》取材的源泉。两个人在国外留学和在国内教书的经历，周围的人、事、物，都被钱钟书加以想象和综合，最终提炼成这样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故事。主人公方鸿渐，并不是取材自某一个原型，书中描写的也并不是钱钟书和杨绛的故事。方鸿渐的原型，取材于两位亲戚，一个志大才疏，一个狂妄自大，两者糅合，变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人物，就连这两位亲戚，也没有从《围城》中看出自己的影子。

风流的鲍小姐，更是由三个原型结合而成：一位在牛津读书的风流女学生、一位在船上见到的富有身材曲线的东洋美女、一位皮肤黝黑的埃及女学生，加上听来的中国留学生在船上偷情的故事，这样一位风流的女性人物，便跃然纸上。

爱慕方鸿渐的苏小姐，同样也是一位复合体。容貌来自一位同学，心地来自另一位同学，她的丈夫又是一位同学，不过，结婚时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钟书自己。

人们都说方鸿渐的父亲，有些像钱钟书的父亲，如果硬是这样说，只有两三像分是钱钟书的父亲，更有四五分像是钱钟书的叔父。钱老先生看过《围城》后莞尔一笑，不知是否也觉得书中有自己的影子。

人生向暖，只因有伊人相伴。相互的默默支持，让彼此的人生之旅从不孤独。一句安慰绽放出一丛花朵，一生相伴让低落的心情泛起涟漪，岁月流传，世事在轮番改变，但爱情却从不陌生。

在钱钟书写作期间，杨绛练就了一身的“功夫”。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变成了裁剪缝纫无所不通。她能用缝纫机一口气做成一件旗袍，还能为钱钟书和女儿做衣服，处处忍让，练就了杨绛的好脾气。她的人生哲学是“披上隐衣，一切含忍”，终有一天会扬眉吐气。

赵景深曾经这样评论过钱钟书和杨绛：“钱氏夫妇像白朗宁和罗塞蒂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寻找潜藏在心底的影子，如果有幸找到，便是最完美的结合。有了你，便是有了完整的自我。

所谓“婚后情人”，便是夫妻二人婚后依然有爱，既是丈夫、妻子，也是彼此的情人。钱钟书眼中的杨绛，比“婚后情人”的意义更胜一筹，他认为杨绛是他的妻子、情人、朋友，貌似毫不相融的三个身份，集中在杨绛一人身上，简直是无比完美、妙不可言。

战争中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钟书只能维持着清苦的生活。然而，在清苦中偷得一丝温暖，便已经羡煞旁人。创作成了夫妻二人在黑暗世界中最大的乐趣，与朋友们的相处，也为两颗孤岛中忐忑的心，带来了一丝慰藉。

钱钟书和杨绛有许多谈得来的朋友，傅雷、曹禺、李健吾、唐弢、柯灵、许国璋等人，都是经常往来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朋友们聚在一处吃饭，既是赏心之事，又是口腹的享受。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是杨绛的好友。杨绛眼中的陈衡哲，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两个人结识在1949年，那是一个蔷薇盛开的春季，空气中充满着花朵绽放的甜蜜味道。

钱钟书和杨绛曾经请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吃过一次鸡肉包子，任鸿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不久陈衡哲就请杨绛夫妻去吃茶。两家离得不远，杨绛顺路又带了一些刚出笼的鸡肉包子，任鸿隽依然对包子的味道赞不绝口。

曾经的操劳，让杨绛的身体大不如过去，有些积劳成疾。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之后，杨绛总会有些低烧，体重每个月都会变轻一些，总是觉得疲累，医院却查不出任何病因。不过，一切辛劳终已成为过去，当时的杨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课，家里也请了阿姨帮忙料理家务。杨绛早已在过去的生活中将自己练成了“自动化”的机器人，看书的时候，还能同时织毛衣。只是，低烧让杨绛的精神越来越差，看书和织毛衣也没了太大动力。

陈衡哲经常请杨绛去家里帮忙，所谓帮忙，不过是拎几个热水瓶而已。杨绛虽然精力大不如前，但陈衡哲身体更加柔弱，拎几个小小的热水瓶，也成了极大的难事。杨绛与陈衡哲的交情，并不是建立于家长里短的小事，而是基于彼此的互相欣赏。杨绛与胡适的相识，就多亏了陈衡哲的引荐。杨绛早就想认识胡适，陈衡哲在家中安排了下午茶，而鸡肉包子，似乎成了杨绛和钱钟书去拜访陈衡哲的指定礼物。胡适的交际能力，给杨绛留下了深刻印象，生命中性格各异的朋友，为本就不平凡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点缀。

