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统系

二、我的思想统系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猜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而久之，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清朝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屠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的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去做，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它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神鬼，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引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因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入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感觉入者，一一从其本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元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 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种，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致与人冲突，支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致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然，悬一箭垛，枝枝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竞争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写《厚黑丛话》，内面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兹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中，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的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力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

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愿，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法一旦确定，即可着手收买。

（1）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3）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个不是佃户，亦即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4）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驭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 即无异值百抽五十，值二百抽百。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一）银行；（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三）土地；（四）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筹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 （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可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如此去办，就与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匿奇、铁道大王福介舍尔、汽车大王福尔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虺弗榷，为蛇奈何，韩非曰：“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何对于鼠则防之唯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年，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孔子死后，二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惟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主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之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趋于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时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源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会善恶而为一。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们辛亥革命之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国，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相反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行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须大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即可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二联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这是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市县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知识当然比农民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先由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语。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亦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否决权之施行办法。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即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票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二联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示：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孙三共得若干票，李四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如欲弹劾大总统，即可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会决定，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定，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请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用总投票办法，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及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否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致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长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盈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而联而为县，土地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唯乡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以司法权畀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如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长，区长即当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又备文送之县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依法处理；县以上，则当按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在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某点，今已查明无弊。倘不提弹劾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明无弊，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市所辖的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恶性善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

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做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大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们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史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嬴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混合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战，一般人很抱悲观，殊不知，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永久是个个独立。我们取而挤之捏之，就成为一个大泥丸。战国七雄，竞争激烈，此挤之捏之也，跟着嬴秦之统一出现，今之五洲万国，竞争激烈，亦所谓挤之捏之也。我们看清此种趋势，顺而应之，才不致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

将来地球这个东西，一定是收归全人类共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的。我们顺应此种趋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层，始而收归一场一区公有，继而收归一县一省公有，终而收归全国公有。对于政治一层，所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始而行使于本场本区，继而行之于本县本省，终而行使于中央，公举一个大总统。我国的宪政，即算完成。我们办到这步，再看国际十八万万人，公举一个大总统，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趋势，显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里尼也，日本军阀也，不过昙花一现，终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而已，犹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无非多杀人畜，多毁田庐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则依然如故也。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兹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则介居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出之主义，亦遂不同。温带折中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够折中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经》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生之主义，由孔子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而两家之书，皆屡屡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曰：“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抵抗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此不侵略之说也。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力。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扬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正是所谓善战者，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尝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日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焉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真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佐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陆游）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上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桐（tóng），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洋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一种最高等战术，曰：“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之起点，而其原理，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皆“心理战争”之说也。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秦楚之坚甲利兵，而曰制梃可挞，岂非怪话？而孟子深信不疑，决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后，不及百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嬴秦之兵力，推灭六国而有余，陈胜等乌合之众，振臂一呼，而一统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败于武力，而败于心理，孟子有知，当亦掀髯大笑。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出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出孟子的“心战哲学”。惜乎，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曰：只需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制人民，倾心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之基础，就算确定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盖决然无疑者。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即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使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惜乎，无人用之。后来嬴秦统一，是用“杀”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径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推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何待？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之弱肉强食，尼采之超人主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而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著书做事，注重“于身有益”四字，中国人著书做事，注重“问心无愧”四字。西洋人在物质上求愉快，中国人则在精神上求愉快，西洋人以入剧场跳一场为乐，中国人则以读书为乐，为善为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乐，故中国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二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犹之修房子，把地土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西洋人学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间建筑，造成的房子，终归倒塌。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主义，遂告破产。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饥不寒，即教以礼让，推行王道。达尔文盛言“优胜劣败”，超出生存点以上，成为无界域之竞争，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学说，继之而起，几不知公理为何物。德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从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佐军人，又从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1）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2）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现情者，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宣传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

