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整合风险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一体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它促使全球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各国经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依存度也普遍提高，因而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竞争对手，由此导致竞争更加激烈化与全球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采取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进入新兴市场。然而，企业仅依靠自身力量所能取得的市场效益与预期战略目标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这就促使企业需要由单纯的自我发展转为寻求联合发展，而跨国并购就是企业国际化扩张的一种最理性的方法。世界范围内总共出现了五次大的企业并购浪潮。特别是在1995年发生的第五次企业并购浪潮中，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并购成为主导，世界跨国并购总额也在不断上升，单项并购的规模也屡创纪录。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跨国并购来实施和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战略，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自从加入WTO后，为了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稀缺资源，我国企业也在积极实施跨国并购战略，尤其是国有企业，以求更好地应对全球的挑战。在目前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新形势下，对于企业而言，特别是国有企业，如何抓住机遇、顺应潮流，利用跨国并购寻求市场和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就不容忽视了。因此，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整合风险与防范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我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来说，由于经验不够丰富和实力不够强，所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同时一般的企业都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并购后整合的重要性，往往只想到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而漏掉了并购后整合的风险问题，所以我国的很多企业在并购后的初期感觉已经成功，实际上不用多久就发现许多问题，导致并购成功就如同昙花一现。因此，不仅要充分认识到并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规划，有效地防范整合风险。

有效防范整合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外部环境建设。并购不仅仅是并购双方两个企业之间的简单问题，还要受到政府政策导向、法律法规及融资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无形中就降低了并购的风险因素。我国目前尚处于并购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各方面条件都不算很成熟，尤其是在跨国并购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进而纳入风险防范的大系统中来。第二，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整合行为的进一步成熟。从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来看，最主要的就是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许多企业经受不住低成本扩张的诱惑，在对并购整体风险缺乏判断和防范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系统分析企业并购整合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价，找出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促进我国国有企业并购行为理性化、科学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集团。优势企业通过安全、有效的跨国界的并购，使企业突破地域、条块分割等“进入壁垒”的限制，向国外伸展企业触角，扩大市场份额，实施产品由“地产销”向“销地产”的战略转移，从而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度、运用各种有限的资源，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第四，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存量资产运行效率。企业并购过程就是资源再配置过程，它促使存量资产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结构不断地按需求结构的变动做出调整，在同一产业内部则总是使资源流向有效企业。第五，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的需要。国际上的大公司一向追求全球经济战略，纷纷提出“打破民族打破国界”，建立“无国际经营实体”。

对于并购整合风险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其产生原因、具体的影响程度和对并购风险的控制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美国著名并购研究专家拉杰科斯(Lajoux)(1997)以关于并购失败原因的研究为分界点，将并购整合作为导致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首次被提出来，并立马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进而揭开了专家们关于并购理论研究的新的内容——并购整合理论的研究，涉及的理论研究文献有: 并购整合问题的整合理论，其内容具体包括:文化整合、财务整合、核心竞争力整合等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并对其基本概念进行表述。Shrivastava(1986)认为，签订并购合约后，并购公司在管理制度、经营业务与组织文化等方面，缺乏协调与解决并购双方之间冲突与差异的有效整合措施，是导致并购战略失败和并购后经营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Haspeslaph和Temison(1991)指出，“并购的价值都是在并购交易后创造出来的”。[1][2]也就是说，无论事先对外宣称的并购动机为何，如获得某些协同效应、进入新兴市场等都必须通过整合过程来将其实现。Schweiger(1995)等更进一步指出，并购后的整合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技术、政治与文化。从世界范围内的大宗并购案例来看，急于求成，因整合失败而导致企业并购失败的不在少数，能真正实现1+1＞2的目标的就更少。1992年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深入调查了英国最大的100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涉及50项并购交易超过130亿英镑的案例。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被认为是失败的有54%，主要是由于并购后期的整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调查报告也同样指出: “在收购兼并之前，只有不到20%的公司会考虑到并购后如何将两个公司整合到一起，而把并购后将所能够产生的销售增长和成本节约则被大大地夸大。”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1988年一口吞下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可是一年半之后，由于德、美文化之间的尖锐冲突，导致其公司股票从成立时的每股103美元跌到53美元，490亿美元市值化为泡影。麦肯锡也证明: 在导致并购失败的各大因素中，整合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优胜劣汰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企业并购将作为企业资本营运的重要形式，并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企业进行并购风险研究的有关研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邱明(2002)指出，涉足新行业高风险的存在、企业目标调查分析客观难度的存在、高成本收购情况的存在、企业文化冲突的存在是并购成功率低下的原因。[3]陈济生(2003)甚至提出了“不会整合就别并购”的观点。[4]张衡(2003)认为: 市场选择的整合模式潜力被过高估计、某些关键问题被忽略以及并购后不力的整合是并购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5]徐彬(2003)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协同》文章中提出了并购财务整合的概念，指出并购财务整合是指企业并购后，为了保证并购各方在财务上的稳定性及其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形象，并购双方在财务制度上互相连通，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上协调一致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节约。[6]陈念(2003)的《企业并购整合风险的识别》主要研究并购后期，即企业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识别问题。[7]其通过对各个风险因子分析，结合对企业整合因素的研究，设计相应的风险识别系统，利用相关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建立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计算出风险识别指标——“整合一致性”，并对并购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因素进行分析、识别，并对并购整合风险提出了防范措施。齐荣光(2004)在《企业并购的风险研究》中，从资源重组的角度重新诠释企业并购的内涵和本质，并以资源重组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在并购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最后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具体国情，论述我国国有企业在兼并重组中所面临的特殊风险，并提出规范国有企业并购行为的具体措施。[8]韩华龙(2004)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管理研究》中主要对企业文化的性质、影响作用及并购中文化风险的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文化具体包括排异性和融合性，分别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力量，提出了适合我国企业的两种文化适应模式即文化吸收模式(可分为文化融合模式和文化促进模式)和文化一体化模式(即文化注入模式)。[9]金亮(2006)在《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并购与整合研究》的文章中，综合阐述了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并购整合，具体包括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市场整合、技术整合、战略整合与文化整合六个方面的整合，并针对以上整合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10]

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国内企业并购实践尚不丰富，对企业并购风险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我国目前对于跨国并购中整合风险的理论与实际研究都比较少，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就更少了，并且其研究往往都是建立在某个特定的角度或某个单一方面来观察和探讨，就更不用说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对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整合风险的研究了。因此，我国对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整合风险的系统性研究就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