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视角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与改革方向

据统计，至2008年“牙买加体系”下全世界一共发生了100次金融危机，其中每8年发生一次重大危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如1991年英国的货币危机、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1995年的美元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其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发生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而影响更为广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也进一步凸显。

一、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概述

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为稳定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决定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13次降息，使利率降至1%，为46年来最低点。此后，美国一直沿用了这样的宽松政策，过低的利率水平刺激了美国的消费信用，尤其是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膨胀，规模从1995年的65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年底的1.3万亿美元，占住房抵押贷款的比重从2002年的6%上升到2006年的20%^[2]。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美国的金融机构利用资产证券化技术和高的财务杠杆操作，发行了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和进一步层层衍生的金融工具，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形的次贷衍生品市场，并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在这个市场。这些数量庞大的衍生品还有大量其他国家投资者，因此全球金融市场都与美国的次贷系列证券密切相关。

从2006年开始，美国逐步提高利率，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房价的持续下降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以此为基础发行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价格大跌，引发了“次贷危机”，至2007年席卷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同时也是全球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以此为转折，“次贷危机”上升为金融危机。诸多金融资产价格暴跌甚至成为废纸，大量金融机构倒闭破产，包括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等世界顶级金融机构需要通过转型和救助才能度过危机。与此同时，欧洲金融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本书认为，虽然欧美国家的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其他区域和国家金融市场的冲击还未能达到危机的程度，因此称“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妥当，可直接称为欧美金融危机。

以美国为风暴点的这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的原因是金融衍生过度与监管缺位，深层次的原因则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美国是通过消费刺激经济的增长，国内储蓄率极低并且私人与政府的负债都很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过度的透支消费与信贷膨胀，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催生了资产泡沫最终酿成金融危机。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未对国内造成诸如通货膨胀等宽松货币政策常见的负面影响，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分不开，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更是凭借了美元的特殊地位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全球分担了金融危机的后果。这样的局面凸显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激发了国际社会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紧迫意愿。

二、金融危机凸显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一）美国通过美元“绑架”世界经济是最大弊端

“牙买加体系”下黄金与特别提款权在一国国际储备中的比例普遍较低，多数国家仍然以外汇储备为主要储备资产。虽然形成美元、日元、欧元等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的格局，但从比例来看，美元的绝对优势地位仍然十分突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方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4%（如表7－1所示）。

表7－1　1973—2008年美元在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年年报数据整理而成。

国际货币格局中美元的优势地位使其拥有极大的权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直升机理论”来概括，美元的霸权可以使美联储任意地从直升机上向全球各地散发美元，即美国通过“印刷”本币美元来向全球市场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与物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常账户持续逆差，1982年至2008年间，除1991年外，其他年份美国均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在1992年至2007年间，赤字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高达6 733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7%^[3]。通过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向世界市场输出美元，满足国际社会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同时也用美元向世界各国购入各种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提供了选择面最广的金融工具，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与避险场所。美国之外的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美元储备又通过购买这些金融工具保值增值而回到美国，而顺差国的投资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促使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带来财富效应，进一步增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美国通过资本账户的顺差弥补了经常账户的逆差，实现了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美元的这种国际循环模式不仅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关于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收益下一章将进一步论述），更重要的是支撑了美国长期可以立足国内经济制定政策而不必顾忌其外溢性负面影响。

在美联储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下，泛滥的美元不仅满足了美国人对国内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还通过经常账户逆差的方式获得了世界市场的商品与服务，而后一种渠道使得美国不会在信贷扩张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储蓄率极低的状况下长期通过财政赤字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得益于大量非居民将手中美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金融资产。概括地讲，美国在不需要履行任何责任情况下，利用了美元的特权通过负债向全世界借贷资金来消费全世界的商品与劳务。其他国家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外汇储备选择，尤其是本币不是能够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货币，必须通过出口商品与服务获得美元储备，反过来又将这些美元储备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方式借给美国，支撑了美国经济发展。日本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持有的大部分海外资产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货币计价的情况^[4]。这就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典型写照。

美国通过美元“绑架”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如果出现衰退导致其进口下降，其他国家将无法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获得美元，并且出口受挫阻碍经济增长；美元如果急剧贬值，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也将大量缩水，甚至如果美国出现债务危机，债权国的利益受损更严重。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可以凭借美元的地位利用全世界实现上述经济运行模式，而金融危机后又可以“挟持”全世界分担危机后果并帮助美国救市。需要向美国大量出口商品与劳务的国家、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国家（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都只好被迫维护美元和美国经济。美元反而在短期内汇率上升，而且在美国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巨额财政赤字政策下，大量超发泛滥的美元通过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消化。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是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已经达到约5 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 303.3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出现5 465.90亿美元的顺差（经常账户的逆差为6 732.65亿美元）^[5]。