世界纷纷大乱者，病根有三：（甲）经济方面。（乙）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丙）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制定宪法。宪法内容：（甲）经济方面。国中的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上之组织，悉仍其私。（乙）政治方面。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行使四权，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融合为一。（丙）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入口出口，两相平衡，入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今定为出入平衡，无掠夺者，亦无被掠夺者，国与国即相安无事。宪法制成，一面实行，一面昭示万国，世界人士，正寻不着出路，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一定跟着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三个恶魔，不打自倒，这即是心理之战胜。

孙中山先生，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严重，三者当同时并进，对日全面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时期，制定宪法，从一村一场实行起，是为宪政，村议员，场议员，负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一村一场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迨及扩大为国，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国际战争有三种：（1）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2）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属于第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另外还有第三种，隐藏着跃跃欲动。若不将这三种问题，同时解决，恐怕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后，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威尔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末，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可惜未能实现。巴黎和会，特定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可惜不彻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即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军阀对平民不平等。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的人打不平。”我们本着三民主义，制定出一部宪法，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而本国的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立足点也平等，这三种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们把这部宪法宣布出来，即成了我国的“抗战宣言”，也即是预定的“战后和约”。倘若世界各国，也走上这条路，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即彻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种形势，管仲“九合诸侯”的政策，便应运而生；有了战国那种形势，苏秦“联合六国”的政策，又应运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义”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把全国之力线，集中于“尊周”之一点，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齐桓公遂独霸中原。后来晋文公称霸，亦沿袭其策，连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这个政策，直贯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战国，情形变了，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说不上，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此时更不能说“攘夷”的话，于是苏秦引锥刺股，揣摩期年，从学理上研究出“合纵”之策，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此种政策，一经告成，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人，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战国时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最发达的时代，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时，岂是莫得真理吗？无奈他莫得事业心，当了纵约长，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满，不复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苏秦的“合纵”，才生出张仪之“连横”，连横成功，而六国遂灭，可以说：苏秦的政策，贯穿一部《战国策》。苏秦的事，可分两部分看，自引锥刺股，至当纵约长，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是实行上之失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说苏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三国时，鲁肃和孔明，主张孙刘联合，原是抄写苏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吓落了，这个政策之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故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也就应运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学理上成功，实行上失败，他的十四条原则，一宣布出来即备受世界欢迎，绝像苏秦之受欢迎一般。无奈他在巴黎和会，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国际联盟，反成了分赃的团体。其最大原因，则由于美国之立场，根本与弱小民族相反，威尔逊“民族自决”之主张，不能实现，理固然也。我们熟察国际形势，仍非走管仲、苏秦和威尔逊，这条路线不可，应由我国出来，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以弱小民族为主体，进而与强国联合，把威尔逊的原则，修正之，扩大之，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以替代“民族自决”四字，这样一来，注定成功。何也？我国立场与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来，绝好的主义，有汉弃珠崖，这类绝好的事实，为世界各国所深信故也。

世界纷争之际，必有一个重心，才能稳定，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外，应当（1）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为宣传机关。（2）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工和平民，一齐唤醒起来，与我们同立在一根战线上，如此，则我国就成为世界重心了。孟子谓：“制梃可挞秦楚。”盖纯乎“心理战争”也，我国今日，则“武力战争”与“心理战争”同时并进，无异于以武力推行中国主义，则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亦决然无疑。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决，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决。我们把“新的国际联盟”组织好，德、意、日三国，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则用政治解决。否则师法苏秦故智，率全人类向之攻打，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不败何待？

世界祸机四伏，念之不寒而栗，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之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蒙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戴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另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举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之劳工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则又不言而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休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国。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其所以进化迟滞，大同久未出现者，可用比喻说明之：凡铁条皆有磁力，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他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为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纯是建筑在一个“平”字上面，这个“平”字，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字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向人类争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转其目标，向地球劫取实物，所以民生主义，言开垦，言种植，与夫水力发电等，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故三民主义一书，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

