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行舟二十年

学海行舟二十年——贺鹤勇教授访谈录

84届化学系毕业照（第四排右九为本人）

贺鹤勇，男，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剑桥大学化学系理学博士。

1997～2000年任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系Leverhulme催化中心Principal Scientist。国家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上海市“分子催化和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J．Molecular Catalysis A：Chemical编委会委员。主要科研工作为多相催化反应、固体核磁共振和多孔材料及纳米催化剂的制备和表征。已发表学术论文112篇，其中国外刊物80余篇，所发表的论文已被SCI文献引用900多次。

我是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的，属于“文革”后高校招收的第四批学生，也是上海市第一届正规高中毕业考大学的学生。那时全国的知名高校还不多，而复旦已经很有名了，我又是上海人，自然就把复旦作为第一志愿。在我的想象中，复旦应该人文环境非常好、学术氛围非常浓。进入复旦后，发现的确如此，所以非常自豪自己成为了复旦的一员。

我所在的化学系规模算大的，我们那个年级有100多个人。那时军训什么的都没有，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量也比较大，每天基本排满了课，比起高中来还是轻松些，毕竟大学的教育模式与高中那种灌输知识的方式有很大差别，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我们住在八号楼，7个人一间寝室，非常热闹，大家相处得也很好。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辅导员会督促我们早锻炼，锻炼完后去吃早饭，八点钟上课。大家学习很刻苦，都按时去上课，几乎没人逃课，晚上还有很多人去自修。那时只有第一、第二教学楼，其他教学楼还没建成，教室没有现在这么多，自修时座位非常紧张，大家都想早点去抢个位子。晚上下自习后也不会像现在的同学去吃个夜宵什么的，那时无论国家还是人民都还不富裕，父母收入很低，我们最多偶尔去一下。

我们的集体活动非常少，至多就是每周五下午大家聚在某一个固定的寝室开班会。不过这样同学之间、同学和辅导员之间有了很多交流的机会，这是现在的班级做不到的。那时“文革”结束还没几年，各个学校恢复办学不久，一切都还在摸索中，举行的文娱活动也少，像“一二·九”歌会什么的根本没有。就是讲座也很少，偶尔在3108教室有一些讲座，我们都非常积极地去听，1983年后讲座才多了起来。如今校园里的学术气氛比以前活跃多了，有那么多的讲座、那么多的学术交流，对同学们的学习很有帮助。理科的同学也应该去听听文科类的讲座，能获得全面的知识。

那时选修课少，我们学化学的就去修一些其他的理科课程，除了物理还有电子电路等等，这对我们理科知识面的拓展很有好处。而且因为课程少，相关的学习也能更深入一些，算是另一种优势。但在其他方面，比如文科、计算机等都是一片空白，都是后来自学的。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普遍重视英语，没有大学四六级考试，学英语的条件也不好，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刻苦精神学出来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因为“文革”，在小学和初中里没有学过多少东西，所以进高中、大学后，就像干海绵掉进水里一样，拼命地吸取知识，学习非常刻苦。即使我做实验什么的遇到失败，也总是尽力去做好，有时候还给自己施压。虽然我们这么努力，但在客观条件上总归不如现在，有那么多机会接触广泛的知识。如今学校里的课余活动多了，课程丰富了，同学们的综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这是时代的进步，在我们那时是不敢想象的。

