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启用契机——毛泽东的“8·14”批示
在“林彪死了、总理病了”的情势下，党内高层人物也在思考、物色能担当治国重任的人选……
毛泽东在大病之后，除了撑着病躯会见尼克松、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大门之外，在一年中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在所作的批示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如对吴冷西、苏振华、杨成武等人及家属反映的问题。
病中的周恩来，在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经济工作突出问题外，以很大的精力放在落实“解放”干部的事上。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的讲话精神，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对邓小平来说，又是一个喜兆!
4月下旬，陈云到达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进行体检。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曾是八大选出来的党中央副主席，九大后靠边，后到江西劳动。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8月1日，陈云在国防招待会“亮相”。
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本书第六章已述)，吐露心曲。
8月14日，距邓小平上书仅10天时间，毛泽东在阅读了邓小平从江西流放住地写给他的信以后，浮想联翩，提笔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中央同志。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就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的“8·14”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在全党全国历来是至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个批示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非常难能可贵了。
首先，毛泽东指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同志”，这就再一次印证、重申了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实际上等于摘了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主要是指“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当然要维护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当然要维护他自己所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观点。尽管如此，毛泽东还着意强调了邓小平与刘少奇应“加以区别”。
接着，毛泽东以十分精当的语言，高度概述和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一段历史，毛泽东是记忆犹新，时常念及的。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邓小平的命运总是和毛泽东的起落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央“左”倾领导人博古、洛甫等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反党的派别”，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打击邓、毛、谢、古，就是打击毛泽东。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都非常清楚。他们俩在中央苏区可谓患难之交。毛泽东受排挤，邓小平跟着挨整;毛泽东出山主政，邓小平就摆脱逆境。这种患难之交的关系，大概是毛泽东追念与启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清清白白的。刘少奇之所以被打倒，开除出党，正是在所谓“历史问题”上，被林彪、江青一伙陷害得逞的。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一点，毛泽东最清楚。从挺进大别山到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刘邓大军”威震敌胆，名扬中外，邓小平勇挑重担，战功卓著，都是有史为证的。
“他没有屈服于苏修。”邓小平三去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挫败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与尊严。毛泽东为此还亲赴机场迎接邓小平率团凯旋归来呢!
毛泽东的批示，是邓小平的一大福音!
显然，“8·14”批示表明:毛泽东经过林彪出逃的阵痛后，已开始下决心启用邓小平了。
但是，必须看到:毛泽东在“8·14”批示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他要重新启用邓小平，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左臂右膀是林彪、江青。林彪倒台后，江青一伙的势力迅速扩张，而且成为“文革”的惟一支撑力量，有“尾大不掉”之势。毛泽东要依靠、倚重这股政治势力，使他看得很重的“文革”大业维系、进行下去。而邓小平又是“文革”中被打倒的二号人物，江青一伙对邓是极为仇视的。对邓的复出，江青一伙更是不会真心同意的，这将会构建成一种强劲的阻力。……
对此，毛泽东不得不有所顾忌。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毛泽东的批示，是经过总理周恩来的运作，才逐渐变为现实的。
周恩来是邓小平视为“兄长”的亲密战友。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们就住在一起，相知甚深，情同手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了，周恩来犹如失去了一个臂膀，深感遗憾。他虽然无力回天，却在暗中保护着邓小平，并一直在寻找、等待能使邓小平出山的最佳时机。
他抱着沉疴之躯，独自苦撑着危局。他多么需要一个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得力助手来分担身上的重负啊!
到了8月，周恩来终于看到了他企盼已久的毛泽东“请总理阅”的关于邓小平的“8·14”批示了。
周恩来喜出望外，立即抓住这一“尚方宝剑”，派人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
但是，邓的复出，阻力不小。是年8月以后，周恩来开始致力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这是1967年的“二月抗争”以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老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为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但是，周恩来的纠“左”努力却遭到江青一伙的强烈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认为，批极左思潮是“右倾回潮”，是“修正主义”，是“一股邪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于是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在周恩来等与江青一伙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人的主张。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忍容和不愿看到的。因而，毛泽东作出了林彪是“极右”而绝非极左，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了。
形势虽然发生了急剧变化，但周恩来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不凡的智慧，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转移到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而且很快取得了成效。
在周恩来的干预和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有的在公开媒体频频露面，有的被解除监护，有的开始复职。
周恩来的策略是:先易后难。他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了，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难度最大的是谁?当然首推邓小平。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争论很大。江青一伙极力反对“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他们似乎感到，邓小平一旦“复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付之东流了。这种极左势力，在党内和中央领导层中还很有市场，形成了一股强硬的阻力。尽管毛泽东发了“最高指示”，有关部门仍然拖着不办，迟迟未见“下文”。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8·14”批示，竟被“搁置”了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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