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戍边，深扎根基

1969年6月5日清晨，天不作美，断断续续下着蒙蒙细雨，给人一种凄凉悲壮的感觉。

余姚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他们似乎没有理会这该死的潮湿的天气，相互推搡着簇拥在那一列见头不见尾的绿皮火车的周围，寻找着他们要见的人。火车的车窗敞开着，车窗里贴满了孩子们无所适从的脸和伸向窗外的双手，漫无目标地挥舞着，向自己的亲人们做着此行最后的告别。

陈燮中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意义。这是他走向社会的一个新起点，也是他迈向人生新历程的第一步。

这一天，就是浙江省宁波地区慈溪、余姚两县的近400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乘坐这一专列，共同奔赴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去支援边疆建设的最难忘的日子。

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场部鸟瞰图（1990年）

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离陈燮中家乡大约3000余公里。他们乘坐的知青专列整整跑了三天两夜，最后在东北平齐铁路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停了下来，这个小站叫“金宝屯”。

“金宝屯”就如宫廷里的一道名菜，听起来响亮，却看不到它名字背后的光鲜。满眼望去，沙包连着沙丘，绵延着的依然是望不到头的沙土地。稀疏不整的蒿草东倒西歪地趴在干枯的沙土地里一片连着一片，看上去不仅凌乱而且荒凉。几只羊啃着草皮，几间土坯房里冒着炊烟，生命的痕迹就像天边的呐喊，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梦幻。

这里的确没有陈燮中想象中的辽阔草原，也没有“十五的月亮”、“敖包相会”那种激动人心的浪漫情调。

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变成了内蒙古的黄土高坡，凛冽的寒风替代了和煦的阳光。到处是荒原，遍地是尘埃。

胜利农场位于东、西辽河相间的冲积平原腹地，离金宝屯火车站三十余公里，当时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只能顺着原来的车辙，跨过西辽河，穿过草甸子，翻过沙坨子才能到达那里。

半封闭式的胜利农场是一个县团级建制单位。当时它有一个场部、五个分场，还有牧场、冷库和渔库。农场内医院、学校、商店等附属单位也配套齐全，生活设施完备。农场有耕地10万余亩，主产玉米、高粱、小麦、大豆，并且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看来农场的自然条件与“金宝屯”这个好听的名字差距不小，但这里确实是比较适宜知识青年劳动锻炼的地方。这让有着“驰骋内蒙古大草原”梦想的陈燮中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胜利农场的干部职工对浙江、天津和内蒙古本地知青的到来倒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他们腾出了最好的砖瓦房留给知识青年。他们期待知识青年在这里能够好好地接受再教育，认真地锻炼和培育自己，并能安家落户，日后成为这个农场真正的主人。

其实，陈燮中清楚地知道，这次远征并非“长征”。这将是一次跳不过去的脱胎换骨的真实的改造。所以，必须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的充分思想准备。既然，听从毛主席的号召到遥远的边疆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步跨得又那么大，但跨出来了就成了客观事实，在客观事实面前就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沉下心来，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老老实实地走向社会，认认真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脚踏实地地参加实践活动，不能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待，也不能让在家的父母亲看着着急。

陈燮中所在的连队在二营六连，这是一个普通的农业连队，在胜利农场称作“大田连”。顾名思义，这个连队所担负的工作完全是在农田里铲大地、种庄稼的苦力活，在这里不脱一层皮那就不能算作锻炼，也没有人会承认你是一位真正的农民。

六连的连长叫孙学恩，是胜利农场从附近的科尔沁左翼后旗平安公社调入的“贫下中农”。孙学恩30岁开外，年纪不大，却精明能干，在农村已练有一手能叫社员们啧啧称道的农业生产好活计。孙学恩虽然读书不多，学识不高，但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尤其在农业技术的指导方面独树一帜，远近闻名。

六连的指导员叫栾宇生，也是胜利农场从附近的科尔沁左翼后旗向阳公社调入的“贫下中农”。栾宇生30多岁，是当地很出名的一位高中生。来农场以前，栾宇生已在农村中学任教数年，理论功底比较深厚。他还善于演讲，不看文稿可以不间断地说上半天，而且文理清楚，前后连贯，毫无破绽。

