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术思潮繁荣，学术争鸣活跃，涌现出了诸多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哲学方面较有影响力的思潮包括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倾向性”文学艺术的全面复苏和繁荣，“新先锋派”的文学思潮，以及以施泰格尔和凯塞尔为代表的“文体批评派”。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以及整个哲学、文学思潮急剧的政治化，人们感觉到那些强调遵循文本独立性的主张和理论，已经无法回答有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加之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进步，人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并为人们所重视，自然而然地，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重点就有所变化，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与所产生的影响方面。

1967年，姚斯在康斯坦茨大学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其后根据该演讲修订并发表了论文《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接受美学的宣言性文章。姚斯引进了“期待视野”这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把作家、作品与读者连接了起来，使之产生了相互影响和关联。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阅读并理解文学作品之前，存在着一定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这往往是由其已有的文学解读经验所构成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通常会对作品存在着一定的预期，包括作品的结构、意义和呈现方式等。它主要是指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中，读者根据其原有的各种文化素养、欣赏趣味、理想偏好、生活经验等等因素所形成的，对于文学作品有不同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这种欣赏偏好和欣赏水平在读者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这种审美期待往往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因此，作品的意义应该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是“作者所赋予的意义和接受者所赋予的意义的总和”（马萧，2000：47—51）。

康斯坦茨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伊瑟尔则深受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影响，在其论文《文本的召唤机构》（1970）（英译名：散文小说中的未定性和读者的反应）中，伊瑟尔提出了文本的召唤性和读者的再创造这样一种交流关系。伊瑟尔认为，作品本身只不过是给予读者一系列的提示，是由许多空白组成，需要读者去填补。也就是说，一个积极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权利，也应该进行想象，将自己的感觉补充到作品中去。

接受美学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以读者的接受实践活动为依据，其理论基础来源于现象学和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任何文本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文本存在的意义应该是尚未定性的，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就是作品意义具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本身固有的状态之中，而是要通过读者阅读的具体化过程而产生。而阅读的具体化过程是由读者个体所介入参与的，具有个体的差异性，受到读者的社会背景、文化素养、生活经验、个人偏好和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决不会存在相同的具体化，必然呈现出多样性。根据接受美学理论的观点，读者在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得以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实现，读者实际上参与了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因此文学文本最终成为具有具体意义的作品，是通过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创造完成的，而并不仅仅是由作者所创造的。在接受美学的研究中，读者或者说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始终处在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而不同的读者身处不同的阶层、年龄，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文化修养，因此对作品意义的理解与阐释具有主观能动性，造成“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接受美学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观点，认为读者本身及其阅读的具体化过程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极其重要，占有中心地位。该理论认为文本具有未定性，其本身只是一个承载信息的载体，而要实现作品的意义，必须通过读者的具体化。读者对文本所做出的种种不同解释赋予了文学文本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读者的不断解读，作品才能被赋予生命，实现其真正意义。可以说，读者的阅读过程也成为了作品创造的一部分。接受美学开拓了文学和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格局，该理论把文学和美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读者及其阅读活动上，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领域中传统的研究视野，具有里程碑似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