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第九章　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名开智，女儿名开慧，开慧是年小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亲，深眼窝，小眼睛；但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的黝黑遗传。一九一二年当我头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就读于长沙中学⁽¹⁾。

从那一年起，我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里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饭，饭后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我们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我们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们之中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中饭；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当然我们亦并非彼此冷漠。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我们的视线相交，特别是当我们之中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盘子中夹菜时，我们只有借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间却绝无相对而笑。一九一八年，当我在北京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我们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我们尊重他的肃静，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快吃。这种气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形。杨先生本来很讲卫生，但他不曾体验到一项事实：人们在饭桌上正常的谈笑，造成欢快的气氛，会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对人很和气。她烧得一手好菜，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很多。我们对杨师母的菜特别欣赏，因为学校里的伙食太不能令人满意了。我的两个同学和我，每次在杨先生家中都比平常吃得多。但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时我们必须自我节制。我们向杨先生表示，我们吃饭应该付若干饭费。他说假定我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些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惯，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征的费用，绝不能多。

我们三个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国元年，中饭过后，杨先生送我们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我们两个人先走了。当时我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我们听到；因此，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过。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我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我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我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我之间宛若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我们彼此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末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我通讯地址，因而，我也无法写信给她。

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后，便和开慧结了婚。

一九二○年，我从巴黎回到长沙之后，曾经向毛泽东询问杨师母和开慧的消息，因为我打算去看看她们。毛泽东告诉我她们住在乡下，很远，但对他们恋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后来却又完全告诉了我。当时，我正请杨师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礼物交给她。我抱歉的是没有回答开慧的信，感到罪过的是没有照顾杨先生的遗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即将逮捕开慧，因为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毛泽东的太太。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包括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信、打电报等等，试图挽救她的生命，但终于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

【注释】

(1)杨开慧生于1901年，当时应该是1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