这是两位得力的领导，也是两位厉害的角色，在他们的手下劳动锻炼需要倍加小心，这是陈燮中的第一反应。

为了安定知识青年们的情绪，二营营部决定将干部们调剂出来的20余间砖瓦房全部分配给知识青年，每间能住四至五人。陈燮中与另外4位浙江知青被分配住在一起，算是有了他们的一块小天地。在这块小天地里，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经营自己的生活空间。

新的生活就这样在戏剧性的变化中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与二营大多数知青来自慈溪县周巷区不同，陈燮中属于外区——泗门区的知青，一开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有些拘谨。但与他同居一屋的周巷知青徐乃东、施岳定、徐开洪、王伟信等四人都是很有才干，很重情义，又都是通情达理的小伙子，在他们的眼里大家都是浙江来的知识青年，谁也没有区别。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把陈燮中当外人。看得出来，陈燮中自然也很乐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来看待。

凡事谦让的习惯，陈燮中是自小养成的。在这小小的群体里面，他要担起的责任在他的心里早已有了盘算。他让年纪最小的王伟信睡在炕头，自己则睡到炕尾，虽然区别不会太大，但他认为炕头总会比炕尾干燥一些。到了冬天，炕头也会比炕尾暖和一些。他总把方便留给别人。他每天很早起来去跑步，跑步回来挑水、劈柴、扫院子是他每天必须干的三件事。屋里的活能做的，他都提前做好。他让知青弟兄们多休息少受累，是出自他内心的本能，也是他的自觉行为所致，他总把重担留给自己。

因为陈燮中主动而又诚恳的表现，原来让他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他早期“孤单”的想法在他和同事们的友好相处下也一扫而空。他不仅没有和陌生的同事们格格不入的感觉，而且很快变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是他父亲的一句话提醒了他。父亲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留得住寂寞能合群，关键在自身。记住‘宅心仁厚，有容乃大’，即为海阔天空，只要你宽厚待人，别人也自然会真诚待你。”

刚到边疆，胜利农场给了知识青年三天的休整期，这也是很重要的适应期。这几天，大家左邻右舍地串门，成群结队地逛那个小得可怜的商店，有的还别出心裁地到防风林里去逮野兔，捉青蛙……这使大家对农场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三天过后，知青到达农场以后的劳动正式开始了。

根据营部的安排，连长孙学恩带人送来了一捆又一捆的镰刀，信心满满地向知识青年宣布小麦开镰的消息，并将镰刀分发给大家。这是知识青年来农场以后领到的第一个生产任务，大家虽然有点茫然失措，但还是充满好奇，跃跃欲试。其实，“三夏”会战是农场最重要、最艰苦，也是最残酷的劳动之一，它关系到夏粮丰收、保障秋粮入库的关键性农时。而且“三夏”时节正值雨季，还有抢收的意味。所以，农场对“三夏”会战十分重视，开镰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进行全体动员。

陈燮中对“三夏”会战充满期待，又尤觉紧张。过去，在家乡他也参加过麦收，那时是作为学生支援农忙劳动，他没有任何负担。现在，可不一样了，自己成为主要劳动力。连长扔给他一把镰刀，二话不说，让他自己琢磨，他感到心里没底。

陈燮中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在“大战”前一定要弄明白具体的细节，他不想打无把握之仗。所谓“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他想要好好地应用一番。

晚饭后，知青朋友们都东一伙西一伙地闹着玩儿，没有一点“战前”的紧张气氛。而陈燮中则提着镰刀去找连长孙学恩，他的问题很简单，但很实际，他请教连长如何使用这把镰刀。连长对陈燮中提出的问题感到有些意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青年主动上门来向他求教，而且他提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基本，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不容置疑在知青中具有普遍性。瞬间，连长对眼前这位小伙子的细心和认真劲儿刮目相看了。

连长孙学恩首先给了他三点启示：第一，把镰刀磨快；第二，沉下身来；第三，积聚耐力，一鼓作气。然后又为他作详细的分析：北方的麦子与南方的麦子不一样。南方的麦子是点播的，成孔状。北方的麦子是散播的，成条状。所以，南方收割麦子一般用的是三角形的小镰刀，也有带刺的小弯刀，需要“砍”；而北方收割麦子却要用月牙形的长镰刀，只需“撸”。这就是说在北方收割麦子，如果没有一把好的、耐用的、锋利的镰刀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三夏”任务的。作为回应陈燮中真诚上门求教，连长特别为他作了示范，不仅亲自把陈燮中手上的镰刀磨出锋刃，还教会了他磨刀的窍门。临走时，连长又送给他一块自己备用的磨刀“油石”。

