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联系

第四十章　最后的联系

直至此时，毛泽东对于他在共产党中的行动从未向我隐瞒，而他对我所说的许多秘密事情，我确实不曾向任何人吐露一字！我们在上海分手之后，通信频仍，有时使用只有我们才明白的隐语。数月后，我回到法国，我们的信件便须费时十至十二星期才到达目的地，因为当时还没有空邮。对于毛泽东的荷包来说，没有空邮是件好事，因为他的字头又大又粗，而他的信又常写得很长，那要他倾家荡产买邮票呢！

我迟至一九二四年才返国，住在北京。因为我不能到长沙见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我们便频密地通信。这时，孙中山先生决定和共产党合作，结果共产党员都兼做国民党员。

在此期间，我所效忠的国民党，跟共产党都有相同的基本目标，就是攻击和打倒军阀。我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到处奔走。毛泽东、我在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同我自己都为这万众一心的目的齐心协力。

固然我跟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和其他有力的共产党人有直接联系，不过，我对中共内部的秘密讨论和计划自然一无所知。毛泽东继续写冗长而亲切的信给我。他虽然不能公开讨论他党内的行动，但是我们仍像过去一样的坦诚地作理论上的辩论。

在北京，国共两党的党员融洽地工作。例如，当我奉任为《民报》（北方唯一重要的报纸）的总编辑，我们在每天午夜后都举行编辑会议。我们围坐着一张大枱：对面是我的秘书，左边是三名国民党员，右边则是三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之一是范鸿鹄，他后来跟李大钊一起遭绞杀。这实际上是一个雏型的众议院会议，而我们的意见又完全一致，一念及此，我现时还笑在心头。

国共两党都觉得很需要印行文章和小册子来反对军阀，但印务所全不敢印。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有一次在会议中提到：他曾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北京搞过一间印刷局，自任为总监，国民党的司库拨出一笔可观的经费支持这计划，又引荐熊瑾玎⁽¹⁾自长沙来北京做执行编辑（熊和李同在楚怡小学任教员，后来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现在他和学会的其他老会员同在北京做事）。警察后来开始怀疑，对他监视，李大钊做了四至五个月后，将余款归还顾孟余，他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和研究所所长，后来是中华民国的铁道部部长。这事件又一次说明了国共之间紧密合作的关系。

一九二五年，我经常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失去自由，一直匿在北京和天津的租界以免被捕。一九二六年，当李大钊和其他好几个共产党人被军政府绞杀的时候，我们革命党人更加活跃，虽然危险日甚。我们的家里经常由警察和士兵不遗一瓦地搜索。有一次，我躲在外国租界，我家将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写给我的一整箱信件焚掉。间中收到一些简短的口信，由来往长沙和北京的朋友带来，但是逐渐连这些口信也停止了。

【注释】

(1)熊瑾玎（1886—1973），湖南长沙人，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接替毛泽东主持湖南自修大学校务。1927年入党，1938—1945年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