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比合作更促进行业发展

信息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产业的渗透、创新和协同发展。信息化的发展打破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分立状态，出现了以融合和协同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演进和市场演进范式，协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产业发展趋势。协同发展拓宽了产业发展空间，推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不同产业的互动、融合与协同发展，给企业治理和政府管制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急需对产业协同发展的机理进行探讨。相对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协同论与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一起，被哲学界称为新三论。这些理论描述了一些客观规律。在经济界，从社会分工的产生起，协同也伴之出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分工的细化，协同愈见之重要。

(一) 国外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相关研究和电信运营业发展现状

1. 国外关于企业创新要素协同模式研究

(1)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模式。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R.Nelson和G.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通过对创新过程机理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创新进化论，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1]此后，如Freeman、Lundvall、Nelson等许多学者，在国家、区域等更广的范围开展了技术与制度创新等综合性研究，[2]并推动了企业创新协同的相关讨论。如单从R＆D活动已很难解释企业创新发展，Slavo Radosevic认为必须从技术体系和制度结构互动演化，理解企业的创新系统，并认为技术变革主要依赖于组织的学习过程，而组织学习过程深受规范竞争与合作行为的制度结构的影响。[3]Alchian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高度依赖性，在二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可以考察分析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的相对优势，从而为企业进行创新决策提供导向。[4]

(2) 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协同模式。在基于集成化的技术创新方面，En-sign指出优化和利用存在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个人或团体的科技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资源共享对实现企业发展和生存是一个主要贡献。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研发团队内的制约因素 (费用和时间) 可通过与跨国公司或其他研发集团的协作，结成动态联盟等灵活的组织形式，进而降低成本和缩短完成研发任务的时间，通过技术知识共享的各研发团体应建立研发网络，有效利用或平衡资产 (资源分散)。对于国内 (跨国) 企业技术知识的共享，重点是在建立一个组织的情况下，鼓励协作研发团体之间的合作。强调优化或更多地利用资源，特别是那些有形的和特有的竞争优势。在组织框架下，研发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协同作用。在策略方面，协调和彼此协作是确保研发绩效最大化的前提。[5]企业资源获取与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技术创新的成功与企业内各部门之间或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密切相关。[6]

(3) 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协同模式。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协同研究方面，Griffin研究了研发和营销职能间的整合。如大多数学者从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出发提出，随着组织规模的增长，研发和营销职能必然向更加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两个部门只关注自己部门内部的问题，从而造成部门分离的状况，组织内部职能整合变得越来越难。因此，要求加大研发和营销间的整合，从而提高企业新产品推出的效率。[7]针对研发和营销职能分割的情况，关注研发和营销整合的学者大多是从新产品发展的角度对两者的整合进行研究，并指出单纯从职能上对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进行整合是难以实现的，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协同创新实现短期竞争利润并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促进其价值增加和适应环境灵活性反应的提高。[8]实际上研发和市场营销的整合是创新、新产品开发、一般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9]Michael Song等以飞利浦公司为例，指出信息化条件下市场部门与技术部门的协同有利于知识的沟通与共享，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准确获得使该公司的研发活动更趋于国际化。所以，大多数管理者都承认研发部门和营销部门之间的交流使技术开发的成功率得到提高。[10]

(4) 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协同模式。Thornherry指出创新文化能够激励和鼓励科技工作者及企业各类人员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并在企业中形成鼓励探索、激发个性、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11]Perrioux.F认为各种文化价值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技术创新的基础，并且决定着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12]美国哈佛商学院John P.Kotter和James L.Heskett经过长达11年的研究考察，发现具有高绩效文化的公司与没有高绩效文化的公司相比，前者技术创新收入及总收入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后者，股票价格上涨明显高于后者，净收入增长也明显高于后者。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协同促进了技术创新绩效的明显提升，[13]John.K认为协同规范从全身心的参与变为“即时的知识共享”，企业员工对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案、分析方法达到共识，成员间频繁的交流意见使快速分析、筛选技术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14]

(5) 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协同模式。Amour等认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彼此协同、相辅相成，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管理进步，而管理的变革也势必与技术变革相适应。技术创新引发了管理思想、理念、方法、体制、流程、组织模式变革等一系列创新，推动了深层次组织结构变革，管理创新必须与技术创新相匹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先进的技术也为实现科学管理提供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随着信息技术与产品技术的融合，产品工艺设计、业务流程、生产控制等，趋于向模拟、仿真、集成方向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也促使管理实现集成化变革，并与技术创新相匹配，同时，技术创新也为管理变革提供了支撑作用。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动态协同发展，促使二者的整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态势。[15]

(6) 创新要素整合模式。Damanpour.F在研究了以往的创新观点之后提出: 尽管以前的创新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包括创新结果论、过程论、创新的理性观点、自组织观点、政治观点、制度观点、解释观点等多方面的研究观点和研究内容，[16]为整合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大多创新研究都没有从创新的根本问题出发，未能解决创新的本质问题。同时，由于研究的分散性，各种理论成果之间缺少统一的分析框架。在创新研究理论比较分散、创新结果难以整合的现状下，大多创新管理研究只关注了创新系统中的有限要素，而忽视了复杂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根本逻辑。值得注意的是Roy Rothwell的研究，他在总结评述企业创新模式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整合创新管理模式。系统整合创新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组织全系统范围内更大的整合，扁平化和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促进快速决策和完善内部数据库建设，实现有效的外部联系。[17]另外，Tom Peters提出创新与组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18]Joe Tide等人提出企业创新必须同市场、组织等变革相互整合，[19]实现创新要素全面整合模式。

2. 国外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相关范畴的研究

协同学是由原西德科学家赫尔曼·哈肯在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门跨学科理论，通过分析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研究这些子系统是通过怎样的合作才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的协同，其中狭义的协同是指与竞争对立的合作、协同、互助等，广义的协同既包括合作，也包括竞争，即认为竞争是实现协同的前提和必然步骤，竞争的存在和结果将会带来系统内和系统间更大的差异、不平衡性。从开放系统的演化角度看，这种竞争为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也为企业创新要素协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简单说来，它是探讨合作的科学。所谓经济协同发展，就是指系统内各经济单元和经济成分之间协和共生，自成一体，形成高效和高度有序化的整合，实现系统内的“一体化”运作与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

Ono and Aoki (1998)[20]对电信、广播、出版三个产业的融合进行了单独分析，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阐述媒体信息服务融合的实质。Greenstein Shane和Khanna Tarun (1997)[21]、Choi D. 和Valikangas L. (2001)[22]、Geradin D. (2001)[23]认为，从产业边界的变化来看，产业融合是以数字融合为基础，为适应产业发展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波特 (1997)[24]提出融合的“合一论”，并认为新经济的本身是使用新技术的旧经济。日本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 (2001)[25]认为，“产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或者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以前处于不同产业中的企业成为直接竞争者时，就意味着融合。Ames和Rosen-berg (1997)[26]指出，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早的融合表现为技术的融合，技术融合可以从生产过程和通用技术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技术融合是指广义类似的新型生产过程被其他众多产业所采用; 从通用技术的角度来看，通用技术通过融合到其他产业，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效率。信息时代，产业融合以信息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和信息技术与其他产业技术之间的广泛渗透和融合为特征。Sahal (1985)[27]和Dosi (1988)[28]指出，某些技术在一系列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与扩散，并导致创新活动发生的过程，可被视为技术融合。Mueller (1997)[29]把“信息转换成数字后，将照片、音乐、文件、图像和对话透过同一种终端和网络传送及显示”的现象称为“数字融合”。Lei (2000)[30]认为，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产业之间具有共同的技术基础，能够首先发生技术的融合。Bally (2005)[31]认为，技术融合不仅仅发生在信息传输业，技术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独立产业或市场部门的边界。

