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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

时间:2022-08-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在西方诗歌里,有一种挽歌体裁,专用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悼念,如密尔顿的《里西达斯》、雪莱的《阿童尼斯》、丁尼生的《纪念》,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总不肯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让人们颇费猜疑,最后有人说中了他的心思,他才放心咽气: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

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

在西方诗歌里,有一种挽歌体裁,专用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悼念,如密尔顿的《里西达斯》、雪莱的《阿童尼斯》、丁尼生的《纪念》,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滔滔不绝地倾诉哀伤与思念。但是美国当代诗人默温写的一首《挽歌》,却只有一句话:“我拿给谁看呢?”据说这是英语中最短的诗体文本之一。西利尔·白之指出,诗人用此诗揭示了一种可怕的虚空:“您现已不在人世,谁能理解我的悲伤,我把它写在纸上又有何用?”(2)

依我们看来,在默温的诗与前人的诗之间,不仅存在着篇幅长短的差别,而且还存在着对于死亡的认识的差别。前人的挽诗之所以滔滔不绝,除了诗人想要借以表达自己的忧伤之外,还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幻觉:死者是能够听到这一切的,至少在诗人的想象中是如此。因而,在诗人的诗与别人的死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虽然死者其实是听不见的,但挽歌却是唱给死者听的。默温看出了这种矛盾,并用这首仅有一句话的诗,点穿了这一矛盾。

死者当然是听不见的,以为死者能够听见,只不过是诗人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却不仅为诗人,也为我们大多数人所具有。尽管我们知道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但是因为死亡的国度,是一个“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死亡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关于死亡的想象,便只是生命的一种自然延伸,带上了我们的生命的色彩。我们以为死者能够听见,正是因为我们生者能够听见。

《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总不肯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让人们颇费猜疑,最后有人说中了他的心思,他才放心咽气: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是中国人说起“吝啬”总要提到的故事,就像西方人说起吝啬总要提到莫里哀的《吝啬鬼》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小说家对于严监生的辛辣嘲讽:他已经大限临头了,却还在操心两茎灯草费油之类的小事情。严监生的这种不合时宜的可笑行为,使原本异常沉重的死亡的悲剧,带上了一种滑稽的喜剧色彩。

然而小说家的嘲讽的矛头,其实并不至此为止。围在过于吝啬、因而显得非常愚蠢的严监生的病床周围的,是那些不如他吝啬、因而显得较为聪明的亲戚家人们,他们不了解严监生的为人,因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把严监生的两根指头,理解为两个人、两件事或两处田地。这的确是比严监生聪明大方一些的普通人的一般想法,所以读者大抵不会感到这里面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当一个人大限临头的时候,两茎灯草费油之类的小事固然不值得操心,而两个人、两件事或两处田地之类的稍大之事就值得操心了吗?“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死去元知万事空”,这些话原本不仅适用于两茎灯草,而且也适用于两个人、两件事和两处田地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后者这种人们从未嘲讽过的行为,与受到人们嘲讽的严监生的行为之间,到底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在那种场合,死亡的沉重悲剧,不是同样带上了滑稽的喜剧色彩吗?

从这再往上说,那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之类更为高尚的临终表现又如何呢?难道因为所虑之事较为高尚,便不再是一种在死亡面前的徒劳无用的努力了吗?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的作者,曾经作过一个饶有意思的推论:“依在下看来,舍得一车子钱,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推广上去;舍不得一文钱,就从那舍不得一车子钱这一念算计入来。不要把钱多钱少,看作两样。”舍得或不舍得一文钱或一车子钱,在他看来原是一回事。如果把“两茎灯草”之类卑微愿望比作“一文钱”,把“但悲不见”之类高尚愿望比作“一车子钱”,则其实在卑微愿望与高尚愿望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通的地方。这种相通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以为死者能够听见的幻觉;或者说是那种带上了生命色彩的对于死亡的想象;用我们日常通行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想不通”。从严监生到周围人到陆游,我们其实都是“想不通”的人。

但是一俟我们达到这种认识,喜剧便重又开始变为悲剧。我们可以嘲笑严监生,但我们却不能嘲笑陆游;然而也正因为我们不能嘲笑陆游,我们也就不能嘲笑严监生。严监生的操心之卑微,固然令人感到可笑,但是他的操心本身,却也正反映了人性的一个侧面,其中存在着一种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同样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我们原先对于严监生的嘲笑,先是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嘲笑,然后又变成了对于他的怜悯,然后又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怜悯。

“三寸气在千般计,一旦无常万事休。”“三寸气在,谁肯输子点便宜;七尺躯亡,都付与一场春梦。”(《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尽管我们经常听到这类睿智的启示,但是我们却很难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因为只要我们还一日活着,我们便始终放心不下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为那些平凡的操心而悲哀,为那些高尚的操心而感动,却并未意识到其中都蕴含有某种悲剧精神;而严监生的故事,却惟其操心在常人看来过于卑微,从而把这种悲剧精神作了夸张表现,并把它推向了极致,才促使我们分外尖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悲剧精神的存在。严监生的两根指头伸在我们面前,宛如禅宗大师的莫测高深的动作,向我们揭示着人生与人性的真谛。于是我们脸上的嘲笑,便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僵固成了一个苦笑。

有时候,我们真觉得吴敬梓也属于那种“能同时观察一件以上的事”的伟大的幽默作家之列,我们感到他笔下的严监生,就像莫里哀戏剧里的那个丑角,当人们被他的可笑行为引得哄堂大笑时,他却冷冷地对着观众说道:“笑什么?笑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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