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外滩金融中心的形成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其形成和发展先后经历晚清时期的初步发展，到北洋政府时期的快速发展，再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最终形成，经历了八九十年的时间。

一、上海金融中心的初步发展（晚清时期1840—1911年）

（一）上海钱庄的产生与发展

上海钱庄历史悠久，其兴起与贸易和运输的发展有关。上海作为沿海贸易的一个港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以后逐渐形成为5条航线的汇集点。上海的钱庄业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18世纪70年代已有钱业公所的组织。至光绪初年，上海北市已有钱庄80余家，南市也有30余家，可谓盛极一时。1843年上海开埠后，上海钱庄在进出口贸易、中外商人、上海与内地之间起着资金调拨者的作用。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钱庄共有105家，其中南市42家，北市63家^[1]（见表4-1）。在业务上，外商银行与上海钱庄进行合作，即外商企业通过使用上海钱庄的远期庄票将从上海进口的洋货销往内地；并在内地收购土产运至上海出口，也多利用“申票”以代替携带现金。这样，使得上海金融业将其业务深入到了长江内陆和北方各地，上海初步成为中国商贸型的金融中心。

表4-1　1876—1911年上海钱庄数量

资料来源：①《上海通志》，第二十五卷“金融”。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578／index．html。②《上海金融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491／node75497／node75550／index．html。③本章以下表格资料来源同上。

（二）外资银行开始进入

1843年上海开埠后，作为中国最大内外贸易口岸地位的确立，带有近代意义的金融地位也开始在上海迅速上升。开埠后的第四年，即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进入上海。随后以英国资本为主导，包括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国资本在内的数十家银行陆续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854年，英国有利银行设立；1855年，英商汇隆银行设立；1857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立；1861年，英商汇川银行设立；1864年，英商利升、利生和利华银行设立；1865年4月，英商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汇丰银行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而且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营业基地和主要对象，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贸易服务。此后1876年，俄国对外贸易银行设立；1880年，日商东京第一国民银行设立；1902年，美商花旗银行设立等。到1911年外商银行已有27家，而同期其他金融较发达城市的外商银行数为：汉口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见表4-2）。

表4-2　1847—1911年上海外商银行分支机构

外资银行在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中资银行和传统的钱庄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设立银行的同时，1891年成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改组易名为上海众业公所）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上海金融地位又提升了一步。

（三）中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外资银行进入上海几乎比近代意义上的中资银行早了半个世纪，对中资银行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本土银行起源于传统的钱庄业。清朝末年，部分钱庄由于和外资银行产生了业务的来往逐渐受其影响，同时在和新式的工商业企业交往中，也对它们提出了新的业务要求。同时，一些深受西方影响的官僚和企业家也着手兴办中国自己的银行。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诞生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是上海最早开设的中资银行。这也是旧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银行业、也是对上海新式金融机构的介入。

中国通商银行的额定资本为500万两（每股100两，共5万股），实收250万两。在实收资本中，盛宣怀任总办的招商局认80万两、电报局认20万两，招商局与电报局当时是有官股的。盛宣怀本人和李鸿章、王文韶等其他官僚共约100万两，余下的才是一般商股。此外，通过翁同龢、李鸿章的关系，由户部拨存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这也成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的营运资金。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上海陆续有华商银行设立：1905年户部银行上海分行设立；1908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设立；1910年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设立；1911年中华银行设立等，共计11家华资银行（见表4-3）。它们一般有纸币发行权，并在外埠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从整体上看，上海金融业已具有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影响了。

表4-3　1897—1911年上海中资银行设立数量

到清末之际，上海金融业已取得了全国领先的地位，国内金融中心的雏形开始出现，上海金融市场格局为：外商银行是主角，外商银行在上海金融业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上海钱庄是配角，中资银行初来乍到。