技术融合发生后，要求在创新技术基础上，对原有技术生产路线、业务流程、管理和组织等进行全面协调和整合，以实现资源共享，改善成本结构，增强核心技术和提高业务能力等。Taschdjian (2003)[32]认为，融合的过程是:首先是技术变革 (如传输、转换和存储技术等)，然后技术变革导致成本收益变化 (如成本水平降低、市场进一步细分等)，成本收益变化导致市场行为变化 (如竞争取代垄断、特色与功能比价格重要、客户服务愈显重要等)。他还指出产业融合有四个维度: 技术、市场、法规和应用。Alfonso和Salvatore (1998)[33]以电子行业1984年～1992年的数据证实了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关系，产业融合应以市场融合为导向，技术融合并不必然带来产品和市场的融合，因而并不必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融合。Christensen和Rosenbloom(1995)[34]认为，许多公司技术融合战略的失败，不是因为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在于它们连接的新价值网络能力不足，体现在与供应商和消费者联系不够，不能充分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Steven Schnaars (2008)[35]研究了20世纪的技术融合现象，指出技术融合导致了创新的产生，并分析了有些技术融合失败的原因，认为市场和消费者可以检验新技术融合的成败。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Schumpeter，1990)[36]在其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并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产生所谓“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从体系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结构的“产业突变”，从中体现出产业演化的思想。熊彼特将创新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 开发新产品; 使用新的生产方法; 发现新的市场; 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 创建新的产业组织。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具备组合特征的系统，既包括技术上的创新，也包括市场、组织和管理等制度意义上的创新。Nelson和Winter (1982)[37]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发下，通过对创新过程机理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该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融合。Abernathy (1985)[38]提出了创新飞跃 (innovational transilience) 的概念，即创新存在突变，技术创新突变与生物进化中的生态位失调概念存在着类似之处。Joel Mokyr (1996)[39]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技术也是底层信息的一种载体。技术创新与生物突变的区别在于，它不是随机的，新技术的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由需要和机遇推动的。John Ziman (2000)[40]认为生物进化与技术创新进化系统具有结构的相似性。Eva Jablonka (2000)[41]认为生物进化中的遗传、变异、选择、涌现、灭绝等都能与技术创新进化的现象相对应，只不过技术创新进化是社会复杂系统，其进化中的现象远比生物进化复杂。George P.Huber (1995)[42]研究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对组织设计、成长和决策的影响，信息技术的改造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提高了企业间信息交流的速度。根据Freeman (1987)[43]的产业创新理论，产业创新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括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产业融合这一新型范式的创新就是覆盖了技术、产品、业务、组织和管制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创新。Ruud Smits (2002)[44]研究了21世纪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系统、共同进化理论、技术集聚效应理论。Buraj Patrakosol和David L.Olson (2007)[45]以23家顶尖IT企业9年的数据为例，得出了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与技术创新演变密切相关的结论。James Fleck (2000)[46]通过对人工制品的设计、制造与组织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技术创新中人工制品复制、变化、被选中并差异传播的实体——互动因子概念。技术创新进化过程中文化、组织和技术是互动的，是协同进化的。Hung (2008)[47]分析了中国和印度IT企业的创新结构，提出了影响技术创新的因子有技术知识、人力资源发展、产业集群、研发、管理技能等。Stieglitz (2003)[48]认为衰退的产业必须重新联合各分工和生产环节，由社会分工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改革企业的组织形式才能促使企业焕发新的生机。Rainer (2006)[49]研究了上下游企业之间技术传播的两种路径——创新与模仿的演化过程，指出模仿与创新一个信息搜索规则下的搜寻和学习过程，并分析了技术融合与技术创新、自组织能力的关系。Toshihiko Mukoyama(2003)[50]分析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创新与模仿的相互作用，得出产业领导者能掌控创新，而外部者只能通过模仿进入这个产业的结论。罗斯韦尔(1994)[51]总结了网络创新模式的特点。网络化创新提高了创新速度，使企业具有产业范围效应和规模效应，有利于融合的产生。网络型组织加快了不可编码的隐含信息向可编码的规范化信息转化的速度，方便了信息、知识和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实践经验在整个网络内的快速传播。Kim和Park (2009)[52]以韩国为例，基于网络理论，从动态的视角分析了信息通信业对产业间技术结构演变的影响，提出通过加大信息通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知识流，增强创新网络密度以及信息通信业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

杰罗斯基 (1990)[53]在阿罗的研究基础上，重新研究了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认为高度集中的产业在促进创新方面不如竞争性产业。Gambardellla和Torrisi (1998)[54]对计算机、通讯、半导体等发生较明显融合现象的产业绩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融合现象不明显的产业相比较，融合使得绩效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融合产业绩效与技术融合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Wo-jcik (2004)[55]以2000年～2003年欧洲300家大型企业的数据为例，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融合度进行了分析。Jonas Lind (2004)[56]以ICT产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技术变革、产业生命周期、产业融合之间的内在联系。Joseph Farrell (2000)[57]分析了企业在追求范围经济、进行横向兼并时的效率，并比较了企业实现协同和没有实现协同的效率大小。最初以为: 硬件公司需要软件知识，计算机公司需要增加通信能力，通信公司需要了解计算机制造，才可以达到融合的目的。这些融合行动由于未能从运营观念的创新入手，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学术界把这种强行拼凑的业务一体化的融合称为“死尸的融合”，因为这些形式只是简单的混合，并没有真正实现产业间的渗透、改造，各产业彼此间的影响很小，协同效应难以发挥。“死尸的融合”最终迫使企业对经营战略进行创新，即企业如何突破原有产业边界，通过跨技术领域的合作创新，来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企业利润，增进社会福利。Joseph Farrell (2003) 研究了网络时代模块化、垂直整合以及公开准入机制对反垄断和政府规制的影响。Serguey Braguinsky (2007)[58]建立了一个竞争产业创新和模仿的动态模型，导出了一个均衡增长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技术领导企业在这个产业规模较小时，在技术的知识上增加投入，并且阻止别的企业模仿。Cornelia Stors (2008)[59]研究了日本软件业的创新系统的动态性与技术变革，并分析了如何克服软件产品的典型特征路径依赖性而成功建立一个新产业。

Phillip Olla、Nandish Patel (2002) 通过案例分析指出英国电信运营商转型为移动数据服务提供商，这是电信业新收入产生的商业模式，该模式主要向事业单位、金融、制造业与物流等新市场提供数据服务。作者认为价值链网络方法是传递移动服务的有效方法，并且在Lancaster与Walters价值链模型基础上构造了移动数据服务提供商的价值链模型。Margi Levy、Philip Powell (2005) 分析了合作竞争背景下信息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角色，应用博弈论模型研究了合作竞争背景下知识共享的效果。Antoine Haresh Gurnani、Murat Erkoc、Yadong Luo (2007) 考虑了供应链中两个企业合作竞争的性质: 供应商进行技术投资改善产品质量，零售商投入销售努力在市场不确定情况下开发产品需求，并在三种不同决策结构下的讨论了每个企业的最佳决策。在理论上价值链可以作为电信运营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NTT DoCoMo建立的I-mode价值链模式重点解决了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手机终端与内容; 而韩国SKT建立的NATE模式的成功经验是通过良性循环的价值链而构造的成功商业模式。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运营模式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我国运营商要在借鉴其他国家运营模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造适合本民族环境的独特的运营模式。

3. 国外关于电信市场和资源配置的研究

有关电信市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电信市场的结构研究。Anstrong (1995) 认为在电信市场中可能存在几种市场结构，一类是上下游一体的垄断结构，另一类是将公共网与竞争业务分离的竞争结构。上下游一体即将电信产业链上的电信终端设备制造、电信网络铺设和电信服务提供这几种业务整合，由一个企业提供。在电信市场上，电信网络的垄断很可能造成电信服务的垄断，因此，政府为了管制垄断，便将公共网与竞争业务分离，以形成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格局。Wil-son和Zhou (2001) 通过研究成本函数，发现本地电话市场的成本是次可加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过多的竞争者反而会使市场竞争变得无序。而Heli A.K和Sumit K.M (2002) 却认为本地电话市场的垄断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位者的行为影响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在位者为了阻止竞争者进入，人为地制造进入壁垒，市场的垄断格局并不完全因为自然垄断性。Laffent和Tirole (1986)认为政府对垄断市场的结构调整要基于厂商低成本的激励机制，如果厂商通过努力降低成本来请求进入，那么政府可以颁发特许经营权。

