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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是毛泽东心中的“骄杨”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怎能不称她为“骄杨”!但杨开慧并不轻率,直到毛泽东有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时,两人才建立了恋爱关系。杨开慧积极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杨开慧面临被捕危险。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杨开慧被捕后,党组织和她父亲的生前友好,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妻,案情重大,又在狱中坚持斗争,顽强不屈,终于将她判处死刑。

杨开慧是毛泽东心中的“骄杨”

她是毛泽东挚爱的妻子,亲密的战友,他们之间建立了高尚纯洁的爱情,一道度过了一段早期的峥嵘岁月,谱写了光辉动人的篇章。她的意志十分坚定,她的诗作情真意切,她的形象纯洁美丽……毛泽东怎能不称她为“骄杨”!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1]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2]

杨开慧简介

杨开慧(1901.11.6~1930.11.14),中共早期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字云锦,乳名霞。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湖南长沙市人。父亲杨昌济,为人正派,笃志嗜学,是一位满怀爱国热忱的学者。开慧两岁时父亲出国留学,她随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

杨开慧七岁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现名开慧学校)读书。后来,父亲来信要她母亲也进学校读书。她便和母亲一道,转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学校,母亲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传为美谈。

1913年,杨开慧随归国的父亲迁居长沙城,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停学在家,由父亲指导自学。这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第、罗学瓒等到“杨寓”求教,讨论治学做人之道,探求救国救民之理,开慧在一旁倾听,深受影响,后来也参加了一些讨论。她对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最为倾服。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后,杨开慧又随家到了北京,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九号。因杨昌济到京后长期患病,她为陪侍父亲没有进学校读书,在家自学。同年秋,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杨开慧又有机会接受毛泽东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思想上、学识上提高很快。当时前来探望杨昌济的一位朋友,曾称赞杨开慧说:“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此间,开慧与毛泽东接触较多,志同道合,感情日深,在父亲的支持下,两人开始相爱了。后来,她回忆这段情形时说:“听到他(指毛泽东)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但杨开慧并不轻率,直到毛泽东有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时,两人才建立了恋爱关系。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不幸病逝于北京。开慧怀着莫大的悲痛,和全家一起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入长沙福湘女中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对学生控制甚严。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杨开慧,已具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对学校的各种反动措施感到不满,于是组织学生反抗,她带头不做“礼拜”,并且剪了短发,是学校惟一剪短发的学生。学校限令她三个月将头发蓄起来,她不予理睬。她还组织同学开展反对包办婚姻、帮助失学女生复学、争取男女生同校的斗争,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分子”、进步学生的“后方”,受到监视。大家则称她为“开慧姐”。

杨开慧积极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毛泽东缺少活动经费,她动员母亲把父亲逝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文化书社成立后,她参加了书社的工作。1920年冬,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的第一批团员之一。就在这时,她与毛泽东结成伴侣。1921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毛泽东以一师附小主事的身份,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租了一栋三开间的木板平房,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她和毛泽东在此居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担任了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展工运。

毛泽东于1923年4月去上海党中央工作。随后,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也到了上海。除协助毛泽东工作外,还同向警予一道开展妇女运动。1924年底,杨开慧又随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对农运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好。正是由于有开慧这位“好秘书”的协助,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脱稿,并于1927年3月发表在《战士》周刊上。

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与老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昌回到长沙板仓。同她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帮助带孩子的保姆孙玉英。当时环境十分险恶。杨开慧面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她把为革命而牺牲,当作“是我喜欢的事”,只是担心她死后母亲和孩子无人照顾。为此,她留下了给堂弟杨开明的信,托杨开明在她死后照料孩子(后因杨开明先杨开慧牺牲,故此信没有发出)。

1930年7月底,红三军攻打长沙,使长沙、平江、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暴露。8月初,红军被迫撤离长沙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长沙城乡滥捕滥杀,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被杀害。杨开慧面临被捕危险。此时,地下党组织劝她离开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仍然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坚持工作。她行踪隐蔽,加上有群众掩护,致使敌人的几次围捕都扑了空。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杨开慧被敌人的密探发觉。当天午夜,数十名敌人将板仓下屋团团围住。当她知道已无法脱险后,从容地处理了手头上的文件,打开房门,横眉冷对冲进屋来的匪兵说:要走便走。敌人将她和8岁的毛岸英以及身边的保姆孙玉英一起抓走了。杨开慧被捕押到长沙后,敌人弹冠相庆,妄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东的住址,并认为“杨开慧若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对她严刑拷打,百般利诱。但是,杨开慧大义凛然,始终坚强不屈。敌人说:“只要你登报声明,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放你出去。”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

