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的关键

73.长沙决策:邓小平主政的关键

长沙，这个“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和历史名城，1974年秋成了中国政坛风云际会、政要进出和决策党和国家命运的地方。

从1974年10月13日起，毛泽东就一直在长沙养病、长住。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等多种疾病，需要休养。这里有华国锋的悉心照料。他下榻在陈家山的别墅“九所”六号，一直到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住了110多天。

在此期间，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展开了以周恩来、邓小平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一方，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一方的较量和斗争。

是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在最近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江青瞅准了这一时机，想当“后台老板”，野心勃勃地开始“组阁”了。她的如意算盘是，让王洪文取代年迈的朱德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取代病重的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她自己则当“吕后”，当“女皇”。她企图以此计划形成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圆“女皇”之梦。

她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一篇《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刊登在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透露了江青的这一“天机”。这篇文章写道: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借古喻今，露骨得很:他们把毛泽东比作刘邦，把江青比作吕后，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比作晁错、张汤、桑弘羊，期待着“刘邦死后”，“在中央主持工作”，形成一个“领导集团”，保证“文革”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江青看来，实现这个“组阁”计划的最大障碍，一是周恩来，二是邓小平。而要扳倒这两个人，只有求助于毛泽东。于是，有了王洪文的长沙之行。

10月18日，王洪文根据江青等人的旨意，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专机飞抵长沙。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指王、江、张、姚——引者注)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听了后，当即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不知趣，接着又告了邓小平一状，说:“在昨天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听了王洪文攻击邓小平的话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说:“小平同志会打仗。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王洪文赴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后，于当晚飞回北京，一到钓鱼台，就跑到江青等人那里去了。

与此同时，江青又同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谈了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情况，借题发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王、唐二人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于翌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表示说:“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已忍了他们很久。”

10月20日，外交部王海容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客人走后，王、唐二人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听后，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

随后，毛泽东讲了经反复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要王、唐回京后立即转达给周恩来、王洪文。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听到王、唐二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后，极为振奋，连续十多天在医院里抱病开会，分批与政治局委员们商研四届人大的筹备与人事安排问题。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说:“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外宾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这番坦诚、直率的对话表明:毛泽东是多么赞许和信任邓小平!邓小平又是多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

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后，王海容、唐闻生交给毛泽东一封江青带来给毛泽东的信。江青在信中谈了提议谢静宜出任副委员长、迟群出任教育部长等人事安排的内容。

毛泽东当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随后不久，江青又一意孤行，交代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向毛泽东转达她的又一意见:由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唐二人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明察秋毫，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江青“组阁”的最终阴谋。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天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很惦念周恩来的病情，交代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从24日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王洪文要写书面检查。

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还当着王洪文的面，对周恩来说:邓小平“政治上比他(王洪文)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同时还就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各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的谈话，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在决定党的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通宵达旦!……

就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

这一决策，彻底打破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组阁”图谋，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坚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