二是关于电信市场有效竞争的研究。关于有效竞争理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1890年，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写作《经济学原理》时，注意到了规模经济和由此产生的垄断弊端成了一对矛盾，即规模经济和经济活力成为两难选择的命题，这就是“马歇尔困境”(Marshall’s Dilemma)。马歇尔提出了规模经济(资源利用效率) 和自由竞争 (资源配置效率) 的关系问题，并谈了一些初步的看法，这可以说是有效竞争问题研究的最初萌芽。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和琼·罗宾逊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主张现实的市场是既垄断又竞争的，是垄断和竞争的某种混合，垄断竞争理论是有效竞争理论的基石。经济学家对如何解决“马歇尔困境”问题，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克拉克 (J.M.Clark，1940) 发表了《有效竞争的概念》一文，首次提出了有效竞争 (Workable Competition) 概念。他是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相互关系的角度，随着需求的增长，要实现经济运行的长期均衡，必须要有供给能力的持续扩张，由于规模经济性的存在，在供给能力的扩张过程中，单个企业的规模就会扩大，而大企业有可能成为垄断者，它们控制价格限制竞争。短期均衡则是指在总供给能力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供需平衡。显然，要实现长期均衡，就会出现大企业，而大企业可能控制价格限制竞争，这就破坏了价格机制的作用，从而影响了短期均衡。这就是说，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两者的实现条件往往不协调。所谓有效竞争就是能协调好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竞争格局，是把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相互协调和兼容的理想竞争状态。该文认为，不完全竞争是最有效的竞争形式。Clark有效竞争概念的提出，意义深远。但Clark在理论上尚未解决有效竞争的评估标准和实现条件问题。尔后，经济学家们对有效竞争的标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具有代表性的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ason (1957) 提出的衡量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索斯尼克 (1958) 从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视角提出了15个方面的有效竞争标准。德国经济学家康岑巴赫承袭了Clark的有效竞争理论的动态竞争思想，在《竞争的有效性》一书中也确定了实现有效竞争的标准，主张保持宽松的寡头市场结构，并在产品差异及市场透明度适度的市场环境下，使竞争强度达到最佳，从而竞争最为有效。宽松的寡头市场的具体标志包括: 有限的竞争者数量、适度的产品差异、适当限制的市场透明度; 寡头之间的力量大体相同; 寡头之间放弃了相互协调行为的意愿等。Eric Lie (2002) 认识到了电信行业有效竞争的重要性，认为形成有效竞争不能光靠市场的自由开放，政府要出台有效的政策来促进有效竞争。Laffeni和Tirole (2000) 则认为电信市场要形成有效的竞争，就要有一定的价格歧视，也就是不同的接入价格。Del J.Ryan (1997) 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了私有产权和电信竞争的关系。

三是关于政府规制的研究。从经济发展史分析，政府对电信部门进行规制的争论来源于两个方面的理论进展: 一个是因电信市场结构缺陷而导致的有关“市场失效”的讨论，另一个是对“自然垄断”行业特征的讨论。所谓“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价格机制在某些领域不能起作用或不能起有效作用的现象。为什么存在“市场失效”，经济学家们大致将其归为四点: 第一，卖方垄断权力的存在; 第二，外部性 (尤其是外部不经济性) 的存在; 第三，信息不充分或信息成本过高; 第四，降低其他各种社会成本 (如过度竞争) 及存在许多价格的需求弹性甚小 (如药品和农产品) 的商品。

关于电信业政府规制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图卢兹大学拉丰和泰勒尔合著的《电信竞争》一书，该书专门介绍了电信领域改革的热点问题，涉及了电信规制、资费、网间互联、普遍服务等关键问题，论述了可竞争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等在电信竞争中的应用，颇有新意和启发性见解。OECD编著的《Telecommunication Competition》一书则论述了世界各国电信规制所依据的经济理论的变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缺陷和不足是可以通过政府采取某些经济行为来纠正的。如科斯曾认为，当产权无法界定时需要政府实施某些规则等。规制经济学创始人G.J. 施蒂格勒 (Stigler，1996)进一步将政府规制内生于经济系统中。Pelzman (1989) 则认为，受规制的商品的价格低于垄断价格，高于竞争价格，所以垄断产业的消费者会由规制获得低价，而竞争产业的生产者也能借助管理高价出售商品。因此，政府规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相反，以布坎南 (Buchanan，1953) 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却认为，现实中的政府并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设想的那样，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机构，实际上，政府官员、议员等都代表一定的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因而，规制机构为私人利益而抑制市场活动，而那些受益的私人则愿为规制机构的服务提供补偿，这样的规制政府被称为“俘获的政府”。二者孰是孰非，由此引发了规制与放松规制的争论。经济理论界的这些争论，映射到电信经济研究中，就是对电信行业自然垄断以来，鲍莫尔、潘哲、威利格等 (Baumal、panzar、willig，1982) 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成本函数进行了重新研究，认为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就仍然最小。因而，对于自然垄断的企业，有时要规制，有时不要规制，要根据平均成本的升降、企业承受力的有无，采取不同的对策。其中，企业的承受力保证垄断企业不被潜在竞争挤出市场，从而潜在的竞争可以代替规制，这就是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的作用。

有必要提及两点。其一，就电信而言，经济学家最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是“阿弗奇－约翰逊效应”，亦即政府通过规定电信企业的收益率来进行规制，很可能使厂商过分地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从而不是以最低社会成本来创造它的产出。其二，放松规制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换言之，任何行业的自然垄断均有特定的、决定其进入障碍大小的、影响平均及边际成本的技术基础。这样一来，技术进步或技术革新所扮演的，往往就是冲破既定自然垄断格局的重要角色。在经济学上，J. 斯蒂格利茨 (1997) 曾就这一现象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某种技术虽然可以导致自然垄断，但是，“由于技术和运输成本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一个市场上的厂商数目可能会改变。长途电话业务曾经是自然垄断的。电话信息是通过电线传送的，重复架设电话线显然缺乏效率。随着电话服务需求的增加和诸如卫星传输之类技术的发展，长话业务不再是自然垄断。”

电信市场开放后，电信竞争的研究重点集中到了如何促进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竞争。拉丰和泰勒尔 (2001) 的《电信竞争》可谓这方面的研究典范。《电信竞争》一书以激励性规制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在单向接入、双向接入、普遍服务等几个领域内，采用什么样的监管政策能够促进市场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得出了一些与目前监管实践相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第一，一定程度的价格歧视是适宜的。无论是零售价格还是接入价格，允许一定程度的价格歧视，而不是许多国家要求的价格非歧视，有助于减少价格扭曲。第二，对基础设施的主导运营公司采取对称规制的方式有助于竞争。对于一个基础设施业主的接入业务和零售业务采取不同的规制待遇 (对接入与网络的规制要比零售严格得多) 将激励对接入的竞争者采取歧视，而比较对称的规制会引导企业把竞争者看作客户或转包商。第三，最高限价规制存在缺陷。尽管一个“完美的最高限价”可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但它实现起来会遇到许多操作性问题，不像理论分析中预测得那么有效。同时，不要忽视灵活定价带来的好处。第四，双向接入政策限制了零售层面上的竞争。Maria Micha-lis (2001) 通过研究英国本地电话市场的演化过程，认为对电话的网络建设市场和信息服务市场应该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案。Gerald W.Brock通过分析电信业的管制历史，研究了政府对电信业从限制垄断到促进竞争的管制转变，提出了政策的变迁路径。Gasmi和Laffent (2002) 则从电信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政府的规制问题，认为电信成本对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非常重要，管制者对电信成本的信息不完全，会造成消费者利益和厂商利益的此消彼长。

自然垄断产业是指其主要业务具有规模经济效益，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不断下降，具有网络经济效益的产业。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 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阐述地租时最早提出了自然垄断这一概念。他是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上来理解自然垄断的，根本不同于现今对自然垄断的普遍观点。最先研究自然垄断产业特征的是法罗 (Farrer，1902)。他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是那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竞争和即使发生过竞争但最终失败的产业。他归纳出自然垄断产业必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该产业提供某种必需产品和服务; ②该产业的厂址有天然优势; ③产品不可贮存; ④存在规模收益; ⑤用户需要协调的供给安排，而这种供给制度只能在垄断条件下才能实现。应当说，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自然垄断产业基本上符合这些特征。克拉克森和米勒 (Clarkson、Miller，1982) 认为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是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生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 (成本递减) 状态，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由一个企业大规模生产，要比由几家较小规模企业同时生产更有效率。