（二）对主要国际货币的数量及汇率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机制

金融危机后，对美国长期不负责的经济政策催生次贷危机和让全球分担危机后果的指责此起彼伏。但是，客观来讲，美国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非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来制定货币政策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作为一种主权国家货币，美元的数量自然首先要服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它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并获得了相应权利，它也不会主动去承担有悖其国家利益的国际货币责任。这种责任的界定与约束应该通过外部力量来实现。

从公平的角度来看，人为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赋予一种主权国家货币国际货币尤其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使其拥有了相应的权利，也应该有相应的约束与监督机制来督促其根据世界经济增长需要而非完全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来制定货币政策，从而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元特权的条件就是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量至少要受美国黄金数量的制约，然而牙买加体系并没有建立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供应量以及汇率波动的约束与监督机制。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特权是其充当多年国际本位货币后的市场自发选择，没有任何国际法规的约束，相反使美元彻底挣脱了黄金的束缚，在缺乏任何名义货币锚的情况下，美元不必承担任何作为国际货币的责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完全不必受到国际法规的约束，也使得其他国家无法也无权对其进行监督。

除了对美元数量缺乏约束纪律而外，牙买加体系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方的汇率政策的监督名义上是防止出现损人利己的货币贬值政策，却并未形成硬性的约束机制。汇率波动成为常态，一国可以通过操纵本币汇率实现本国经济利益而不必考虑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美元汇率甚至成为美国政府调整国内经济的一种工具。从1975年到2009年期间，美元经历了三次贬值－升值的周期。当美国需要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实行“强美元”政策，其他国家积累美元需要向美国输出更多的商品与劳务，美国的贸易逆差及对外负债扩大，而当其他国家的美元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又通过“弱美元”政策使美元贬值，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并且降低对外债务的偿还成本。而且，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美国债务都以美元计价，这就使得美国的所谓外债其实如同一国中央银行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发行法定货币一样并没有要求被偿还。美国可以无硬性限制地增发货币制造美元贬值来稀释对外债务、转移调整负担的激励。

（三）国际收支的全球失衡持续与调节机制的不公平

2005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拉脱第一次用“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这一概念形容世界国际收支的整体格局，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6]。突出表现在美国贸易赤字巨大，而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与石油输出国组织逐渐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际收支多处于逆差状况，而发达国家整体处于顺差方。

国际收支的全球性失衡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新格局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长期低储蓄、高消费、高赤字国内经济结构的外部表现。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机制下，各国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

美国作为牙买加体系的核心，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方面，长期是通过资本账户的顺差来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有绝对的政策主动权和影响力。而其他国家，特别是类似中国这样的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国，却因为和美国的贸易规模巨大，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彼此的贸易状况，也将传导到这些国家国内，影响其经济增长。因此，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经济政策，往往被迫承担了美国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或者其他经济调整政策的后果，而难以根据自身情况主动调整经济政策。这在美日经济关系以及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情况相似的还有美国对人民币不断施加升值压力。

此外，牙买加体系肯定浮动汇率制度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但这一作用在发展中国家群体表现不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大多为初级产品，进口品则主要是本国经济发展必需的资本与技术密集性产品，出口与进口品的需求弹性小，基本不符合马歇尔－勒拉条件，即使通过本币贬值也难以改善贸易收支。因此，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收支失衡，一方面通过大量借贷来暂时缓解，而当外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却容易引起债务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等。另一方面通过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利用资本账户的顺差来平衡国际收支，但这也可能导致由于投机攻击等因素使国际资本短期内大规模撤离而引发金融危机，典型的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机构载体作用有限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机构载体。它本身就是因大国希望操纵国际货币体系而建立，其制定的规则和机制都是反映大国的意愿。最典型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机制，尽管在创立时考虑了各国平等地位的问题，并为此设立了250票基本票，作为各国行使“平等权利”的象征。但是表决票却是按各成员认购的基金份额予以分配加权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方认缴的份额是不一样的，表面上是为了照顾相对贫穷的成员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按经济实力的强弱缴纳不同份额，资金雄厚的发达国家认缴的份额越多，权利也就越大。其中美国的份额最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最高曾达到30%，目前仍拥有17%的投票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任何表决必须有85%的特别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因此美国事实上拥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何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了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规则制定的决策权，而绝大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只能被动承受各种不公平的结果。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份额的规定非常僵化，难以根据成员方经济实力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例如，欧洲国家经济实力已经相对下降，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却仍然没有变化，总投票权比重高于这些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反，虽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渐提高，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份额却仍然未能得到相应提高。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比重明显低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符合各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律平等的国际法法理，也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名义上强调的成员方承担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且自然会产生上文分析的若干弊端。牙买加体系之所以没有建立对储备货币尤其是美元的约束监督机制，显然也是因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殊决策地位所致。