在狱中,杨开慧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每当亲友到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有次,她对岸英说:“你长大后,要记住这帮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杨开慧被捕后,党组织和她父亲的生前友好,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妻,案情重大,又在狱中坚持斗争,顽强不屈,终于将她判处死刑。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时,年仅29岁。

试析

杨开慧,系名门闺秀,在她身上集中了她所处时代女性的一切优秀品质:美丽、善良、知书达理、勤奋向上,有崇高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毛泽东深深爱着她,她也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毛泽东。她曾以饱含深情的笔墨追述了自己与毛泽东的恋爱历程:“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地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1921年春节前夕,这对热恋情人非常自然地缔结了姻缘,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更没有购买什么像样的家具,因为他们反对一切“俗人之举”。

中国共产党成立3个多月后,杨开慧离开她执教的岳云中学,同毛泽东一道住进长沙小吴门清水塘,算是正式有了一个“家”。这个“家”是一幢两进三开间的小木板平房,里面陈设十分简单,除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和几条凳子,没有其他显眼的东西。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的主事,他的为数不多的薪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杨开慧虽出身名门,但却立志要像平民一样生活。她穿得最多的是大布衣。她把一切精力放在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上,选阅、剪辑每天的报刊,帮毛泽东抄写拟定的文件,还出外担负联络任务。到了晚上,她还要为前来清水塘开会的人站岗放哨,为经常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餐。为弥补革命活动经费的不足,她动员母亲拿出父亲去世时亲友送的奠仪金、募捐款给毛泽东使用。1922年10月,她生下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11月生下第二个儿子毛岸青。毛泽东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家庭生活,生活和工作的重负都压在了杨开慧身上。

1924年杨开慧离开清水塘住处,随毛泽东辗转于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后返回长沙板仓故乡。在这3年多时间里,惟有1925年8月到1926年底在广州时,生活比较安定和舒适。回到板仓后的几年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靠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从上海寄钱接济她。她在给李一纯的信中不无辛酸地说:“由于泽民的家庭观念,我还没有饿饭……孙嫂不要我的工钱。”她甚至用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片写信给李淑一,要李淑一给买些纸笔和读物寄给她。尽管如此,她还惦念毛泽东的生活。1928年,她写了一首题为《伤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诗中写道:“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可见,惆怅无已时!”诗中的“足疾”,是指毛泽东送她回板仓时引发的脚病。杨开慧在一年之后犹念及此,体现了她对毛泽东深深的爱。

1930年夏,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队在板仓附近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人劝杨开慧设法去井冈山,她没有同意。她一边掩护其他同志转移,一边做各种应变的准备。危险之际,她没有忘记装在从武汉带回的那只箱子中的文件和手稿。为使这些东西免于落入敌人之手,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个蓝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没有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壁墙内。1930年,杨开慧不幸被捕,敌人将她的老屋搜了个遍,包括那只文件箱,但没有捞到半点东西。在狱中,她历尽磨难,百折不挠,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为革命的献身精神,对党、对毛泽东忠贞不渝,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堂妹时,深情地怀念烈士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和杨开慧同志一起被捕,在他们家做过保姆的孙玉英老人时,毛泽东详细地询问烈士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又说:“你同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到你,就像见到开慧一样……”,“开慧是个好人哩!”毛泽东写信嘱托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说:“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写信志哀,信中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称杨开慧为“我的亲爱的夫人”。1957年,他又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以“骄杨”喻爱妻,安抚烈士的忠魂。

杨开慧,是毛泽东挚爱的妻子,亲密的战友,他们建立了高尚纯洁的爱情,一道度过了一段早期的峥嵘岁月,谱写了光辉动人的篇章。“骄杨”——这是毛泽东对杨开慧最真挚、最美好、最恰当的评价。

【注释】

[1]摘自毛泽东对杨开慧帮助他整理湖南农运调查材料时的赞语(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4卷,第2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见《毛泽东诗词集》,第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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