“新的国际联盟”者，大同世界之过渡机关也。世界纷纷扰扰，是由地球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不相协调生出来的。我们组织“新的国际联盟”，把这四种力线，一一排顺，历若干年，调整完毕，然后破除国界，把土地和机器，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技师出脑力，工人出体力，把地球蕴藏的宝物，取出来，全人类平分，像这样办去，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人与人战争之祸，永远消除，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义，于是完成。

以上经济、政治、国际三者，俱以合力主义为本。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1）《考试制之商榷》；（2）《中国学术之趋势》。其大意如下：

我以为国家立法，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把离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国从前考试时代，士子读书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心力，考试及格，有种种荣誉和利益，足以动人歆羡，又具有向心力，两力平衡，故其时，国家并未规定学课，读书之子，也不须有人监督，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功。这就像地球绕日，离心、向心二力平衡，不须外力推动，自能回旋不已。则校中学课，严密规定，又派职员严密监视，而学子之用功，未见胜过科举时代，且流弊百出，这就是离心力和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规章愈密，监察愈严，而流弊反愈多，言之慨然。

照现行学制之规定，欲取得毕业资格者，必须捐弃百事，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历若干年，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于是贫家子弟，在所摈弃，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摈弃。国家施行此种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等于悬出一个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样，每届小学、中学及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时，在校生、私塾生和自修生，一体与试，不问学年，不问年龄，只问程度，严格考试，只要及格，即给予毕业文凭。并于各地适中场所，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延聘导师，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请问。如此办去，则贫民子弟，工商界学徒，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只要自己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现在学校内，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为一，同样授课，同时毕业，压为平头的平等，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戒条，足使国家退化。因此主张：现行学制，应彻底改革，统以考试制汇其归，曾写一本《考试制之商榷》。我写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顿，才写出来的，不妨把原委写出来，用博一粲。

我从民国五年起，即当四川省视学（现改名省督学），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我即把自己的主张，提为议案，俱未通过，民国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胪陈理由十六项，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十三年，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各县遂次第举行。十四年年假时，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我往主试，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唯闻乒乒乓乓之声，学生临去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跟即请宜宾知事来验伤，伤单黏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电呈上峰，末云：“自经此风潮，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个借故不到，场规更加严厉，试毕将首要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兹不具述。事后，我自咎欠了宣传，特写一文《考试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厅，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研究。

民国十四年，川省颁布“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小学会考，于年暑假举行，不分学校与私塾，一体与试，中学修业年满，委员到校主试。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故先举行小学会考，俟小学有了成效，再开放中学。二十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理番，松潘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会考制度，行已数年，成效显著”等语，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试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谓：“川省小学会考，有悠久之历史，卓有成效。”陈列理由五项，请予保留，复文“姑准再办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

我主张的考试制，有两种意义：（1）学校内部的学课，太不认真，用考试制以纠正之；（2）现行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用考试制以解放之。现行的会考制，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将所著《考试制之商榷》，重行印出，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省公署先后令文，成华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的呈文，暨教育处，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附载于后，成为一本，交成渝书店发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

现在既厉行会考制，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举行会考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与考，不问年龄，只问程度。”只要有此种法令出现，现行学制，就算彻底改革了。

我写那篇《考试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遂有百计营谋者，同时有许多学生，求入学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异常拥挤，录取者少，摈弃者多，并且招考时，关说之信函，纷来沓至，校长深以为苦。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闹得来读书须钻营，教书须钻营，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从前地方官，对书院山长用聘，待之以师礼，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乐就斯席，为地方造人才，盖师位甚尊故也。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校长对之用呈，学校变成官厅，教员附庸，师道凌夷，一至于此。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与正式学校，并行不悖，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东主聘我否，我设馆有人来学否，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而风俗可日趋醇厚。