二、金融中心的快速发展（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

（一）上海钱庄实力下降

清末和民初，受政潮和金融风潮的冲击，上海钱庄业一度有较大萎缩。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南北市汇划钱庄上市的仅有24家。以后新增3家，复业1家，也不过28家。这时内地流入上海的资金日益减少，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也告停止，上海关税的收入全部移存于汇丰等几家外国银行。钱庄头寸异常缺乏，社会上对于钱庄的信心大为动摇，钱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民国2年初钱庄甚至一度打算“概不上市”，直至民国3年钱庄业务始渐趋稳定。

直到1927年，上海的钱庄逐渐恢复。徐寄庼先生《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记载，1927年钱庄数85家，资本总额1 900万两，每家平均资本额也由3．8万两增至15．4万两。到1928年底，北市计有钱庄78家，南市则有18家（见表4-4）。作为历史久远的中国本土金融组织，钱庄业与上海的工商和社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钱庄的继续发展主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与本国银行对钱庄的存款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上海钱庄的影响力还在，但上海钱庄业的整体实力和作用已经被银行业远远超过。

表4-4　1912—1927年上海钱庄数量

（二）外资银行实力大增

北洋政府时期是外商银行的扩张时期，在此期间先后有9个国家（法、比、美、日、荷、意、英、俄、挪）新开设的外资银行25家（见表4-5），外资银行数量继续增加。这个时期在上海的外商银行有以下特点：一是各国银行合群竞进，形成六强并存局面。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加上英国的汇丰银行形成六强竞争的局面。这些外资银行长期控制着经由上海的进出口贸易的收付业务，对上海金融市场也起着重大影响。二是从国家力量格局变化看，英美日三分天下。三是外资银行组成银团，联合向中国政府贷款。主要形式是组织国际银行团，贷款给中国政府；或由两家或几家银行合作，贷款给中国政府。借款都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使中国的关、盐两大税收的存储保管权均落入外商银行之手。由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存在，当时的政府有关当局不能直接管辖这些外商银行。

表4-5　1912—1926年上海外商银行设立数量

（三）中资银行数量猛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上海民族工业因外力压迫减少，曾繁荣一时，从而刺激了银行业的发展。从1912年起，上海每年都有一批新银行开设，上海出现的中资银行总分支机构，到1927年底达126家。在此期间，出现一批素质较好的大型银行，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加上光绪三十三年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这7家银行已成为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被称为南三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崛起，则是上海地区“华商银行同人奋力经营”的最重要的标志。这些崛起中的本国银行在组织制度和主要经营方式上仿效外商银行，在业务上同时与外商银行和本国钱庄业保持着联系，形成了上海金融市场的鼎足格局。

中资银行的实力也逐渐增大，到1925年在上海金融业的总资力中，外资银行占36．7%，钱庄占22．5%，华资银行占40．8%^[2]。在“鼎足而三”的格局中，华资银行业已列于首位（见表4-6）。

表4-6　1912—1927年上海新设银行数量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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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除了原有的拆借市场、外汇市场、内汇市场之外，上海还正式形成了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上海的交易所不仅有证券物品、华商证券较典型的两家，更有分别以纱布、金业、机制面粉、杂粮油饼等为标的物的四家，还有中央、通易两家信托公司经历了“信交风潮”仍得以运作经营。

（四）金融中心初步形成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存在两个金融中心，金融史学家杜恂诚称清末民初的北京是“财政金融中心”，上海是“商务金融中心”。

北京是财政金融中心。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依托首都的优势，集中了一大批相当有实力的银行。其中大部分都是中资银行，既有国有银行，也有私营银行。总行在北京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取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北洋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不仅使得两家银行的资本和金融业务量激增，也使得以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等为代表的其他中资银行有了很大发展。至1923年，北京已有23家中资银行总行。北京的银行官方色彩浓厚，所以当北洋政府濒于覆灭，丧失了对经济的影响力之后，大量银行将总行迁至上海。