大学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日子是最后准备毕业论文的半年时间，我在实验室里待了整整几个月。指导我的是化学分析实验室的邓家祺老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大多数老师只给指一个方向，具体实验全靠自己做。我们当时的题目是“贫血与头发中锌含量的关系”，是和上海市儿童医院合作的一个项目。邓老师只告诉我们怎样测量锌，剩下的全由我们自己完成。那时科研的独立性要比现在强得多，碰到问题都是自己解决，这样就把独立科研的能力调动起来了。我们是搞科研，不是当操作工，所以做实验要独立操作，不能指望老师手把手地来教。这段经历给我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化学系读博士时，也是如此。去的第一天，老师就分配任务，说在这3年里做磷酸分子筛，指明方向，然后基本就不管我了。那里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给你定了大方向后，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但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你可以从他确定的主干道上生出许多枝节，发现很多意外的东西，这就是现在提得最多的一个词——“创新”。搞科研的人，不但要精通过去的东西，还要具备创新能力。我们那时重心放在多学知识上，但在独立做实验中也无形培养出了创新能力，所以我现在也总是对我的研究生强调独立工作的必要，因为这是形成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实验室里的锻炼主要是为了培养理科学生一种科研的思维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形容这种能力就是：你不能拿把枪乱扫一通，碰巧打中什么东西，然后在那里画一个圈说自己打中了；你要能真正地瞄准它，然后把它打中。这种能从事系统工作而不是局限于一些小实验的能力非常重要。还有在科研中还需要的很多其他的能力，比如团结协作、求真务实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实验室中长时间慢慢培养。对于有志于搞科研的同学来说，尽早进入实验室是有益的，当然得根据个人不同的能力条件，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但如果有同学觉得学有盈余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早些进入实验室。

复旦作为著名高等学府，一直会聚了众多名学大家，我们那时也有许多同学们特别敬仰的老师。比如谢希德校长，她对工作非常认真，确实可谓鞠躬尽瘁；还有数学大师苏步青校长，他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文科系的有周谷城教授，他对学校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还团结大家齐心工作，为复旦的腾飞作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化学系也有许多有名的老师，比如吴浩青院士，当时做化学系的系主任，我们不时能遇到他；还有顾翼东院士等等，他们传授的课程过于专业，不面向本科生，我们跟他们实际接触不多，但在同学中间他们的名气是很响的。

1984年我从复旦毕业。当时工作由国家统一安排，虽然我们也有一些选择余地，但很小。考上研究生的就去读研究生，没有考上的就被分配到上海或外地的单位。也有少数人留校，我是4个留校学生之一，留校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所以我比较幸运。毕业晚会上大家依依不舍，要告别复旦，各奔东西了，都非常怀念4年的大学生活。

1989年时我27岁，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外面的了解还不够多，也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于是就出国，到了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1990年又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多。随着中国近几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才开始逐步真正了解这里，了解中国的名牌大学——当然复旦也在此之列，比起以前有很大的进步。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复旦，来到复旦。

1999年我回到学校，感觉复旦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毕竟学校不是封闭的体系，社会发展了，复旦也跟着变了，这种变化令人鼓舞，尤其2000年以来的“985工程”等一系列教育工程，使复旦呈现出了新面貌。就拿化学系来说，系里增添了许多先进设备，现在实验室的条件未必比国外差，整个硬件水平完全能和国际接轨，甚至连有些国外的大学和国内的大公司都很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仪器。这两年无论是在复旦，还是社会上，出国热都有了明显下降。这也是主要因为现在国内的科研水平提高，科研条件改善，大家都对在国内搞科研表示了认同。有人认为在国外搞研究能追求兴趣，因为有充足的经费和良好的环境，而在国内搞研究只是一份工作，被各种困难束缚了手脚，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虽然国外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动机相对来说确实单纯一些，但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在国外也有人为了工作而搞研究。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已大为改善，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不再盲目地相信国外什么都好。但无论在哪里，都不能抱着不喜欢的态度去搞科研，强迫自己工作是非常痛苦的，只有热爱一项事业，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才可能把它干好。

如今的复旦校园内，同学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争着上自习，努力地读书，非常珍惜进入复旦的机会，传统的学习氛围没有变。改变的是学校有了更加活跃的学术活动、更加丰富的课余生活，使得复旦的学生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但同学们在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也要掌握方向、抓住目标，基础的课程和知识不能丢掉。对于我们化学系的同学来说，化学本来就是一门基础学科，要求扎实的学问基础，知识面不但要广还要深，这样将来才能搞好科研。

复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当初没有进入复旦，我也不会留在复旦，一生的路也许就会随之改变。人生是由机遇和努力构成的，正因为进入了复旦才使我走到了今天。

复旦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我非常高兴能在此亲历百年校庆。学术研究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过程，每一个复旦人只有不断前进，才能让复旦永远走在前列。我希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复旦能在日后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采访整理：山造林、魏勇、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