陈燮中的二营天津知青战友郑桂香在收割麦子的田头（1969年）

连长孙学恩的真诚和热情，让好学上进的陈燮中感动不已。

陈燮中带着十分满意的答案回到“家”里，默默地把其余四位“室友”的镰刀找出来，一一把它们磨好，又放回原来的位置。

第二天，太阳还未露出地平线，连长孙学恩领着六连的知识青年们已经出现在田间地头，指着无边无际的麦田，传授给他们割麦的方法，分派一天的收割任务。

结果是意料之中的，陈燮中以超过全连其他知识青年近三分之一的速度顺利到达终点，赢得了“三夏”会战首战的第一名。

没有人怀疑为什么陈燮中会割得这么快，还那么轻松自如，也没有人问过陈燮中什么时候学到这一手好农活，还那么娴熟标准。总之，他和他的“室友”们都是最先“割”到头的，他又带着“室友”们回过头来帮助落在后面的知青战友们共同完成连长下达的收割任务。知青战友们除了感激，恐怕更多的还是发自内心地佩服。而此时，陈燮中想得最多的不是他的荣誉，而是他在哥哥陈羽中厂里见习时，哥哥为什么叫他不断地“磨车刀”的原因。他对“砍柴不误磨刀工”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会。

陈燮中老早懂得“三人行，必有吾师”的道理，只不过在胜利农场“三夏”会战前做了再一次的有效尝试罢了。从此以后，陈燮中拜孙学恩为“师”认真学习起了农活。他们不仅成了要好的朋友，而且他还成了孙学恩家的常客。

孙学恩的家境其实很困难，在平安公社时就是典型的贫困户。孙学恩有三个不大的孩子，一起带来胜利农场落户，虽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但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人，比在农村还要艰难得多。但孙学恩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家里人畜共居，三餐难饱，而对公家的事却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常常对知识青年们说，要想与贫下中农结合得好，就不要怕身上长虱子，自然这是一句玩笑话。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不能瞻前顾后，总去考虑自己的得失。他比知识青年大不了几岁，却已老成持重。

陈燮中的二营浙江知青战友王年年在鸡鸭号喂鸡（1969年）

陈燮中对连长的为人是钦佩的，但他对连长的生活态度不敢苟同。陈燮中认为，既然知识青年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灵魂，那么，贫下中农落后的生活习俗也可以通过知识青年的相助，变得更加文明健康起来，这应该成为一种互补互利、互相促进的关系。为了改变连长家“人畜共室”的恶劣环境，陈燮中实施了帮困脱贫的长期“战略”。他经常在收工之后，顾不上休息跑到连长的家里去帮助脱坯，砌墙，垒猪圈。他认为要改变连长固有的不良生活习惯，就要从改善他们家的生活环境做起，首先将人畜分离，再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整个改造过程中，他已经把南方人良好的生活理念悄无声息地留了下来，使连长家的日常生活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有了连长家这个样板，全营的贫下中农纷纷效仿，都照着他的样子去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

在连队，陈燮中什么样的活都愿意干，他就是喜欢挑战自己。所以，凡是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地方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三夏”中麦收是个重头戏，麦子进场后就要马上脱粒，在北方农村叫“碾场”，用骡马拉着碾子不停地压，费工，费时，又费力气，但好在人力可以自由支配。而胜利农场有“脱粒机”，机械化操作十分方便，但人机共转，没有丝毫间隙。虽然，小麦脱粒的劳动一般都安排在晚上，美其名曰“挑灯夜战”。其实，这是一场恶战。

白天的劳累尚未缓解，晚上继续夜战，这在那个年代来说算是家常便饭，并不奇怪。大家想的都是不要延误了农时，将到手的粮食白白地烂在垛里。那可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谁也不敢含糊。陈燮中和他的战友们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吃了晚饭就来到场院。连长把任务分配下去后，多数人都占了有利的位置，陈燮中自然选了最累、最脏的出料口。

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使整个场院顿时热闹起来，尘土夹着麦芒肆无忌惮地飞扬起来。随之，来这里干活的人们陡然紧张起来。

麦子从出料口出来像溪流里的水一样源源不断，灌满麻袋再装上马车运往粮库。这是一套完整的流水线操作，需要连续作战，不可以停息，也不可以怠慢，一般人真的吃不消。陈燮中把持的那个出料口就是这条流水线的“关口”，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陈燮中一刻不停地奔忙着，就像“脱粒机”上的一个部件，机械、刻板、规范，无懈可击地来回运动，直至忙到收工。

