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打压的硬汉子

不怕打压的硬汉子

1931年夏，27岁的邓小平主动向中央请求去苏区工作，奔赴江西瑞金担任县委书记。原来的瑞金县委书记搞肃反扩大化，杀了很多干部，听说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一百多人被杀，全县人心惶惶。年轻的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肃反”情况，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主持公开宣判了制造一系列冤案的首恶分子李添富、谢在权等人，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会上为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平反昭雪。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但当时中共党内“倾左”错误盛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硬拼消耗的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有人诬蔑毛泽东理论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针锋相对地说：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背景下，这样的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1932年11月，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我苏区南部的寻乌县，但当时红军主力集中在苏区北部打仗，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邓小平及时地组织部队撤退，未曾料，就此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扣上了“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帽子。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3年2月刊文，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寻乌事件”中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在挫折面前没有消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1933年夏，他从宁都的乡下被调至红军总政治部当选初步干事，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尽管仍然身处低谷，他还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办《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8开4版，邓小平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当时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邓小平力图把报纸办的通俗易懂，既有革命理论学习的栏目《列宁室》，也有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事迹的栏目《红板》，还有介绍防病治病的栏目《卫生常识》……邓小平把《红星》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面对暴风骤雨，他始终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体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只要有机会，他就孜孜以求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个人得失，不论职位高低。

遵义会议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离开《红星报》，并以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同时，遵义会议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遵义会议以后，他重新回到党中央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