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无以不敢冒奏四宇塞贵。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军之将,一定之理也。
地位相当的人如果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互相暗使诡计,心生恶意。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析,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使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负责协调。在两个省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摩擦。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或者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把对方置于死地。
曾国藩基于对地方官互相倾轧的痛恨,主张“引用一班正人”,以扭转风气。他有一段名言,说朝廷上下几十年来养成不痛不痒、无是无非的混沌风气,让英雄和有作为的人寒心,让那些按步升迁、混日子的人飞扬跋扈,那些富贵已极、整日无所事事的人因为健康如初,久居高位,而那些有所作为的人却沉积下僚,在岁月的磨折中很少能脱颖而出,这是最为浩叹的事。为此,他从入仕之初,即上书皇帝,提出扭转天下风气在于用人,他对胡林翼、左宗棠的扶植就意在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应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凭胡林翼和官文的关系以及手下掌握的将帅、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功。胡林翼虽早取得巡抚之权,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胡林翼,字润之,道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馆,授职编修,廿六年捐升知府,分发贵州,历任镇远黎平等府知府。他的父亲官至詹事府詹事,岳父陶澍为两江总督。青年时期,他一度过着颇为放荡的贵公子生活,但自其岳父、父亲相继去世,仕途又遭挫折之后,早年所受程朱理学教育以及陶澍名臣的榜样作用,在他身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他一心要为名臣,留名后世,以至于史书上将他称为“从豪杰到圣贤的人”。
盛行于清代末年的捐官办法,加剧了制度败坏与吏治贪下,是清代政治上的大弊。然而,也正因为有这种办法的存在,才可以使胡林翼由一个待补缺的七品内阁中书一下子被提升为四品的知府。胡林翼在陕西赈灾案内援例捐纳知府,照例可以自行指定前往候补的省份。当时,胡林翼所自行指定的是贵州省。贵州素称地瘠民贫,服官者视为畏途,而胡林翼居然自请指分贵州,在当时人看来,自不免大感意外。
胡林翼之所以要指名贵州,是希望借贵州之贫瘠困穷及政多击错,来磨练自己的志节。由于他的这种抱负,到贵州不久之后,他的声誉就蒸蒸日上了。
胡林翼在贵州七年,由于政绩卓著而致政声大起,既得上司之倚重,又承皇帝之垂注,理应一本初衷,继续留在贵州才是,但是他在奉调为贵东道之后,却向本省当局一再禀辞,请求体念老母年高及自己因心劳力绌而百病丛生,恳允放归故里。
恰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在湖北湖南等地兴起,清军所向溃败,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名奏调胡林翼前往湖北,已奉皇帝允准。于是,胡林翼在咸丰三年的十二月,率领他自己所训练的黔勇六百人,奉母汤太夫人自贵州回湖南,加入了征讨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列。自此以后,他的事业迈向了另一个新的开始。
曾、胡两人的早年遭际、出身、作为可以说有很大不同。就资历、家世而言,胡林翼均优于曾国藩。他出身名门,中进士比曾国藩还早。曾国藩庶吉士散馆时,胡林翼以翰林院编修充会试同考官,又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已是一名红翰林。但胡林翼因这次试差受牵连被降级调用,丧失了美好的前程。第二年,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病逝,当时曾国藩管理长沙舍馆事,作诔词相悼。
灵柩返乡时,曾国藩又亲往送行。在家守制的胡林翼颇为消沉,他的一些江南门生凑了一笔钱为他捐了一个知府,而此时的曾国藩,步步高升,已成为礼部侍郎、国家大员。
曾国藩由于出身寒素,看不惯官宦人家的所为,与胡家虽有往来,但心中另有一番认识。当胡达源去世、灵柩南下时,随带财物数车,曾国藩心中对胡家的“清白”有所怀疑。但胡家在湖南属于巨宦,加之胡林翼的才华,因此,曾、胡在京师交往仍是很多的。
12年后,曾国藩的母亲去世,胡林翼以厚赙相赠。曾国藩将胡林翼视为前辈。
吴文镕奏调胡林翼后,胡带黔勇师行通城时,吴已战殁,胡阻梗于途。咸丰四年正月,当时胡尚在途中,曾国藩即望其相助。
2月,曾国藩奏请清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胡林翼遂隶曾国藩部下。胡以功旋援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北并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曾国藩此后大举“东征”,又向清廷奏请留胡,咸丰帝允准。
1860年11月,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得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的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议沸腾,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面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问老师,目前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说,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他说左宗棠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曾国藩又说,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由于春节将至,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赶回直隶。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就是李鸿章。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真正的诚实之人,真正的君臣,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表现出他们优秀的品质。以近知远,以微知明,也是识人之道必不可少的良策。曾国藩说: “静观天下大势,我们所能共同勉励的,就是要尽力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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