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民银行情缘

作　　　　　者　孙成悦

政　治　面　貌　中共党员

离休前任职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丹东市分行

职　　　　　务　助理调研员

1929年4月我出生在安东县大孤山镇。大孤山是美丽古老的宗教圣地，是历代兵家的军事要塞，是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1942年2月，我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支前大队，随军战斗在辽东和辽南地段。战斗中队长看我虽然年龄小身体单薄，但人很机灵，就问我：“让你跑交通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又说：“在你头上放两个鸡蛋，我开枪打鸡蛋你怕不怕？”我大声说：“不怕”。就这样我成了担架队的通讯员，每天在战场上跑来跑去传递消息。

一天，在本溪外围战场上，我发现后勤部会计躺在地上，只见他头上腿上流着血，但双手却紧紧搂着背包（包里是账本和钱），他让我快去找部队的人。当我和两名战士跑回来时，只见他趴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背包，但人已经牺牲了。我难过得哭了，心中发誓要向他学习，也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人民的财产。

在担架队紧张的战斗中，三个多月我没洗过一次脸，更没换过一件衣服，回家后我的棉衣结着厚厚一层白碱，内衣上的虱子又大又肥，一堆一堆的，妈妈抓不过来，只好放在火堆上使劲往下抖。我坐在火堆边看妈妈烧虱子，闻着虱子被烧死的气味，回忆着担架队的战斗生活，心里思考着未来，我人生的转折就这样开始了。

1948年9月，我得知东北银行招人，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当年解放军会计用身体保护账款而牺牲的场面，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到安东（今丹东）考银行。于是我怀揣两个大饼子、十个大土豆，从大孤山步行到安东。一路上我头顶秋老虎的烈日，光脚走在滚烫的土地上（怕把鞋磨坏了，就把鞋脱下来挂在脖子上），渴了要口凉水喝，饿了就肯块大饼子，晚上借宿在路边的好心人家里。就这样，我起早贪黑地走了两天终于来到了安东，而且非常幸运地考入了银行，得到一枚东北银行的胸章，并于10月1日那天到安东省银行第一支行报道上班。当时银行实行的是供给制，进行军事化管理，早上哨声一响，我和同志们迅速穿好衣服到操场军训，洗漱后在食堂就餐，八人一桌，共两碗蔬菜，主食为高粱米大饼子，每周改善两餐。那时的生活虽然清贫单调，但对我来说就像置身天堂，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工作和生活着。

美好的生活被美帝国主义破坏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飞机不分昼夜地轮番轰炸鸭绿江中朝大桥，轰炸安东市区。当美国军队离安东只有十公里左右时，大炮和机枪的响声在我们耳边回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转移厂矿企业，疏散社会人员，安东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但安东市的银行却必须担负起对志愿军的资金划拨、经费供应、汇兑结算等金融服务的重任。省行决定大部分人员疏散到全省各行，留下40余人坚守工作岗位。在大会动员时，省行行长说：“现在战争打得很激烈，有愿意继续革命留下来的可以报名，如果想回家可以随时走，”我坚决要求留下来坚守工作岗位。为了保证资金和人员安全，公章、档案全部撤到宝山山洞里，山洞外修了碉堡，山洞内安了几道铁门。警卫人员一律持枪警戒，一般干部轮流站岗，一切行动以口令为准，股级干部配备枪支，科级以上干部都叫代号，不称呼姓名和职务。为了防止敌特分子的破坏，我们白天在山洞旁的仓库里待命，晚8点到12点到省行大白楼办公。仓库里非常潮湿，夏天长青草和蘑菇，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冷得像冰窖，地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由于美国特务经常给飞机打信号弹，引导飞机对重要目标进行轰炸，为此领导要求24小时不准脱衣服。

由于环境艰苦、工作紧张，我得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着高烧，浑身疼痛，躺了三天三夜。经过简单治疗，高烧退后我又坚持上岗工作。战场上志愿军英勇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美国被迫在板门店与中朝两国谈判。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那时我的病情越来越重，腰不能直，腿不能弯，连裤子都不能提。在组织的关怀下，我到天津做了大手术，趴在床上二十多天，吃喝拉撒全靠护士悉心照料。四个月后，我穿着钢背心回到了安东。

63岁那年我从岗位上离了休，组织又派我到安东市人民银行销售中心任总经理，在总行有关部门支持下，在广东行大力帮助下，丹东市开创了金银销售的新局面，人民银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至今我已离休闲赋在家15年，手术时留在腰椎的钢锯子也伴随我55载了。我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受伤，但在大后方的前沿阵地上病倒了，因此，我经常和子女说：“是美帝国主义让我留下了终身残疾，虽然我罗锅但我并不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