除了不平等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危机缺乏事前的监控防范机制，在危机发生后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救助。在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局部性风险常常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作为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护航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完全没有对这些风险的监控机制。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对成员方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跟踪并提供评估报告的监测机制，这个监测的结果只是作为是否对成员方提供贷款的评估标准，无法预测和防范系统性危机，而且还经常被发达国家成员方施加压力而不能发布对其不利的宏观经济监测报告。

在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源主要来自成员方认缴的份额、向成员方官方机构和银行的借款以及经营贷款业务等带来的利息收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的资金大约有2 500亿美元，这样的资金规模即使全部用于救助，也不能满足欧美金融危机背景下，成员方对流动性资金的旺盛急迫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自身确实无力为成员方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资金救助，而且也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满足成员方进行调整的资金需求的国际融资机制^[7]。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次向成员方提供的贷款规模有限且发放时间周期过长，而且还有严苛而僵硬的条件，通常要求借款国实施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借款国本来就遭受危机打击，国内经济增长减缓甚至萧条，微观经济主体资金匮乏，融资需求大，紧缩性的政策往往会雪上加霜，加剧这些国家经济的恶化。典型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遭遇危机的成员方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都被迫要接受这些苛刻而不合理的条件，这也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不满，并且不太愿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进一步弱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通常情况下，重大危机的发生都会导致相应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变革与重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成为国际共识。但在如何改革问题上却也存在分歧，具体的措施与细节虽然还未成形，但大致形成了如下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理想化的改革方向

之所以称以下这些改革方案是理想化的，在于虽然它们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甚至是完美的，但是缺乏可实际操作的基础，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只能为改革提供一些思路上的借鉴。

1.重回金本位制

重回金本位的建议者主张建立金本位制度国家联盟，重新确定各国货币稳定的含金量，成员方货币通过含金量之比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货币重新与黄金挂钩，约束储备货币的发行数量，同时克服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金本位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难以克服的是黄金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数量不可能随着商品生产的速度增长，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量。而且金本位制度的建立还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实力与黄金拥有数量相对均衡，而这样的格局早已经被打破并难以重现。因此，恢复金本位制度只是反映了人们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不满，没有重建的现实基础。

2.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英国首相布朗为代表的欧洲各国政要与西方学者纷纷呼吁重新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方案建议仿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通过国际协商，签订国际货币合作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各国货币与世界货币单位挂钩，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银行，最终用世界货币单位替代各国货币，建立世界统一货币。这种改革方向与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的思路不谋而合，其基础是蒙代尔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理论和技术上是可以设计的，但具体操作却存在太多的障碍。

3.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

所谓超主权储备货币（Super-sovereign Reserve Currency），是指由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的用于国际范围内计价尺度、交换媒介与储藏手段的货币^[8]。从怀特、凯恩斯到蒙代尔，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过建立超国家主权货币的构想。2008年金融危机后，因深感美元作为一种主权国家货币同时又是国际货币带来的弊端，关于建立超越国家主权货币的建议再次被国际社会关注。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创设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这种建议立即得到了阿根廷、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响应和赞同，这更使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成为热议问题。

但是，无论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倡导者提出的世界货币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事实上都是很难实现的。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货币的内在价值？各国货币采取怎样的方式与它进行合理挂钩？实行单一货币之后谁来决定它的货币政策？最困难的是要怎样的货币政策才能符合具有差异性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缺乏公平合理的国际协商机制与氛围，都使得这样的统一货币方案难以实施。即使是对建立统一货币最有信心的蒙代尔也承认之所以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世界货币的设计都未能成功，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这种没有黄金或者主权国家信用作为保障的货币符号不能令持有者保持足够的信心^[9]。

（二）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创设统一的世界货币或者是新设计一种超主权货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扩大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存在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作用是一种可行度较高的替代方案。周小川也认为，特别提款权具备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可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与影响力，将其发展成为新型超主权储备货币，主要手段是改进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推动特别提款权的更加广泛的分配，以及拓宽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10]。

特别提款权最初是由15种货币组成，经过多年调整，目前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综合成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其中美元与欧元各占40%，日元与英镑各占10%。这样的定值比例已经不能反映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格局，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迅速发展，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应该将这些国家的货币纳入，尤其是人民币，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特别提款权中没有排名如此靠前的国家的货币是不具备代表性的。

自1969年创设以来，特别提款权按成员方所认缴的份额分配过两次，总额为214亿特别提款权单位。逆差国分得的特别提款权并不能直接使用，只能在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向顺差国按照一定比价兑换成美元等真实可用的国际货币来支付，并且应当按照规定的0.46%利率支付利息。接受特别提款权的顺差国一般都有较充足的外汇储备，有些还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拥有特别提款权作用不大，收取的利息也很低。因此，特别提款权作为各国储备资产的组成部分，作用微乎其微。如果要提高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美元，就必须要大规模增加它的分配额，使其在各国官方储备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才能切实缓解美元的“特里芬难题”，也才能够抑制美元霸权地位的弊端。

