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要讲普通话

（三）开会要讲普通话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校曾经面临一场人力资源的危机。当时我叫学校的人力资源部门做过一个统计，发现从人力资源的发展情况来分析，我校师资队伍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均呈现老龄化趋势。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将有大批教职工到龄退休，教职工数每年都将以二三十人的速度递减。按照学校当时300个教职工的规模，如果不补充新鲜血液，十年后学校的教职工总数将在50人以下。到那时，学校是否存在也是个问题了。怎么办？唯有未雨绸缪，加快人才引进的速度。

2001年起，学校每年引进十几名人才。不仅引进人才，而且对人才的学历职称都有要求。大部分引进的人才都有硕士以上学位、高级职称，而且大部分都是从外地引进的高级人才。十年下来，学校引进的高级人才达到百余人，其中外地高级知识分子占到70%以上。这就带来了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开会的时候要讲普通话。

普通话对70后出生的上海人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对这之前出生的人来说，就不是小问题了。以前我在局机关工作的时候，开会都讲上海话，念稿子也用上海话，到企业开展工作更是如此。1996年我到学校工作时，由于学校中老年职工居多，青年教师少，学生都是上海人，学校的大语境还是上海话，所以开大会小会也仍然都讲上海话，有的老师上课也讲上海话，反正大家都听得懂，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从2001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天，学校开教工大会。我在台上读文件。我说的是普通话，因为我有这种意识——我们是教育单位，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学生，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母语，我们要求学生讲普通话，我们自己不讲是不行的。等我读好文件开始讲话时，我那根上海话的神经就不由自主地跳出来，指挥我讲上海话。这就是习惯，说着说着就会说到上海话上去了。会议结束后，学校新引进的一名外地高级讲师王老师拦住我说：“鲍校长，我能给您提个小小的意见吗？”我说：“王老师，你说。”王老师温言说道：“鲍校长，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希望您开会的时候能讲普通话，否则，您讲的话我都听不懂……”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失误，连忙向王老师道歉：“对不起，王老师，我一时说顺了嘴，是我不好，下次我一定注意。”是的，学校的外地教师越来越多，学校的一切公开活动都必须讲普通话。

为此，校务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件事情。时值普通话等级证书考试刚刚出炉，会议要求50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都必须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并将之作为上岗的否决性指标；对50岁以上的教师，要求上课的时候尽量讲普通话；对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要求公开场合都讲普通话。

既然对下提了这方面要求，那我自己要身先垂范，在学校里时时处处要注意讲普通话。我知道我自己的普通话不太好，经常说着说着就会绕到上海话上去，于是每次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地听新闻播音员的普通话，有时候也跟着说两句；每次上台讲话的时候，我总要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上几遍，有些字普通话吃不准的，我就去问办公室的小王。天长日久，我的普通话长进不少。又有一次开教师大会，会议结束后，我走下台，正好遇到一群老师，我看了看，其中大部分是外地老师，上次给我提意见的王老师也在其中。我就用普通话问老师们：“我现在讲话大家还听得懂吗？”“说得可好了，鲍校长。”王老师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回答，其他的外地老师也都随声附和。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学说普通话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我不仅自己学着说，还随时提醒那些说上海话的老师在公开场合说普通话。有一次开中层干部会议，其中有一项议题是指定部门汇报工作。某部门负责人一开口，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我忙提醒：“请讲普通话。”就这样时常提醒提醒，大家讲普通话的意识明显增强了。只要一遇到开会，不管与会者是否上海人，大家都会讲普通话。

一个人的领导力往往体现在细枝末节中。这件事情看来是小事，其实以小见大，考验我们做领导的能否真正尊重与关怀每一个员工。我们的员工要求并不过分，无非是领导对他们的尊重与关怀，哪怕是一丝一毫，他们就会很满足。因此，做领导的千万不能忽视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