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中找到共存的法门

在竞争中找到共存的法门

在商言商，同一行业中大家同争一块蛋糕的事时常发生。对此，李嘉诚的态度是，首先不回避竞争，并积极稳妥地参与竞争，同时如果有机会以合作的方式共享这块蛋糕，他会更倾向于后者。

与吴光正的电视权益之争典型地体现了他这种经营思想。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台”和“亚视台”。两台历史悠久，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不管是亚洲电视台还是无线台，它的收入都大多来源于广告，由于香港地区的居民有限，所以如果免费的无线电视台发展过多的话，将不利于电视台的盈利。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

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

1989年，港府初步选定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

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踌躇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在1991年1月享有有线电视共20个台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

然而，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按亚洲卫星以前与中国航天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

英国大东电报局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计1.2亿美元(约折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1/3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为2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

李嘉诚着手成立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简称卫视)，李氏家族与和黄占一半的股权。卫视租用卫星公司的“亚洲一号”线路，而和黄又占该公司的1/3股权。此时，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锴返港不久，对卫星电视事业兴趣盎然，于是，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入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锴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李吴两位商界才俊背后都有靠山。吴光正靠的是他老岳父，可是包玉刚几乎从不抛头露面，可能是要安心养病的缘故。而李泽锴的靠山当然是他老爸，虽然，很多事李嘉诚不露面，但抉择权显然在他手中。

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说话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环顾左右而言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言下之意，不难揣测。

1990年12月，李嘉诚的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

“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华人不仅不愿看普通话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向来处事低调，以和为贵。他如此愤慨绝不是一时冲动，意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锴将测验结果交港府的文康广播科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李吴斗法在1991年达到高潮，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攻势，九龙仓处守势。双方都向港府要求利于自己的条例，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门”，既要求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龙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对九龙仓的‘善意警告’，李泽锴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其势之锐，比当年乃父逼迫置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九龙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龙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强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龙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龙仓意在以哀兵之术争取港府及舆论的同情。而李泽锴知道不可就此罢手，所以仍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将有可能解除粤语节目的限制，但仍维持一家收费。

李泽锴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锴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否则借五百都要打折扣。”

1991年3月，卫星电视公司正式成立，李嘉诚任主席，马世民、李泽锴任副主席，具有多年经营电视业务经验的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4亿美元。

1991年4月，卫星开始试播。到年底，卫视已正常利用五个频道播映节目。李泽锴野心勃勃，欲做传播大王。他心高气盛，也引起和黄高层的摩擦。李嘉诚对二公子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又在“放纵”。

也许是因为泽锴是亲子，也许是让他磨练。李泽锴统揽卫视的管理大权。

李泽锴雷厉风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来提高卫视的收视率。又积极开拓盈利渠道，使卫视显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论收视率，卫视只能望无线、亚视的项背。卫视的优势在收视面，它可24小时不停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送节目。节目质量及收视面成为广告经营的基础。有不少大公司与卫视签订合约，成为其稳定的广告客户。从1991年底全面开播，到1993年中转让为止，不到20个月的期间内，卫视的广告收入是3.6亿美元，而维持五个频道的年费用为0.8亿美元(未计先期投资等费用)，经营态势良好。

苍天不负有心人。1992年7月2日，港府颁布新的电视广播条例，宣布卫视自1993年10月底起，可开播粤语节目;卫视不可独立经营收费电视，但可通过收费电视(注:指九龙仓有线电视)的频道，经营收费的卫视节目。

港府的新条例，为解决卫视、有线旷日持久的纷斗奠定了基础。

李泽锴、吴光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也都认识到继续争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因为做生意毕竟不是斗气。很快，他们双双坐到谈判桌上“讲数”。1993年6月，两大财团达成协议:卫视与有线的重叠业务结盟，实行天地共存。

做生意竞争是难免的，可是大家的目的都是赚钱，如果能够一起赚，为什么要拼个你死我活呢?

李嘉诚成功哲学:

如何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照顾到对方的利益。李嘉诚不会与竞争对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后，他们都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一些项目。这种在竞争中寻找共存之道的智慧正是李嘉诚不断做强做大的秘诀。愿李嘉诚的故事给我们深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