目前特别提款权只能在成员方官方间使用，国际收支的顺差国拥有特别提款权实际上相当于向逆差国提高低利率贷款。因此，要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资产作用，应该扩大它的使用范围，具体能够实施的措施包括提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以特别提款权计价、允许私人使用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记值的债券，为持有者提供储备资产的投资渠道等。

当然，如果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提高成为占比较重的储备货币，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主权国家货币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带来的各种弊端，而且它的价值相对稳定，也能降低各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但是，这些效果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大国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让步、国际合作高度协调的基础上，因此必将是一个各国利益博弈的漫长过程。

（三）建立真正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如果说建立统一的世界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化终极目标，那么削弱美元霸权地位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最迫切的近期目标。由于国际货币使用的惯性以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国家的事实，用另外的货币取代美元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即使是有这样的货币存在，建立以新的某国或某经济体发行的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照样会重演美元霸权带来的弊端。因此，现实的做法是增强欧元、日元等其他国际货币的竞争力，或者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增加有条件的新成员，比如人民币等，通过这些货币分散美元的国际货币计价结算、储备等范畴的作用与影响力，从而削弱美元霸权。

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名义上已经多元化了，但美元以外的其他国际货币对美元地位完全未能形成威胁。因此，所谓真正的多元化，是强调引入竞争机制，使其他国际货币能够对美元形成制衡。在多元化格局下，如果一种国际货币对其他国际货币超发，则会导致其汇率下降而需求减少，降低其国际货币地位。因此国际货币的发行当局会自发约束其货币发行量，维护币值的稳定。

当然，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始终“群雄争霸”。国际货币过多也会导致兑换混乱、汇率波动剧烈、外汇储备管理难度加大等弊端。因此，在经历了市场自发选择与政府不同推动作用之后，可能会出现蒙代尔所描绘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即未来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与某种亚洲货币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亚洲货币可能是日元、人民币，也可能是亚洲主要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11]。事实上，但凡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或者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对货币的发行国家或者经济体而言都是利大于弊的（关于国际货币的收益与风险，本书第三章已有专门论述）。因此，建立真正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改革方向最容易为有条件分享更多利益的经济大国所倡导接受并切实采取措施推行。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积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四）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

无论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哪个方向的改革，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落实都需要机构载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改善它的功能，增强其在国际货币合作协调方面的作用都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应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在2006年9月的新加坡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了“份额与声音”（Quota and Voice）的改革，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以及提高成员方的基本投票权，增强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根据这个改革方案，对份额被严重低估的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进行首轮特别增资。金融危机前，经过增资，中国、俄罗斯、印度与巴西的份额分别为3.68%、2.70%、1.89%与1.39%。但相比美国拥有16.79%的份额、欧盟拥有32.09%的份额，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仍然太少^[12]。而且基本投票权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投票权的2%，因此用提高基本投票权的方法来提高成员方权力的作用很小^[13]。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进一步改革治理结构。有一种方案是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成员方管理外汇储备，然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体系，将传统分配的投票权分出50%，根据各成员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外汇储备存款规模按比例分配剩余投票权^[14]。如果这样的改革设想成为实际，类似中国这种外汇储备巨大的成员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将显著提高。

第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扩大其可贷资金规模。2009年4月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成员方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2 500亿美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贷资金规模最终可以提高到7 500亿美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采用了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融资。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同时能够快速获得资金。不仅得到了金砖国家的赞赏，还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批准。2009年9月，金砖国家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补充总计800亿美元资金。

第三，改变贷款的苛刻条件，并更多向发展中国家倾斜。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对贷款职能进行系统性改革的方案。主要是扩大对成员方的贷款规模，并且适当放宽贷款条件，改变以往不符合贷款接受国实际经济状况的苛刻条件。同时提高了贷款的反应速度以及贷款规模，并注重照顾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个改革方案的思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新兴市场国家发放的贷款超过了500亿美元，并且在新的弹性贷款机制下给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提供了贷款^[15]。

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了建立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性。因此也提出要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功能，把对成员方进行双边监测的职能扩大到对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实施多边监测。此外，还应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宏观经济监测结果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尤其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对不向其申请贷款的成员方没有约束力，应该建立相应机制来增强监督作用^[16]。当然，全球金融监管的责任不能仅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4月召开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成员方同意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F）扩展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除20国集团成员以外，还扩展了西班牙和欧盟，增强了金融稳定性委员会（FSB）的制度基础，同时赋予金融稳定论坛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