现代经济学家是从成本劣加性 (subadditivity) 和范围经济角度来对自然垄断进行研究的。鲍莫尔 (Baumol，1977) 首次以多产品的成本劣加性来定义自然垄断。鲍莫尔、潘扎与威利格 (Baumol、Panzar、willig，1982) 认为，如果一个厂商生产整个行业产出的生产总成本比两个或两个以上厂商生产这个产出的生产总成本低，表明具有成本劣加性，这个行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沃特森 (Waterson，1988) 在《企业规制与自然垄断》中的观点与鲍莫尔等人一致。自然垄断产业作为具体产业，具有独特的经济技术特征: ①具有传输产品或服务的网络系统，并能产生明显的网络经济效益。②自然垄断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本才能运营，而一旦资本投入，就很难再抽回。③范围经济效应明显。范围经济针对多产品而言，它强调的是企业将该组产品联合生产比几个企业分别生产该组产品中的某一种产品的成本更为节约，即联合生产的成本低于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④需要实施普遍服务义务。提供普遍服务实际上等于实行广泛的补贴政策，比如对于边远地区或农牧区等高成本地区，电信、邮政、电力等运营企业不但不能拒绝为这些高成本地区的用户提供服务，而且还不能依据成本采取相应的高价格策略，并且还要保证一定的服务水准。随着技术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的改变，一方面自然垄断产业属性发生着变化，该产业可能走向部分垄断、寡头垄断或竞争结构。另一方面，所谓“自然垄断”是就整个产业来说的，并非整个产业所有业务领域都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在自然垄断产业经营的业务中，可分为自然垄断环节和非自然垄断环节。大多数学者认为，只有那些固定网络性操作业务，如电信运营业中的有线通信网络业务等是自然垄断环节，其他业务则属于非自然垄断环节。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按照库普曼 (T.C.Koopmans) 的观点，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在给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下，如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电信行业。从资源稀缺性上来讲，电信行业资源的稀缺性包括两个方面的资源: ①信息网络资源。如号码、无线电频率、频段等。②人力资源。目前有关国内电信市场的研究尽管许多都与政府规制相关，国内电信市场也连续发生大规模的调整，但对于电信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大都停留在定性水平上，或者用少量的几个指标进行说明，容易引起分歧，定量的分析较少或不公开。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电信行业近二十年发生了重大变革，经历数次拆分与重组，使得一些数据的统计口径很不一致，对于分析的结果总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有时甚至信息产业部内部对于统一指标都有不同的结果; 其次，各公司在拆分以后由于竞争较为激烈，导致一些近期数据不公开，或者由于国有企业内部的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数据失真; 再次，电信行业的特性致使分析过程中，对于数据的处理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虑，如对基础网络投资的回收时间、投资项目经费的核算时间等; 最后，基于对问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是重视对电信市场定性的分析问题。

4. 国外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

自1876年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之后，电信业逐步成为关系民生的基础行业，各国对电信业的重视程度始终很高，电信业发展和改革之路也不尽相同，比较典型的有美国、英国和日本。

(1) 美国电信业

美国的电信业经历了垄断－管制－竞争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贝尔公司的专利垄断时期，贝尔电话公司自1877年创立以来，直到1893年都完全垄断美国电信市场，从中获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

第二阶段是1893年贝尔公司专利到期后，美国的电信市场放松进入管制，出现了大量小公司竞争的局面，但基础电信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和范围经济性，市场份额大的公司成本较低，因而兼并了贝尔公司的长途电话子公司。AT＆T从1899年开始，利用网间接续和交叉补贴手段，打击兼并其他的小电话公司，直到1984年，美国的电信市场都处于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个时期，美国的电信业已经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下，标志是1934年通信法诞生和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成立。

第三阶段是从1984年美国新一轮电信改革开始的。第一个标志为1984年《最终判决修正案》的颁布，将AT＆T分离成7个小贝尔公司，AT＆T保留长话业务，开放长途电话业务市场，允许其他运营商进入。长途电话业务的开放使AT＆T的市场份额从1984年的90%下降到1997年的45%。第二个标志是1996年新《电信法》的颁布。新《电信法》的立足点是在电信市场的所有业务领域引入竞争: 第一步，开放本地市内电话业务，允许长途电话公司和本地电话公司相互进入和竞争; 第二步，允许电话网、信息网和有线电视网融合，允许各公司混业经营，电信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

(2) 英国电信业

1981年之前，英国电信市场只存在一家运营商——3T公司。自1981年英国进行邮电分营的改革后，电信市场结构就发生了变化，1983年，英国政府希望在固定通信市场引入竞争，形成双寡头市场，于是向C＆W旗下的Mer-cury公司发放了运营许可证，允许其建设和经营固定通信网络。1985年又开放移动通信市场，允许Celinct和ReealVodafone进入移动通信市场，1987年放开增值数据业务市场，并在1991年完全放开电信市场。在放开电信市场之后，英国政府又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1993年将手中持有的剩余BT股票卖掉，使BT变成了完全私有产权的公司，在进行市场结构改革和产权改革之后，英国电信业的劳动生产率开始上升，资费也较之前有下降。

(3) 日本电信业

亚洲的电信业发展和改革与欧美国家有较大区别，日本和我国类似，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对电信市场结构进行变革，在加入WTO的压力下逐步放开电信市场、引入外资。研究日本的电信业发展路程，借鉴其改革经验，也能为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提供思路。

日本电信业的发展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985年以前是垄断经营、政企合一的阶段，此时电信业务由政府所有的NTT公司和KDD公司负责经营，NTT公司负责国内业务，KDD公司负责国际业务; 1985年到1998年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第一次电信改革阶段; 1998后是日本电信业的二次改革与重组阶段。

日本电信业在产权方面的改革开始于1985年，NTT公司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政企分离，成为独立产权的公司，并于1986年上市。KDD同时也进行私有化改革，1998年KDD完全私有化，NTT的子公司DoCoMo也进行了私有化产权的改革。在市场结构方面，一开始由NTT和KDD完全垄断的市场，不断被放开，但相对于英美等国比较谨慎。首先在固定通信领域引入新的竞争对手，并于1990年将DOCoMo从NTT分离，成为专门经营移动通信业务的公司，接着于1991年在移动通信领域引入新厂商。但NTT的市场势力依然处于绝对优势，1999年日本政府对NTT进行了重组，将其分割为四个公司: 除了一个控股公司保留原名号，又分拆出了两个本地通话运营商和一个长途通信运营商。与此同时，KDDI等其他小公司也进行了合并。在3G时代来临时，日本将3G牌照发放给了DoCoMo、KDDI和日本电信，希望能在3G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

(4) 国外电信业发展启示

1900年，我国第一部市内电话在南京诞生，但电信业真正发展却是从1978年开始，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从以上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电信业发展和改革可以看出，各国的电信业都有相似的发展路径，即垄断－政府管制－竞争这几个阶段，并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电信市场的自然垄断性发生了变化。电信业和水力、电力业一样具有自然垄断性，但随着技术的变化，电信市场的自然垄断性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电信业发展初期，通信产品种类少，人们只使用电话的通话功能，这个市场可以说是自然垄断的，但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原先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现在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电信业许多新的业务市场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如移动通信的增值服务、手机上网的信息提供服务都属于竞争性产品。这就使一开始靠政府投资、经营的电信业要提高效率，就必须放开市场，引入竞争者，促成有效竞争。

第二，电信市场的改革从结构变化开始。各国的改革，无论是欧洲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是从改变电信市场结构开始的。美国模式是指美国在进行电信业的改革时，对原有的电信企业进行拆分; 欧洲模式的典型是英国，改革时并不拆分原有电信企业，而是引入竞争对手，通过不对称规制，对原有电信企业形成竞争压力。第三，产权改革的力度很大。由于电信业发展初期的自然垄断性很强，投入也很大，很多国家的电信企业在初期都是国有产权，但国有产权慢慢形成了电信业发展的阻碍，各国都纷纷进行了国有电信企业的产权改革。但模式不尽相同，英国在进行产权改革时，首先卖掉了50%以上的股份，在放开电信市场后，卖掉了剩下的股份，将BT公司完全私有化;日本则相对谨慎得多，在进行股份制改革之后，仍拥有相当比例的NTT股票，即使是准许外资进入NTT，也规定政府持有的比例不能少于1/3。

(二) 国内研究现状

1. 基于实现途径视角的协同创新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新技术的扩散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那种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协同创新正日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60]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常务副主任、科技开发部副主任谭鸿鑫 (2006) 认为协同创新是国际企业发展的主流。[61]据了解，美国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平均为26%，有协同创新的大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达30%，有协同创新的小企业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44%，而没有协同创新的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只有14%。[62]