一场“夜战”下来，陈燮中被汗水与尘土包裹得严严实实，蓬头垢面，简直让人无法辨认，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鼻孔里塞满了灰土，觉得呼吸困难，嗓子眼里吸进了大量麦芒，叫他整整“哑”了半个月。事后，他风趣地说，看来人真不能与机械较劲，否则非损伤了身体的零部件不可。

不久，苏联野心勃勃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我国与苏联关系恶化，中苏在珍宝岛开战。部队进驻农场，胜利农场由地方管理改为军事管制，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部队干部把突出政治的一套搬到了农场，于是，“会战”变成了“战役”，而各类“战役”中就多了各种各样的“大比武”。

金宝屯胜利农场的知青“赤脚医生”培训班在军训（1970年）

为了实施正规化、军事化管理，在场部军管会的授意下，全场各营的农业连队都施行大营房集体居住。从此，无论浙江、天津、通辽的知识青年，还是单身的复退军人、贫下中农都混居在了一起。二营六连并不例外。陈燮中和他的同事们从单门独院的小房子里搬了出来，走向了真正的集体生活。

麦收是“三夏”会战的一部分，紧跟着“夏播”、“夏种”接踵而至，而“夏播”、“夏种”又是秋粮丰收的基础，军管会领导当然十分重视。于是，有了第一个“战役”，即“保苗保丰收”战役。陈燮中在这个“战役”中体会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蹲着薅草间苗。这本该是适合姑娘们干的活，但军管会说是赶进度，硬是把农业连队的男青年们统统拉出来与她们一起干，美其名：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还要他们“摆擂比武”。

陈燮中满以为军管会的领导不懂农事瞎指挥，让“大老爷们”干这活白下了他们的一身肌肉，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以为然，他们把这活儿比作休假，信心百倍。陈燮中和姑娘们一起一边干着活，一边有说有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浪漫，看不出有半点异样。可到了下午，姑娘们和“大老爷们”的距离已经拉开，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陈燮中有点慌乱起来，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过分自信给他带来了危机，他小瞧了这项“慢工细活”的艰辛，他更小瞧了那“半边天”的耐力。原来，薅草间苗的学问可不小，清除苗间的杂草如同大姑娘绣花，必须泾渭分明，眼疾心细。当然，这里还要比拼手脚协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考验每个人蹲着行走能坚持多久的“蹲功”。尽管这些都是姑娘们的长项，但陈燮中是一个不愿意服输的人，前面的路有多么难走，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陈燮中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只见他最后几乎是“匍匐”着完成他的劳动指标，待他站立起来的时候感觉双腿已经僵硬得迈不开步了，可与姑娘们的距离仅仅只差一箭之遥，还把那帮“大老爷们”甩出去好远好远。他虽然失败了，大家仍然认为他虽败犹荣，他感到很开心。

也许为陈燮中的拼搏精神所折服，也许为他平时热情厚道的表现所感动，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姑娘们好有不忍，于是产生了恻隐之心，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争抢着将他搀扶回营，弄得陈燮中怪不好意思。

耪大地“放秋垄”，那是玉米灌浆后铲的最后一遍草。八月秋高，天气还是热得熬人，待着不动汗珠子都会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可是，军管会还是下达了第二个“战役”的命令，叫“增粮之战”。玉米已经长得齐人高了，一片片农田成了望不到头的青纱帐，要钻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用大锄头铲垄沟两边的荒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军管会的领导说，这是争粮夺丰收的战略任务，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干下来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就是最苦最难的活咱们都得干。

《游击队之歌》中有这么一句唱词：“青纱帐里游击队员逞英豪”，唱得很轻快，很自信，也很有诗意，革命的浪漫主义飘满整个原野，没有实践，不会知道里边的奥秘。然而，陈燮中面前的青纱帐就没有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幸运了。热浪一波接一波地袭来，小咬（一种喜欢吸人血的小昆虫）成群结队地威胁着他裸露的肉体，玉米叶子像刀片一样刮着他的脸和脖子，汗水流进被划破的创口，扎着心地疼痛。衣服湿透了再干，干透了又湿，后背脊形成一圈圈花白的汗碱。手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腰酸得像折了一般。四周已无人顾及彼此，寂静中只有“唰唰唰”铲地的声音尚能证明附近确有生命的声息。瞧着望不到头的长垄，孤独、焦虑胜过了对意志的摧残。天渐渐黑了下来，同事们的气息渐渐的远去，陈燮中仍在拼命地往前追赶……