现在全面抗战，秀杰之士，或赴前方军营，或在后方工作，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将来战事终了，机关裁撤，此项人才，消归何处？上次欧战终了，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戴着徽章，莫得面包吃，处处暴动，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棒喝团，因之窃得政权。此可为前车之鉴。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允许私塾之成立，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贺裁撤之人员，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声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请训课子弟，抑或自行设馆授徒，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一面可消除隐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我们何苦而不为？

至于我写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大旨言：我国学术最发达时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学术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进化是有轨道可循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

周秦诸子中，当推老子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经》包含世间法和出世法两部分，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世间法，孔、墨、申、韩、孙、吴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出世法，庄列关伊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们提出老子，就可贯通周秦诸子全部学说。

赵宋诸儒中，当推程明道（程颢）为代表，朱子不足为代表。明道把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为一，成为所谓宋学，明道死后，才分出程朱和陆王两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贯通全部宋学。明道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径。近人章太炎曰：“大程远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老子）。”故中国学术，彻始彻终，可以老子贯通之。

世人以佛老并称，则老子学说，又可贯通印度学术。严又陵批老子，于第十章曰：“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于三十七章曰：“此旨与卢梭正同。”于四十六章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见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学术，我不是说：我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学西洋学问，我是说：西洋学问，与老子相通，我们可以尽量去学。

我们从周秦诸子中，把老子提出来，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沟通为一。有人说：著《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还是生在战国时，我只是说：一部《道德经》，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知其可以贯通，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

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应用到人事上来，而老子则早已用之，他书中屡以水为喻，水之为物，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牛顿所说“万有引力”的现象，老子早已见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 “裂废歇竭灭蹶”六字，俱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老子看此等现象，不知其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术，凡遇未知数，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谓“一”，即牛顿所谓“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牛顿寻出这个原则，用之物理上，老子寻出这个原则，用之人事上。西人谈力学，谈电学，必正负二者对举，老子言道，常用有无、高下、阴阳、静躁、贵贱、刚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对举。牛顿之后，有爱因斯坦，老子之后，有庄子。庄子的学说，含有相对论原理，如“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彭祖为夭，殇子为寿”一类话，都是就空间上，时间上，相对而言之。我们会通观之，即可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公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绪，而科学遂大进步。牛顿的原理，老子早已发明，惜乎沉埋已久，我们把它发掘出来，制成公例，纷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绪，而文明必大进步。

从前印度学说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正之，发挥之，所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厥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仍采用印度学说方法，使达尔文，斯密士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制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倡言弱肉强食，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门学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传入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与之沟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又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与之沟通为一，始而沟通，终而融合。如此则学说不致分歧，而人事之纷争可免。融合之后，再分头研究，如一株树然，知道枝叶花果，同在一树上，即无所谓冲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孳生无数个，越孳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含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王守仁）是孟子信徒，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去，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们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世间的学说，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时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中国重在综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们穷源竞委的考察，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难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俱可折中为一。我们可定一原则曰：“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争辩了数十年，数百年，仍对峙不下，此二说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为一。”如“性善说”与“性恶说”。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之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是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原可合而为一。

伪古文尚书上《说命》一篇，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孙中山先生则曰：“知难行易。”一般人都说：两说是冲突的，其实并不冲突，两说可相辅而行。傅说的意思，是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你赶快实行好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说：“知是很难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赶快实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实行，有何冲突？难易二字，本是形容词，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因听话者的情况各有不同，故用这种形容词，加强其语气，而归根于叫人实行。我们明白了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课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傅说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傅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傅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唯艰。”即是说：“课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傅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傅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象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背也，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难。因斯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据上面的研究，傅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当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是技师，是革命志士，就诵孙中山先生之语以自警；如果是学徒，是普通人，就诵傅说之语以自警。

再者：王阳明（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著了《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只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针砭，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傅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致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独树一帜，成为对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王守仁）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著《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晚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所谓厚黑学者，特思想之过程耳，理论甚为粗浅，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称许，或诋斥，啧啧众口，其他作品，则不甚注意，白居易云“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也有同样的感慨，故把握思想之统系写出，皆释众人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