根据协同创新实现途径的不同，可将协同创新分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两种。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产业组织本身，其实现依赖于组织内在要素之间的互动; 外部协同创新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

(1) 内部协同创新

关于内部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与企业内部创新相关的核心要素 (技术和市场) 和若干支撑要素 (战略、文化、制度、组织、管理等) 的协同创新模式、机制及过程模型、影响因素及效应等展开研究。

①各要素协同创新模式研究。张钢等[63](1997) 结合中国典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案例分析，提出技术、组织和文化协同创新的一般模式。

②各要素协同创新机制与过程模型研究。王方瑞[64](2003) 提出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的机制模型并给出企业进行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的实施建议。郑刚等[65](2004、2008) 基于TIM理论视角探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战略、组织、文化、制度、市场等各关键要素的协同问题，提出C3IS五阶段全面协同创新过程模型，认为实现全面协同一般会经过沟通、竞争、合作、整合、协同五个阶段，并结合海尔集团的两个典型案例初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陈劲等[66](2005、2006) 结合海尔等企业的案例分析，指出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机制的内在本质在于“环境－管理－过程”的全面联系。饶扬德[67](2008) 探讨市场、技术、管理三维创新协同的效能、结构及内容，提出企业在构建三维创新协同机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刘国龙[68](2009) 从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三者协同作用的视角，研究协同创新对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和机制。

③各要素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陈劲等[69](2005) 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过程中各要素间的协同联系和协同功能，并获得具有可行性的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架构。谢芳等[70](2006) 通过研究企业集团内部协同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与协同创新效应的关系、协同创新效应与创新绩效的相关关系，对企业集团内部的协同创新管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白俊红等[71](2008) 通过对企业内部创新协同机制及其影响要素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技术、组织、文化、战略和制度等5个因素对创新协同绩效有显著影响。

(2) 外部协同创新

关于外部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展开研究。其中，横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大类产业中细分产业主体间的协同; 纵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的产业主体间的协同[72]。

①横向协同创新

关于横向协同创新，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型与运行机制、模式、绩效等展开研究。

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型与运行机制研究。Yang Dongsheng等[73](2008)运用多Agent方法建立了校企协同创新系统的动态机制模型。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受限的理性、信息闭塞等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稳定性等问题，Hongzhuan Chen等[74](2009) 建立一个灰色对称进化链模型来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稳定平衡性。陈晓红等[75](2006) 提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构想，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四主体动态模型”，并分析其运行机制。范太胜[76](2008) 通过分析协同创新机制的功能与结构，解释创新网络的集体学习机制以及协同创新机制如何提升创新网络的创新绩效。唐丽艳等[77](2009) 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协同创新网络模型。刘颖等[78](2009) 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自组织理论应用对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与绩效的启示。

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模式研究。Chen Jin等[79](2008) 指出通过大学技术和知识的产出、企业有效的吸收，实现创新主体从大学向企业转变，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金林[80](2007) 通过分析科技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的协同动因、协同效应和协同创新的运行模式，构建科技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协同创新网络。张波[81](2010) 分析并完善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各种模式，对中小企业发展及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绩效研究。万幼清等[82](2007) 通过分析知识重组过程中影响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建立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模型。Fan Decheng[83](2009) 从环境、投入、产出、合作机制和效应等方面入手，建立产学研技术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积分法对中国产学研技术合作创新进行评价，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措施。解学梅[84](2010)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企业－企业”、“企业－中介”、“企业－研究组织”、“企业－政府”等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各主体横向协同创新风险分析与评价研究。Pan Jieyi等[85](2009) 设计出校企协同创新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风险矩阵和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评估校企协同创新的风险水平。

②纵向协同创新

关于纵向协同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模式、模型、收益分配、实施策略等问题展开研究。

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何勇等[86](2007) 以退货政策模型为例，证明采用供应商和销售商共担创新成本的模式可以解决单纯的退货政策无法实现供应链协作问题。

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模型研究。张巍[87](2009) 研究一个由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建立具有纵向溢出效应的供应链企业间协同创新模型。

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实施策略研究。张旭梅等[88](2008) 提出了供应链上所有成员 (包括客户) 在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运输、市场营销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上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其运作过程，并分析了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供应链企业间协同创新的实施策略。

各主体纵向协同创新风险分析与评价研究。为了减少企业与客户协同创新的风险，Jin Minghua等[89](2009) 通过分析企业与客户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关键风险因素，建立了风险评估的物元模型，并对企业与客户协同创新的风险水平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

2. 产业进入方式及其进入障碍的研究

顾名思义，“进入”是指一个厂商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即开始生产或提供某种经济行为 (杨蕙馨，2000)。按照不同的标准，经济学家主要将进入划分为以下几类方式。从与原有产品的关系上，可以划分成“模仿性”与“创新性”进入。从进入者是否创立企业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全新进入、收购和多元化三种。从进入所依赖的要素上，可以划分为基于固定设备的进入和与设备无关的进入。从进入者选择产品的特征上，可以分为“同质进入”与“差异化进入”。按照原有市场是否可分割，进入被划分为局部进入与全局进入两种。按照行为的持久性，进入被划分为“打了就跑”与“长期介入”两种，等等。

白让让、郁义鸿 (2004) 认为，在位者在一开始往往处于主导的地位，而后进入者无论是从能力、产品还是市场范围的角度比较，基本上处于“边缘”地带，于是他们提出了“边缘性进入”这一概念。与非规制产业或规制放松后的进入不同，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边缘性进入是一种交叉弹性很小的产品或服务进入战略，因而不易引起原有在位者的强烈抵制。②边缘性进入的前提是市场的可分性，并且在一定期限内，所进入的子市场或分市场是在位者的“盲区”。③边缘性进入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规制者被俘获或规制结构存在“结构洞”为条件，这至少可以保证在进入的初期不会受到规制者与在位者的双重挤压。④边缘性进入的壁垒主要来自规制者的体制性安排和在位者的进入阻止。某一特定市场如果出现超额利润，原则上在市场保持开放，厂商得以自由进出的前提下，应该任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宜随意介入。

柳学信 (2006) 认为，进入障碍包括经济性进入障碍和体制性进入障碍，前者源于规模经济，后者主要源于我国经济体制原因。经济性进入障碍表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自然垄断产业客观上不宜进入过多的企业。体制性进入障碍有体制歧视的进入壁垒、地方保护的进入壁垒和部门行政性垄断的进入壁垒。陈殷 (2005) 认为，与在位者相比，后进入企业的竞争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源差距。企业间的资源差距可能体现于各个方面，如总量上的差距、在关键资源的拥有量上的差距。对电信市场来说，网络覆盖率就至关重要，中国移动全球通的广告营销重点就在于强调突出其在网络覆盖面及相应通信信号质量上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后进入企业往往是在这些关键资源上一直无法赶上竞争对手。②能力差距。对于企业间的竞争差距人们也会从能力上寻找原因，比如说落后企业的关键环节能力不行，或者缺少核心能力。能力更多地与知识、经验和组织协调有关，这将决定资源发挥作用的方式，直接影响解决问题的结果。资源及能力差距的直接后果使得后进入企业缺乏参与竞争的能力，并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竞争力上的差距，从而导致先进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明显的先发优势，使得后进入者难以追赶。但是，后进入者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从企业自身来看，由于先进入者的示范效应，后进入者可以模仿熟悉的商业模式和运作方式，避免走弯路; 从市场拓展来看，由于先进入者已经成功地打开市场，使得这类产品或服务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可以减少后进入者的市场拓展费用; 从品牌建设来看，市场后进入者在树立自身的品牌时，能够免费利用领先者为开拓市场所付出的努力。后进入者可以吸取领先者的经验教训，更加了解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特别是对创新产品的企业而言，后进入市场的赢利可能更多。从政府监管来看，一般来说，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的有效竞争性，会给予后进入者一定的政策支持，以使其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强大的在位者 (行业的主导企业) 展开竞争，这在电信业中就表现为不对称规制。中国联通在业务范围、产品价格上得到了管理层更多的政策倾斜，使得其在成立至今的十多年里能够初步形成对中国移动的竞争压力。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后进入者既存在与在位者之间能力与资源上的差距，也存在一些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关键看其自身能力的培育。姜正新 (2006) 认为，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导致电信市场后进入者为了获取市场份额，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低价策略，通过价格优惠吸引用户。但己有的优势、主导运营商不会无动于衷，而会利用各种策略保护乃至扩大市场份额，隐性降价就是其策略之一，最后迫使新进入运营商实行新一轮降价，这可能导致企业亏损。