陈燮中是最不甘心落后的，但今天他确实成了“尾巴”。待他铲完最后一锄地，直起腰来一看，发现他的战友们都已经走了，都回营房休息了，只有连长孙学恩还在地头等着他。

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袭上心来，他第一次尝到无地自容的滋味。

当然，连长是心知肚明的，陈燮中是不折不扣完成“放秋垄”任务的。他的其他队员们或多或少都有“跑垄”（中间隔一段不锄）的嫌疑。有人俏皮地说，过去，青纱帐里，游击队员可以隐藏自身，迷惑敌人；现在，青纱帐里，他的队员难道不可以迷惑他这个连长吗？当然，连长没有向陈燮中点破，不是故意为难他，而是有意给他留点“挫败”的感觉，以待日后他能更加小心谨慎、脚踏实地地对待不同环境中需要接受的现实。

陈燮中的表现让营、连两级领导很满意。1969年底，他被任命为二营六连一排副排长。

支边在金宝屯胜利农场时的陈燮中（1970年）

陈燮中在农业连队的两年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秋收战役”和“三江口水利工程战役”。

“秋收”是一个综合性战役，也是农场最具代表性的大会战。场部军管会对此自然十分重视，不仅全场召开“誓师大会”造声势，而且还要求各营进行战前再动员，各连队做出具体部署。

陈燮中的六连一排在这次会战中又成了营里的“突击排”，“任务重于泰山，轻伤不下火线”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

二营有一万多亩农田，95%以上种的是玉米、高粱。这些成熟了的庄稼用机械是无法作业的，仅靠两个农业连队一百来号人来收割，平均每人需要承担100多亩的收割任务，可想而知，这必然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他们从这一大片地里扒下每一穗玉米，砍倒每一株玉米秆，都是在血和汗水的交融中完成的。整个“秋收战役”，他们起早贪黑，连续奋战了三个月，终于让粮食颗粒归仓，让秫秸按期入户。

一场“秋收”下来，陈燮中和他的战友们如同脱了一层皮，原来那些阳光潇洒的小男孩不见了，留给大家印象更深的是多了一群沉着、刚毅的东北汉子。

“三江口水利工程战役”是一场特殊的大会战，这是由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统一组织指挥的大型农田引水工程项目。1970年深秋开工，历时两个月，全线挖掘了数十公里的河道，将辽河的水引入旱地，灌溉农田。这分明是“秋收战役”之后的又一场硬仗。胜利农场地属三江平原，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界内，与周边几个公社唇齿相依，如果利益均沾，必然要责任共担。所以农场不可能袖手旁观，甚至会把这场会战看成开年大戏。为此，场部指示每个营派出一个连队支援会战。于是，陈燮中的六连一排又光荣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前线。

当时的施工，没有挖掘机械，全靠人海战术，一把“虎头镐”，一把广锹，一副柳条筐即是全部的劳动工具。

陈燮中和胜利农场的知青们奋战在三江口水利工地（1970年）

兴修水利的季节接近秋末冬初。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早晨的水面结了冰，大地的表面也冻上了厚厚的一层。要掀开这扇冰冻的“大门”并非易事，只求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于是，陈燮中和他的战友们脱掉棉衣，甩开膀子，抡起铁镐干了起来。他们不管寒风刺骨，不管大汗淋漓，心里只有一个意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汗水湿透了衣衫，停下来就会结成“冰衣”，工地离他们的住地又很远，约有七八里地，去住地换衣衫绝不可能，他们只有不断地干活，不断地运动，以抵御寒风的侵袭。今天陈燮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然心有余悸，他说那时劳动强度虽然很大，一天下来累得真不想动弹，但最难熬的还是太“冷”。他们在寒风中摸黑起床，在冰凉刺骨的泥水里开镐刨土，中午在工地上啃冰冷的窝窝头，有时白菜汤里甚至会出现冰碴子。辛苦一天，摸黑收工回到老乡家里（兴修水利的民工都借住在老乡家）还没有热水擦身洗脸，炕也没有人烧，一摸冰凉冰凉的，一直凉到心里，真有一股雪上加霜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