上海是商业金融中心。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中资私人银行相对处于低潮。与北京的财政性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金融业与商贸及社会经济的关系较为密切。1916年和1920—1921年的京钞停兑风潮发生时，由于上海与北京金融业之间不同的经营理念和主张，加之上海远离政治和财政中心，而且上海金融市场的商业性较强，所以，上海金融市场避免了风险。

三、金融中心的正式形成（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

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在国民政府时期真正确立起来的。孙中山先生较早就注意到上海在国内金融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如他曾和虞洽卿等人倡议在上海设立证券与物品交易所，还指示国民党人在上海以经纪人的身份进行证券买卖，为革命事业筹集必要的经费。

（一）上海钱庄大幅萎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权逐渐构建“四行二局”（即中国、中央、交通、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官僚资本银行的垄断体系，对民族资本的钱庄加强了控制。1931年3月公布的《银行法》，把钱庄纳入银行的范围内。1935年，由于美国高价收购白银引起中国银元大量外流，流通筹码骤减，资金紧缩，大批商店和钱庄倒闭。从1935年起钱业的汇划制度遭废弃，钱庄汇划票据集中办理，钱庄已不再是本国银行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机构，钱庄业务大幅萎缩，力量进一步削弱。到1937年只有46家钱庄（见表4-7）^[3]。

表4-7　1927—1937年上海钱庄数量

（二）外商银行处于停滞状态

1927—1937年，由于中国银行业的成长，对外商银行的发展有一定的遏制。加之联准会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减少了中资银行在资金拆借和票据交换中对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依赖。这时上海的外资银行处于停滞状态，新开设的银行很少，只开设过几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如英商沙逊银行等。同时，有不少外资银行停业。但到1936年上海仍然有27家外商银行在运营，占全国外资银行总数的84%（见表4-8）^[4]，居全国之首。

表4-8　1936年上海外资银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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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资银行数量持续增加

至1937年，上海共有54家银行的总行，128家分支行，均列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4家政府银行的总行都在上海，实收资本总额1．675亿元，在全国各地有491个分支机构。中央、中国、交、农四行放款总额占全国各银行放款总额的55．2%，四行存款总额占全国各银行存款总额的58．8%。全国73家商业银行中有36家总行设于上海，实收资本总额占全国商业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74．6%。据《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记载，上海36家商业银行在各地共有278个分支机构，占全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68．1%（见表4-9、表4-10）。

表4-9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银行数量

表4-10　1928—1937年新设中资银行数量

自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后，就逐步形成以“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为主体的国家金融体系，并通过“四行二局”这一国家垄断资本体系，以上海为依托，控制全国金融命脉，加快和加紧对全国经济的垄断。

（四）中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大量兴起

国民政府在上海还设立了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到1937年，国内5家跨地区的储蓄会（局），即中央、四行、四明、万国和邮储，其总会、总局都设在上海。国内12家信托公司，有10家设总公司于上海^[5]，如中央、中一、中国、生大等；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的总公司也大多设在上海，如中国、太平、宝丰、安平、泰山、天一、兴华等。

另有华商证券交易所和西商众业公所，以及分别以纱布、金业、机制面粉、杂粮油饼等为标的物的交易所，其规模和影响均居全国之首位。总之，凡是当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在上海找到。各种金融机构云集上海，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促进了上海金融繁荣。

（五）金融市场种类齐全

到1937年，上海逐步形成了同业拆借市场、贴票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标金市场、白银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为经贸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34年交易额便达47．7亿元，不仅在全国，而且在远东也是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此外，上海的信托、金银、外汇、票据交换等金融市场，也是全国唯一或最大的。纸币流通量也反映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记载，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前的统计显示，上海各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总额达3．8亿元，流通地域最广。流通额占第二位的津钞只有5 000万元，主要是在华北流通。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体现了按照金融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客观要求，进行金融业的布局和相应资源配置。

总之，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功能齐全，金融市场活跃，金融的辐射作用和枢纽地位十分显著。上海不仅是商业金融中心，也代替北京，成为财政金融中心；不仅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