3. 关于市场结构和有效竞争的相关研究

(1) 关于我国电信业市场结构的研究

我国的电信业是否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关于这一点，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王俊豪 (1998) 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垄断行业，对于电信业，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电信产业中的不少业务之间己不存在较显著的范围经济性”。电信业包括了网络铺设、本地电话、长途电话运营及设备制造、信息提供等增值服务，其中增值服务和设备制造己经不属于自然垄断性业务，如果政府还用自然垄断的标准来管制，必然造成这些业务的竞争不足。周其仁 (1998) 却认为电信的基础网络具有自然垄断性，但已经发生了变化，技术发展使网络建设的造价更便宜，使“一国一网”的风险性加大，数网并存模式应该是我国电信网络发展的趋势，而我国的电信网络正处于行政垄断之下，自然垄断不能成为行政垄断的理由。关于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郑适和汪洋 (2008) 利用行业集中度和HHI指数，对我国主要行业的集中度进行了研究，提出影响产业集中度的因素有: 国企改革、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政策的偏向。在文中提到电信业这种高度垄断的行业，近些年来也受到了小型运营商的竞争威胁。

对于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是否合理，应该怎样改进，邹文英 (2006)提出为进一步促进电信业有效竞争局面的形成，适应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三网融合趋势，必须对此前改革形成的寡头结构做进一步的改革，克服其存在的两种缺陷: ①基础业务市场竞争者数量偏少，竞争不充分。②分业寡头垄断。改善目前市场结构的有效途径是: 扩大市场准入，整合专用网资源，增发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牌照，允许全业务经营和跨行业经营，构造全业务宽松寡头的有效竞争市场。白让让和郁义鸿 (2004) 针对我国电信市场的结构变化，对“小灵通”现象进行了深层思考，小灵通这种落后技术在市场上的繁荣，与市场需求、市场结构变化和被拆分运营商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在管制放松后，中国电信的高盈利业务被分离，小灵通的边缘性进入，给企业带来了利润，改善了市场的竞争状况。

(2) 关于电信市场有效竞争的研究

一些学者通过价格行为对电信业的竞争状况进行研究，从我国电信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温丹辉 (2006) 讨论了电信行业容易出现的过度竞争与默契串谋现象，试图解释影响电信企业选择竞争或者串谋的一些关键性因素，并为电信管制提供一些相应建议。电信业是一个投资水平高、最小有效生产规模大、获利预期强、成本构成不均衡的行业，容易产生过度竞争，我国电信业有过价格战，但是并没有达到过度竞争。要保持行业的竞争活力，就需要不断地对市场进行刺激，或者进行结构调整，引入新政策或新技术。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其他的价格管制手段来促使企业降低成本，保证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提高。陈殷 (2005) 从后进入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的竞争战略和政府的规制政策两方面，移动通信市场后进入者竞争遵循这样一个竞争路径: 价格竞争－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产业创新。价格竞争是后进入者在初期采取的竞争策略，但在中长期并不占优势，因此，要想在中长期获得竞争优势，就要具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一些学者用有效竞争理论或效率分析的方法对电信业进行研究，王俊豪 (2001) 提出理论上的可竞争市场具有严格的基本假设，如企业进入和退出完全自由等，这些假定使可竞争市场有两个特性，一是不存在超额利润，二是不存在生产低效率和X低效率。但在实际中，符合可竞争市场假设的情况很少，不能仅依靠市场的可竞争性和潜在的进入威胁来达到市场最优资源配置和效率水平，还需要政府的管制来达到有效竞争的目的。胡苏皓 (2008) 研究了技术进步与市场需求扩大引起的自然垄断边界变化，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电信业市场竞争效率进行了评价和分析，认为改革措施必须要适应自然垄断边界的动态变化性，才能实现有效的竞争效率。高锡荣 (2008) 也利用DEA效率分析法对我国电信业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全要素生产指数(TPF) 的构成要素，得出我国电信行业的生产技术在2002年到2004年间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而这种生产技术的提升与劳动要素的关系并不紧密，是和电信行业的技术与资本密集的特性相关联的。于庆军 (2007) 运用博弈分析，以电信市场的竞争为重点，得出寡头垄断市场是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结构，电信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偏向基于服务质量的非价格竞争，并通过移动通信市场的实证分析，得出存在网间价格歧视的情况下，均衡价格会下降，也就意味着价格管制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业开始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改革，通过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业务分拆、企业分拆等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局面，但竞争过度、竞争不足问题在电信产业中同时存在，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降低了消费者福利，同样存在“马歇尔困境”。我国学者对中国电信产业有效竞争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俊豪 (1995) 认为，有效竞争的基本特征包括: 有效竞争是竞争收益明显大于竞争成本的竞争; 有效竞争是一种适度竞争，有别于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 有效竞争应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适度规模的最低限决定于产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他认为，有效竞争的标准应当分类，并尽可能做到定量化。

张维迎、盛洪 (1998) 提出电信竞争的几种选择: 纵向一体化、纵向分离、允许自由进入的纵向一体化、公用网与服务完全分离、数网竞争。周其仁 (2001) 提出“数网竞争”，电信服务的开放必须以电信基础网络的开放竞争为基础。没有基础网络的开放竞争，就形不成可操作的电信有效竞争，实现最低限度的“数网竞争”。“数网竞争体制”的含义是“数个电信基本网络彼此开展市场竞争”。源于数字化的“三网 (语音、图像和数据) 聚合”的技术趋势，并没有为独家垄断电信基础网络市场的模式选择提供依据。根据全球电信业和中国自己的经验，“三网聚合”要在“数网竞争体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仅依靠政府的“不对称规制”，难以消除电信市场的结构性缺陷。

彭武元、方齐云 (2004) 认为，仅仅关注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还不够。他们指出，由于自然垄断产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目前己有的研究成果忽视了规制的必要性和成本，因而对有效竞争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有效竞争的实质是使社会经济效率达到最优的一种状态，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决定变量除了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外，还有规制成本。自然垄断产业如何实现有效竞争取决于不同状况下社会成本的比较，对此，周小梅、王俊豪 (2005) 作了回应，认为有效竞争的决定变量是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政府规制是自然垄断产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必要条件，而规制成本应该是个外生变量，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决定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效率，而社会经济效率应该由企业经济效率和消费者利益共同决定。在自然垄断产业实现有效竞争，应区分具体产业中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区别对待的规制政策。

陈殷 (2005) 认为，在企业竞争及政府规制基础上，自然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当然，这里的有效只能说是相对的，是相对于独家垄断而言的。市场也并不是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越多越有效。根据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市场竞争的主要性质是，当竞争充分并满足某些基本条件时，市场竞争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后进入者在政府规制目标实现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为政府调控市场，增进社会福利提供了一个载体。有效竞争战略与政府有效规制创造有效市场竞争。

张耀寰、梁雄健 (2006) 认为，电信业的市场调控机制每经历一段时间后，需要在特定范围内不断变革。电信业在实施变革准备阶段，必须确立目标体系。而变革最终实施效果总会偏离事先确定的目标，这就是变革偏差。在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南北拆分时，国家所确立的改革目标就是在固定电信领域引入有效竞争，然而变革偏差很大，实际效果远远偏离目标，固话市场中并未形成有效竞争。在电信竞争中，所有的网络运营商都有互联的义务，但要强调在位主导运营商的互联义务具有重要意义。

