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围城》

说《围城》

□　小　池

《围城》是属于那样一种书：当你从头至尾不忍释手看完一遍后，可以随便从当中翻开看起，也照样看得饶有兴味。随便翻一页，都会有所启迪，颇觉莞尔，不啻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散文、杂感。郁达夫曾经夸奖房龙的文笔有种魔力，用之于钱锺书也毫不为过。

一个人如果缺乏思想，则不管他体魄如何强壮，也只是受伤的野兽、褪色的水彩，算不得完整的人，而钱锺书却是个充满了睿智、趣味与童真的人。杨绛也是，珠联璧合。

我觉得《围城》至精至美，却过于消极。全书笼罩着一种灰色的基调，除了那个“摩登时代罕见的人物”唐晓英比较有亮色之外，其余全都成了作者调侃的标的、批判的对象，李梅亭、顾尔谦、诸慎明，自私、促狭、软弱、庸俗……人性的种种弱点暴露无遗。

也许那个灰色时代的人物就是这样的，而作者灵敏的目光很容易就捕捉到这种可笑可恨的东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在许多人物极其真实，有丑也有美，可信度极高，让人觉得周围就有孙柔嘉，也有方鸿渐。我想一个腐朽堕落濒临崩溃的社会是很容易产生讽刺性强、打击度大的作品的，譬如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反之，解放初期就有大量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作品涌现出来。

钱锺书是个喜欢归类的人，他通常把问题归纳得简化了，仿佛世上只有两种人，初看起来似乎有点违背现实，仔细玩味就会觉得这种偏见是可以允许的：偏见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用语，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小说散文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理赔证明。一个有天才妙想的作家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罗列概括，只要他在某个问题上自圆其说，落笔成趣，又有何不可？鉴于此，读者的欣赏水准是极其重要的。

钱锺书有种文人特有的幽默感和睿智，他的小说不同于滑稽戏，有别于相声，让人在笑声中体会到学问和书卷味道。《围城》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妙语连珠，耐人玩味，时时随手一枪，击中弊端。像“做官的人栽筋头，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猫落地四脚着地，不至于狼狈，做官的人官官相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把政治家比为猫，颇有笑谑调侃之味。他还说女人涂脂抹粉的脸像“黄梅雨季的墙壁”，又说某人“打了个一寸见方的呵欠”，读来极是莞尔，俯拾皆是。

电视连续剧《围城》深得原著精髓，是书本的通俗化与立体化，虽得力于黄蜀芹导演的功力，可也离不开陈道明、吕丽萍等的演技。最值得一提的是方鸿渐的目光。在方鸿渐看人或与人交谈时，眼睛先盯住对方不动，头微低，面部无表情，当对方话说完时，这样的表情与姿势滞留一两秒钟不等，再头微抬，眉微扬，表明他听懂你的话或领会你的意图。这个目光令人拍案叫绝，因为他深刻表明了方鸿渐的内心。方为人懦弱，无主见，无血性，内心彷徨无助，缺乏鸿鹄大志，更没有踌躇满志、激扬文字的青春气概，所以那个心灵的窗户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内心深处的灵魂。我们也从方的身上窥测到旧上海或者旧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

《围城》与《渴望》同时播放，如果说有人喜欢后者的通俗流畅，那么更有人喜欢前者的高雅深刻。当然这是一个口味的问题，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从前钱锺书名声在外，如今国内名家学者却要刻不容缓地研究钱学。我觉得这犹如研究红学一样，最终专家据理力争的可能是关于袭人是小脚还是大脚的问题，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劳民伤财。只要钱锺书获得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又何必去刻意研究他。他的精湛无比的写作功力是以其特定的家庭渊源和历史环境以及生活阅历为基础的，旁人东施效颦意义不大，更不能矫枉过正，违他本意。他在《说笑》中曾说：“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

（1992年6月16日43期，作者为1989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