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结构现状的成因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结构的不完善导致了资源配置扭曲，使得原本稀缺的资本流到了拥有特权而不 得投资的社会阶层，而急需资金进行投资的企业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我国的状况也是如此。这有其必然性，是一种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金融结构，其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金融机构已多样化，企业外源融资比例、金融工具结构等正朝着市场经济的金融结构方向变迁；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金融，金融体系在配置金融资源时仍主要按政府的意志行事，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一、国家所有是银行体系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法律制度不健全，尤其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力，合同执行效率也并不乐观，加上银行是国家所有的，所以国家会着重发展银行，形成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

国家是银行的所有者，代表国家的政府在一个金字 式的行政系统下管理银行，银行摆脱不了对政府的行政隶属和对上级领导关系的“纵向依赖”，银行主体不具备独立的决策权，所有权也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剩余索取权”也因此失去监督意义，银行的产权结构失去了有效的制衡机制。我国除了拥有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外，还拥有12家较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控股。产权问题不仅反映在国有商业银行上，也反映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上。事实上，所有的银行都存在产权制度缺陷，产权制度缺陷是银行体系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它使国有商业银行履行政府的部分经济和政治职能。

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工具，其低效率主要体现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为国有企业输血，并因国企效益大面积滑坡而累积了大量待消化的不良资产。由于银行是国家所有的，所以银行经营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政府官员和计划者的压力下被迫向政府指定的企业贷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追求。而一旦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或投资不当，导致其无法偿还银行本息，甚至破产时，却把银行的贷款当作可以无偿使用或侵占的对象，对银行的债务缺乏保护，甚至有意逃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银行产权的拥有者实际上是政府，银行有义务实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政府也有义务在银行出现问题时给予救助。那么银行就缺乏审慎的动机来拒绝对企业放贷。在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或工人就业等“外部效应”的考虑，是乐于救助陷于困境的企业的。在大多数地方尚未摆脱“ 饭财政”的现实情况下，只有通过银行来承担救助义务。而银行在政府干预下承担救助任务后，遇到由此产生的问题时，政府也必须承担相关的义务。银行面临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银行可能在政府或中央银行等外力的 迫下向不良项目发放信贷，其结果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

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问题也不可忽视。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背后的“老板”基本上仍是国有企业，国企自身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便复制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使得这些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带有行政色彩并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一些已经上市的银行如深发展、民生银行等，或者同其他上市公司一样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或者在相当程度上仍受到政府的控制，充其量只能算是半官半民的银行。另外，一些银行如光大、华夏尚未完全采用股份制企业制度形式，虽然这些银行较少受到行政干预，商业动机相对强烈，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减慢，利润增长趋缓，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耗尽了设立初期的制度优势，内部机制等方面的欠缺开始威胁其生存发展。

二、政府主导是资本市场问题的根源

在计划体制下，由于政府主导，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金融资源流到无效率的国有企业，造成银行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当国有银行问题 身后，政府又热衷于发展资本市场。目前债券市场在大量的行政干预下发展严重滞后；股票市场则更是问题重重，其实质就是为国有企业“圈钱”、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工具，逐渐成了抽取市场现金流的机器，流动性的严重缺乏使它几乎成为一个“ 固“的市场。并且政府忽视对上市公司经营机制的改革，扭曲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最终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为了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的 一手段，从而导致上市公司的 形股权结构，为我国股市发展 下了最大隐患。而目前任何国有股减持的风　动都会掀起市场上的 然大波。不仅上市公司最终控股权国家所占比重在80%以上，而且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依然是国家主导。政府的安排和资本市场内在的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会损害资本市场效率，使资本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其资源配置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成为一个高度投机市场。

政府主导的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上是为新兴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支持资本市场赶超式发展。国家信用过度倾斜造成资本市场行为扭曲，成为寻租活动的场所。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存在支持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的意向，即“隐性担保契约”，这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利润，也就是产生租金。由于资本市场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根据成本收益寻求与分享“政策租金”。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租金的成本收益率会发生变化，寻租活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资本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寻租成为一种“廉价选择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设法在资本市场谋求更多的租金，呈现出股权融资的偏好，进而股权融资变得非常“廉价”，相应社会资本的成本无法有效体现；而在外部，缺乏对上市公司监督制约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优势，甚至同庄家合谋，寻求租金。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根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隐性担保”，对市场发展存在一个预期，并寻求投机的潜在收益。由于投机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投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于是，资本市场出现了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的 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可见，资本市场运作机制的非市场化或政府主导是瓶颈的关键，改革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够找到问题之所在。

三、基础性制度问题是资本市场问题的主要原因

资本市场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具有很高的波动性，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景气或者低迷跟基础性制度问题有关。基础性制度在初始权利的界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政治途径让其利益制度化与合法化问题。如果听之任之不进行处理，不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不进行市场治理，中国股市是不可能发展长久的。

内地股市经过10多年发展，已经在股市的周围形成了一个 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这个 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整个股市改革的最大障碍，因为任何制度改革与创新都是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反对任何改变现状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他们又会要 民意、要 股市的整体利益要求政府出台有利于他们的制度与法律，或是把他们的利益固化在现行的制度与法律上。因此，目前内地股市的改革如果不从基础性制度改革入手，而仅是从技术性制度上来改革、来调整，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难以真正受到保护，内地股市要走出僵局亦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说，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是保证市场交易产品有效的订价机制形成，是保证市场的交易主体（无论是买者还是卖者）在一个合适的平台上进行公平公正的交易的制度。但是，目前内地资本市场这两方面的东西都缺乏。一是上市公司的劣质产品卖高价。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企业能够上市而帮助造假。有的地方是谁 谁上市，谁 谁光荣。二是市场上无法公平交易，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的 夺。尽管导致这两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现行股市的制度安排在初始权利界定上不平等，让投资者与融资者（及为融资者服务的中介机构）进入市场后处于完全不公平的交易状态下。

四、证券监管职能错置是资本市场问题的重要原因

监管是维护资本市场正常、高效、有序运行的有效手段，但监管职能的错置，会阻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证券监管部门对市场深入太多，用行政职能代替市场职能。内地的证券监管部门可以说是权力无所不是、无所不能，凡是与资本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正因为这种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管制，不仅公司上市成了内地最为稀缺的资源，也造就了现有的股市书化及种种负面的股市行情。由于公司上市资源的严重短缺，必然使市场资源向证券监管部门这样的权力机构集中，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而是由权力机构来安排。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的价格制定机构形同虚设。如2001年以前，政府通过垄断上市公司的发行，将有限的供给让给国有企业解困，使得内地A股市场在一级市场上以劣质品卖高价，市盈率最高达88倍，这是近几年来内地股市低迷不振的最大根源。另一方面表现为证券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不能够提供有效的市场制度与规则，不能够对夺投资者财富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也就是说，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 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