4. 电信规制的相关研究

杨培芳的《面对新经济环境的电信业》，以全新理念讨论了电信行业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各个角度对信息通信产业的变革作了归纳和预测分析。其他的还有彤雪著的《互联互通管制与电信基础网络竞争》，张晓铁的《成本补偿机制——电信普遍服务的根本出路》，何霞的《WTO与中国电信业的资费管制变化》，杨培芳的《中小企业准入与电信民营化》，周光斌的《国外电信业的管理趋势》等等，都对电信业的政府规制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在对国外同类问题的借鉴上有欧阳武著的《美国电信管制及其发展》，房超峰的《日本电信管制政策简介》，华阶平的《印度电信业的改革与发展》等等，分别探讨了各国电信规制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而在电信企业的制度创新问题上，唐筱建的《论“企业再造理论”在中国电信改革中的应用》，陈江山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等论述了电信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和理论基础。王秀屏在她的《关于电信业务转售的探讨》一文中则探讨了电信企业新的市场经营策略。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使电信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从而建立一个有效有序的竞争格局。赵卓 (2007) 认为，有效竞争是竞争与规制均衡的目标，是政府制定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国电信业在发展过程中，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变化大多是由政府规制引起的，因而有很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政府规制上。张维迎、盛洪(1998) 通过邮电部阻碍中国联通进入电信市场的案例分析，指出中国当前反垄断的任务首先是要反对政府的行政垄断。当时的邮电部作为市场上唯一的运营商和电信市场的管理者，利用垄断地位，在市场准入、互联互通、网间付费、频率分配等方面对联通公司进行打压，并采取了交叉补贴、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手段。王俊豪 (1998) 对比了中英政府的电信产业改革政策，认为中英两国在电信业的管制背景上具有相同点，两国的电信业仅靠政府投资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不同的是英国实行股份制改革，而中国将专用网转为民用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的电信市场通过管制改革后，体现了初步的成效，中国联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使产品价格下降，但还需要在立法、引入竞争力量和股份制改革这几个方面改进。周其仁 (1999) 从三网融合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国电信业的政府规制首先要解决三网合一、数网竞争的问题，即允许电话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合并成一条线路，并允许各网运营商互相进入对方市场，展开竞争。于良春、黄莉 (2002) 研究了美国和英国的电信管制体制，提出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都具有启示意义。首先是《电信法》制定对电信市场的影响，美国和英国的电信管制都有具体的立法可依; 其次是将电信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管制者相分离; 最后管制的目标都在于引入竞争，使受管制者提高效率，我国的电信管制应该侧重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减少行政干预。卢安文 (2008) 运用博弈论，将政府监管融入到模型中去，通过离散模型和连续模型的分析，认为政府监管是有效的，并提出了一些监管建议，如根据不同类型的业务采取不同的资费监管政策，加强运营商成本的核实，制定价格上下限的合理区间等问题。彭英认为地区经济因素和电信价格调整频数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政府在进行价格规制时，要充分考虑到地区的经济因素，制定不同的价格规制方案。张宇、唐小我和滕颖 (2003) 分析了电信资费政策和有效竞争的关系，认为电信资费改革的滞后影响了有效竞争的实现，也提出了资费改革对策，如立法、建立电信成本会计审核制度、针对不同业务采用不同的资费标准以及进行不对称规制等。

5. 电信产业价值链相关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电信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起步较晚，还处在初期探索阶段，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信产业价值链作为一种运营模式、合作模式、电信产业生态系统、发展趋势、移动商务价值链、电信供应链与产业链整合与演进等几方面。

(1) 电信产业价值链作为一种运营模式

现代企业运营模式的形成发展是从供应链开始，进而产生了价值链模式。陈山枝 (2004) 指出未来电信产业价值链的变化将呈现水平分割趋势，探讨了运营商间未来竞争将向群居链竞争和服务品牌竞争转变，并分析了运营商的收入结构的变化，即从网络连接与接入到增值服务与合作分成。朱敏、郭顺义 (2005) 对比了移动梦网与互联星空价值链模式，提出全业务运营环境下电信价值链模式的管理策略: 移动业务价值链与固定业务价值链分类管理，成熟业务价值链与新兴业务价值链分类管理，对价值链上游与下游分类管理。汪涛、李威 (2003) 采用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的四要素模式定义企业运营模式，从客户选择、价值获取、战略控制与业务范围四个方面研究中国移动通信公司运营模式的演进过程及规律。此后，刘立 (2006) 指出价值链管理引发电信企业运营模式的转变，研究了垄断经营、双寡头垄断与多商竞争三种价值链模式，将国内典型运营商的运营模式进行了比较，提出基于产业价值链的运营模式优化途径。汪涛与刘立二人的研究尽管立足点不同，前者是就电信运营模式本身的研究，而后者基于价值链角度来研究电信运营模式的转变，但基本都体现了价值链作为电信运营模式的有效性。周洪成、陈力(2007) 分析了通信产业链的演变方向与特征，以整合通信产业链为切入点，提出了以整合驱动下的竞争模式，以价格战向服务战转移的运营模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态运营模式等创新电信运营模式。张鸿 (2008) 等人分析电信产业价值链演变的因素主要有竞争加剧、消费需求、政策导向与技术进步，电信产业价值链的变化导致产业链上各主体地位发生变化，也带来了电信运营商商业模式的变化，并且在界定电信商业模式创新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电信商业模式创新的必要性，从产业价值链定位、盈利模式、营销模式三个方面论述电信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路。李高广、吕廷杰 (2008) 认为移动互联网是全球电信运营商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从产业价值链角度对电信运营商发展移动互联网的运营模式进行研究，从收益角度分析围墙模式、管道模式与渠道模式的利弊，提出运营商部分参与产业价值链上其他环节的渠道模式将成为主流的运营模式。

(2) 电信产业价值链上主体的合作模式

电信产业价值链上主体的增加使产业链表现复杂性的特点，竞合是产业链上主体的存在状态，利润分配是产业链上的焦点问题，是处理运营商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关键。日韩等国运营商都很重视与产业链上其他各环节的合作，我国学者也很注重对产业链上主体合作竞争关系的研究，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模式问题上。乔丽伟 (2005) 介绍了电信产业价值链上主体的竞争与合作模式。王朴、黄秀清 (2006) 对3G产业价值链的合作模式与分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归纳。此外，朱有为、范智 (2003) 通过移动梦网业务的实例，从网络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移动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合作效应，并指出有效的合作模式需要解决运营商标准设定、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的利益分配、移动互联的业务形象统一和整合与终端设备的支持等问题。姜华彪 (2004) 运用虚拟组织理论研究了运营商的合作模式选择问题，从确定业务范围、筛选合作伙伴与选择合作模式三个过程来确定合作模式。常庆、唐守廉 (2005) 从价值网络理论分析和市场需求分析两个方面论述我国电信运营商要进行协调发展与合作，分析了运营商与替代者以及互补者的合作，并分析了业务市场竞争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宋军 (2004) 描述了运营商与SP合作的策略框架，结合国外电信产业价值链发展的经验，重点从激励机制、资源共享机制、业务监督与管理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电信运营商与SP合作的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对移动运营商与终端厂商的合作也有专门的论述，姚群峰 (2004) 归纳了运营商定制终端的六种模式，分为运营商推荐、初级定制、一般定制、合作研发与推广、完全定制与消费者定制，建议中国3G运营商在初期实行“一般定制”模式，并尽快过度到“合作研发与推广”模式。黄传武 (2006) 介绍了三种运营商与终端厂商的合作模式，即韩国SKT的“导师制”合作模式、日本NTTDoCoMo的“家长制”合作模式与以H3G为代表的“伙伴制”合作模式，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均采取的是“伙伴制”合作模式。朱洪瑞、王宏江 (2006) 分析了整条链上的竞争情况，即价值链内与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单条价值链内由于不同企业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相互竞争，以不同运营商为核心的价值链之间又在市场、技术标准和对政府的营销展开一系列的竞争合作，指出产业链间合作可以节约投资成本，提高通信网络的整体价值和双方资源的使用效率，并扩大电信市场。岳欣、解建辉、忻展红 (2007) 讨论了未来SP如何凭借自身的实力在双寡头电信市场中得以生存、发展的问题，分析了三人博弈的均衡问题，给出了纳什均衡解的取值空间及存在条件，为运营商和SP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李雷、忻展红 (2007) 认为电信运营商和SP之间的关系属于多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设计委托－代理激励合同时，从三个任务的角度考虑了电信运营商对SP的激励，并通过该模型分析了服务质量和信誉等级对SP的重要性。然而上述研究多数以定性与静态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的数学方法与客观数据的支撑。由于产业链上的竞合与利益分成是处理产业链上各方矛盾的焦点问题，要使产业链和谐、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现有的定性研究缺乏说服力，需要引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相应补充。