朋友是生命中的那些花儿，花蕊中升腾的炽热火焰，发酵出纯洁的力量。友情似花蕊中的蜜汁，香醇甜蜜，吞下去回味无穷。真挚与默契在火焰中升腾，胜却任何语言的力量。

与傅雷一家交往，是钱钟书和杨绛最值得追忆的事情。同是知识分子的两家人，在上海沦陷时期，对祖国有着同样的忧虑，也同样抱着坚定的希望和信心。钱钟书和杨绛经常在晚饭后到傅雷家去聊天，每一次交谈都好像打开一扇窗子，清新的空气就这样透彻心扉回荡在小小的空间，日常的苦闷就这样随风飘散。

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曾经就读于巴黎大学，可以说是钱钟书和杨绛的校友。两家住得很近，也一同度过了一段黎明前的黑暗年代。别人眼中的傅雷是严肃的，而杨绛眼中的傅雷，却总是带着笑容。每当他笑起来，眼中、嘴角、脸上无一处不挂满笑容。尤其是在与钱钟书交谈时，傅雷两手握着烟斗，笑容挂在脸上，他更像是在品味自己的笑，笑中的无限滋味，只留给自己慢慢品尝。

没有人敢轻易和傅雷开玩笑，除了钱钟书。一次朋友小聚，钱钟书和傅雷因为某一件事开起了玩笑，吓得旁边的朋友一直向钱钟书使眼色，可是傅雷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只是那位朋友事后依然心有余悸，直怪钱钟书太胡闹。

也许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能见到傅雷的笑容，对于自己的孩子，傅雷绝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严父。他的两个孩子阿聪和阿敏当时都还小，却偏偏喜欢听大人说话。傅雷与朋友的交谈是绝对不许孩子旁听的，也许是觉得孩子太小，一旦在外面说错了什么，会无端招惹祸端。一次与朋友们谈兴正浓，傅雷忽然好像感应到了什么，一下子走到门口，一把拉开门，看见两个孩子正背对着门口坐在台阶上，笑呵呵地偷听大人谈话。傅雷大声呵斥了一声，两个孩子吓得踉跄着脚步“咚咚”地跑上楼去了。妻子赶忙过来调和，一面骂儿子，一面也是挡住儿子被傅雷骂。

傅雷回到客厅里，渐渐与大家还像刚才一样谈笑，可是过了没一会，傅雷又忽然走到门口猛地拉开门，果然见到两个孩子又在门口偷听。傅雷的严肃劲这下可发挥到了极致，妻子温柔相劝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两个孩子在傅雷的大声呵斥下，吓得只敢“嘤嘤”哭泣，哪还敢为自己辩解，朋友们也不敢在盛怒的傅雷面前劝说，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以往只是听说傅雷严肃，这下才真算是领教了。

两个孩子长大以后，终于不再偷听，而是可以成为同席交谈的对象。可是回忆起父亲当年的呵斥，依然不免心有余悸。阿聪不禁感叹，当年偷听，是因为爱听钱伯伯说话。爱之深，责之切，父亲疼爱自己的方式，自己完全能够理解。虽然挨打的时候很痛，但父亲也是一时冲动所为，冷静下来之后，父亲还会责怪自己。

一向被人称为“孤傲如云间鹤”的傅雷，在钱钟书面前却自称“墙洞里的小老鼠”，这是挚友之间的调侃，也是对钱钟书魅力的深深折服。

天气也总是充满情感，雨滴轻落也能走出欢快的节奏。情到浓时，相见也挡不住思念，百年好合才是父亲，今生的情缘，也许是前世种下的因果。一生寻觅的，也许只能见到几个错的身影，而生命中值得歌颂的，却是那些无须寻找你就站在原地的安静祥和。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这是杨绛创作的散文《窗帘》，每一个字里面都包含着对生命的感触，纯真自然。杨绛不喜欢浮夸、雕饰的文字，雅俗共赏，才是艺术的本身价值。在她看来，好的作品，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她创作的散文《喝茶》《风》《听话的艺术》，也正是这样的作品。

杨绛与钱钟书一同创作，一同分享，也一同教书育人，似乎一切事情都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钱钟书的爷爷过百岁冥寿，两个人也是一同回到了无锡老家。家人大多分散各地，平时难得一见，如今在这座老房子里终于重新相聚。重新踏入老宅，杨绛有着诸多感慨。当年结婚的时候只在这里住过几天，如今转眼已经多年，房子早已改变了模样，即使多年以后重新踏上故土，杨绛一家三口也仅仅在老房子里住了一夜。

抗战胜利后，钱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在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来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又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兼任顾问，《围城》的出版又让他结识了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夫妻两个人的交友面，更加扩展开来。徐鸿宝先生曾对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说：“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才，两三百年才出一个。”

真实的世界里上演着真实的情感，每一段回忆，都仿佛是人生的缩写。花开有梦，花落无声，花开倾世芳华，花落万缕忧思。人生的主题是生活，那就注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