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国家财富的战略方法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这是一个经济至上的时代。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后冷战时期，军事实力已不再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当然指数。在和平与发展的今日世界，国家间的经济角逐成为了各国高层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国际银行的资本运作和跨国公司的纵横捭阖代替了以往的大兵团作战。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全世界目前有6.3万多家跨国公司，其国外分支机构已逾69万。帕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和多茨（Yves L. Doz）认为：“全球竞争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个选手拥有的军火库的规模，还取决于他们如何有效而有创造性地运用所拥有的武器。战略意图使公司不断构建层层的竞争优势，以期实现长期目标。”这就是说，公司的战略意图使得它可以超越常规地考虑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从而最富有创造性地来配置这些资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我们的孙子所说的“以奇用兵”。

相对来说，西方的传统经济学就显得大为逊色，因为它采取静态的分析方法和理想主义的数学模型。比方说，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资源的稀缺和人的自私自利性，它所追求的目的是效率，而理性的配置就是两者的连接点。在国际贸易方面，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样显得呆板，远不及追求竞争优势的做法来得生气勃勃。再比如，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国内货币和国际汇率的调节作用，但强调的还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因此，经济学家们无论是推崇“自由放任”，还是坚持政府干预，或者干脆当和事老，他们开出的治理经济问题的处方鲜有灵验的，问题出在过于关注抽象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人的冲动和经济人的反复无常。管理学于是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重视经济行为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科学管理学之父泰勒以降，熊彼特、罗默和德鲁克都强调管理就是创新，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德鲁克认为：管理第一是讲效益，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合理利润；第二是使工作具有实绩（productive），并使员工有成就感。现代营销学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它把管理的对象从经济学的物、管理学的内部的物和人扩大到了公司外的价值链、目标顾客和整个社会，讲的是“和气生财”。

喜新厌旧乃是人类的本性。汉语里“得陇望蜀”和“当了皇帝想修仙”这样的说法就表示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西人唐利维J. P. Donleavy）曾云：“当你一贫如洗时，食物成了问题。当你有钱时，性成了问题。食、色均不成问题时，健康成了问题。要是健康也不成问题，你就想长命百岁。”在短缺经济时代人类喜新厌旧的本性得到了压抑，只有到了过剩经济时期，喜新厌旧才具备了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比方说，3M公司每年要推出200多种新产品满足消费者喜新厌旧的需要，而公司那传奇般的注重革新的精神也使它成为美国最令人羡慕的公司之一。江泽民同志更是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哈耶克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一种是有权即有钱，另一种是有钱即有权。而目前的第三种经济，有人称其为新经济，它的实质就是知识或曰信息即权力。准确地说，知识或信息的创造性开发利用，就会产生金钱和权力。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财富的体系，它是一种金融资本主义，赌场经济成为了它的加速器。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新经济要求中国迅速建立起全国范围的金融资本市场，否则，接轨云云恐怕遥遥无期。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研究资本主义问题的权威。阅读他的著作，就像踏进一个废旧仓库，在长时间的寻找后往往会发现一两件有用的家什。这正如面对一个言辞含混不清的老人，只有耐心的谛听才会发现他的智慧，又好比一块翡翠石有时比一块普通的石头还要粗砾，只有经过细心的打磨才会裸露它晶莹的本质。黄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三个要素：想像力、冒险精神、组织能力。他还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只有靠有效的法律体系来支撑和维系。按照林语堂先生夸张的说法，中国的法律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诚然，历朝历代的某些中国人在弄虚作假方面表现得才华横溢。文革期间，我们的法律更是满纸荒唐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可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时有所闻，目前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给我们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严峻的要求，对我们的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也提出了挑战。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子讲“不争”、“无为”，佛家则从根本上否定现实人生，比儒、道两家更为消极。然而，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科技这种非人性（in-human）的机械力量，已经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方式。既然讲竞争，就是背道而驰，我们所能做的恐怕只能这样。

所谓鼠辈猖獗，用英文表达就是mouse users are rampant。这是一件好事，网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平民化，在于它的数字化生存方式，这使得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变成了椭圆形。与此同时，网络化了的市场经济要求透明、公开和可预见性，法治加上明晰的产权观念才会使人活得明明白白，这是中国式的“砂锅文化”所缺乏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本身就是新经济的媒介。

对企业来说，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有三：成本领先，差异化，目标集聚。其实，政策和速度也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在本书中，三位作者首次提出了战略市场管理的概念，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可把握的指南。

国家营销是大营销概念，它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这部《国家营销》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将宏观经济的公共政策与产业、公司及消费者的微观经济行为连接了起来，并且首次填补了政府官员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与商业系统在地方层面上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的典型的巨大差距。从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战略远景的形成，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基础实施及机构框架的建立，作者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取得国家和公司的繁荣。中国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本译著或许对官、产、学、研各界的仁人志士有所启迪。

我国是一个翻译大国，我的书架上有本北京大学和国林风图书公司编写的《影响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我统计了一下有106部，其中47部就是译著，还有几部虽为著作，其实也可以看作译著。实际上，中华文明史跟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始于汉末，兴于魏晋，盛于隋唐而衰于宋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就使佛教在中国扎了根。再比如，始于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更是举足轻重。而翻译活动呢，基本上是一项清心寡欲的工作，我国最早的几位翻译大师如鸠摩罗什、玄奘、利玛窦等，不是和尚就是外国传教士，也就是洋和尚。

就我个人而言，1998年夏天，当惠园最后一批学生猴子般欢天喜地离校后，我开始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到9月3号开学时我已将10章初稿译就。也就是说，整个暑假我没有离开过一天学校。其时，长江决堤，人民解放军官兵严防死守，我深受感动。远离洪水的我除了关注每天的洪汛外，就是奋笔翻译，陪伴我的只有断电、断水、啤酒、香烟和厨房里成群结队的蟑螂。

及至后来我驻南记者不幸罹难，我一边改稿一边催促版权事宜。一年多过去了，版权合同已经解决，本书行将付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华夏出版社经济部主任陆瑜，陆小姐亲自担任责编，甚至去俄罗斯访问时还带着这部译稿。故此，在如今北京光秃秃的寒冷中，我感到了丝丝暖意。

2000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