国内学者主要应用博弈论从数学建模角度研究合作竞争机制。纪建宇、仲伟俊、梅姝娥 (2003) 在考虑电子市场的服务内容和定价策略的基础上，利用两阶段博弈理论详细分析了不同的B2B电子市场与ISP的合作竞争模型，讨论了B2B电子市场与ISP的合作竞争机制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电子商务策略，并给出了不同的电子市场的定价策略对企业选择电子市场的影响。刘春草，孙利辉，徐寅峰 (2003) 采用Minimax定理进行合作竞争的战略决策，将Minimax定理用于线性逆需求对称成本企业合作竞争的产量战略博弈，并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NASH博弈均衡和完全合作均衡进行了对比，最后提出了对付非合作行为的战略。王永平、孟卫东 (2004)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化博弈的数理模型，分析了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变的动态过程，分析结果发现，该系统的演化方向与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相关，也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并得出合作收益、合作的初始成本以及博弈双方的贴现因子是影响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化的关键因素。王玲 (2007) 运用演化博弈论的单种群博弈和双种群博弈理论，分析了供应链网络横向和纵向竞合的博弈演化过程以及演化均衡的影响因素，提高合作收益，降低合作成本，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将有助于供应链网络合作机制的建立。邓文潇、张汉江 (2008) 研究两条供应链之间信息不对称时的供应链的合作竞争问题，采用博弈论的规范方法研究上游企业以合同菜单形式提供的信息甄别模型，得到两条供应链上的企业的最优策略，并由此分析不同类型的合同菜单的经济效率，建立了一个包含两条相互竞争的供应链的信息甄别模型用于研究链间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信息共享与机制设计。李振华、赵黎明 (2008) 基于价值网的非线性拓扑结构，建立了具有直接供需关系的多个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合作竞争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制造商同时独立进行产量决策和联合进行产量决策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制造商独立决策的情况下，合作－非合作策略的集体效率最高，在制造商联合决策的情况下，只有合作－合作策略组合有可能成为提高集体效率的有效途径。

总之，合作竞争机制的研究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并以应用博弈论研究供应链上企业合作竞争模型的文献居多，但针对电信产业价值链上主体的合作竞争机制却很少见，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拓展学科研究领域的理论意义，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3) 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科技的发展使各学科之间出现了交叉与融合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将产业生态学理论应用于电信产业研究中。姚群峰 (2003) 详细分析了3G产业生态系统的状况，即由产业价值链形成了3G产业价值网，并分析了价值网中各参与者角色及3G运营商的生态系统策略。王育民 (2004) 指出由于电信网络技术发展的驱动和客户需求多样化的拉动，传统的电信产业价值链发生深刻的裂变，即网络与业务相分离，使得传统的电信产业价值链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电信产业的实际，因而提出用电信产业生态系统来描述现在的产业特征。郭宁、梁雄健 (2005) 对比分析了自然生态系统与通信产业在结构与功能上的相似性，描述了通信产业生态系统的价值链模式。李殿伟、赵黎明 (2007)建立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电信产业生态系统模型，分析电信产业价值链层面的利润转移现象，提出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电信产业发展对策。

Yadong Luo (2007) 从合作竞争视角研究全球竞争，解释了合作竞争发生的原因，讨论了合作竞争中合作与竞争增加或减少产生的结果，并通过比喻介绍了全球主要竞争者合作竞争的强度与多样性。Zhou Min、Deng Feiqi与Wu Sai (2008) 采用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与演化博弈三种模型分析了集群供应链中的合作竞争关系，对比了三种模型中的参数变化，指出演化博弈的分析是最接近实际情况，为集群供应链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预测与帕累托优化方法。

6. 企业创新要素协同模式相关研究

(1)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模式。徐向艺等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度、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及企业成长性的协同度，并将孟庆松、韩文秀等所建立的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经过适当改进后，将其应用到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度度量，以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企业持续成长性的协同度度量方面，并以全国著名的软件和电子生产商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序度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成长，只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保持较高的协同度，才能够促进企业持续成长的结论。[90]许庆瑞等在创新理论和协同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通过考察中兴通讯17年创新与发展历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企业创新协同，提出在企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即创业期采取以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模式。[91]

(2) 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协同模式。陈春明等提出企业创新必须把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结合起来，进行协同创新，并构建了基于企业协同创新的组织演化模式。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协同创新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创新类型带来序参量的变化，诱导组织混沌的产生，从而推动整个组织的演化。网络化环境下，新的创新组织形式不断出现，如外包、战略联盟、虚拟组织等，企业创新的成功与企业内各部门之间或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密切相关，实现信息和知识等资源与利益共享及风险分担。张方华等指出利用基于产品研发的战略联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已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张小兰指出通过战略联盟等组织形式，可以使企业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技术创新的集群效应，引发系列技术创新的产生。[92]

(3) 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协同模式。曹亚威等主要从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出发，探讨如何将二者有效地协同创新，指出协同创新是建立在战略层次、组织结构层次、协同工具和机制层次的协同，在战略引导下通过组织结构设计形成协同行为的支持环境和氛围，从而促进协同创新各种行为产生，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93]。陈劲等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影响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的24个要素进行综合提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过程中各要素间的协同联系和协同功能，构建了具有可行性的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框架，为探究创新管理模式的内在机理奠定了基础，认为实现技术和市场的协同创新是解决企业全面创新管理问题的突破口和关键所在，用理论与实证明相结合的方法引导企业从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走向全面创新管理。[94]许庆瑞等从研发、营销部门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指出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过程本身存在许多价值重叠，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指出信息化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实时监控市场变化，并及时根据市场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针对性。[95]庞艳桃认为市场是检验技术创新成果的唯一标准，并以海尔为例，指出通过创造市场、创新市场，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的技术竞争优势。[96]

(4) 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协同模式。徐建中等研究了企业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认为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风尚等对企业员工的思想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功能，企业文化蕴涵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理念对企业的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型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的有效实施，降低企业成本和形成差异化优势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引领作用。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使企业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97]杜跃平在分析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中强调，信息化促进了技术与文化的协同，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形成创新意识强、信息化意识高、彼此合作与信任的文化氛围，同时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整体创新效率。[98]刘祥祺对比了我国台湾的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分析了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彼此推动作用，指出信息化条件下自由的氛围有利于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进步，使企业的技术水平处在同行业的前沿。[99]许庆瑞等结合浙江省典型企业的具体实例，研究了技术创新与文化的集成，指出技术创新是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创造财富的源泉，单一的创新使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协调发展在促进和提高企业创新活动效率上，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100]。

(5) 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协同模式。沈小平等认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促使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和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无论采取渐进性创新还是突破性创新，技术创新的绩效将对整个行业或领域都产生积极影响; 忽视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协调发展，难以发挥技术创新的应有作用。通过对技术与管理互动模式的研究，得出二者之间的协同是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使组织产生预期绩效的重要保证。[101]信息化条件下ERP等管理软件的应用促进了技术与管理的协同。孙强等研究了信息化条件下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协同，发现信息化使企业的管理理念、运作方式、管理机制等发生了变化，创新技术要与集成化、柔性化的管理流程相匹配，技术创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活动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配合的有效性。[102]

(6) 技术创新与政策创新协同模式。柳卸林认为创新政策的本身就要求技术创新与政策创新协同。[103]彭纪生从技术创新协同论的理论逻辑出发，专门研究了技术创新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协同问题。[104]王忠道等通过对高新区创新体系的探讨和研究，指出政策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始动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保障，政策创新能够带动技术创新及体制、机制创新等，通过掌握和运用政策、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创新，引导技术创新活动。政策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紧密结合，政策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同步运行，能够加快信息交流与组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增加技术创新收益。[105]隋映辉强调了协调发展系统在创新中的影响和作用，指出要逐步改变政策创新与技术创新脱节、存在矛盾冲突等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在系统创新的动态机理下，以创新系统的共同利益为目标。通过政策调整和宏观管理的控制，保证实现企业创新的微观资源的合理配置。[106]仲为国等以创新政策为例，在政策量化方面进行了研究。通过量化政策，他最终利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政策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政策力度能够促进创新绩效的增长; 引进外资政策与技术创新协同能够促进专利数量的提高，从而提高技术创新绩效。[107]

(7) 技术创新与多个非技术要素创新协同模式。饶扬德强调了技术、管理及市场部门之间的知识及信息的互动，而且更加强调这些部门间的价值创造。阐释了技术、市场及管理三维创新协同的内涵，探讨分析了三维创新协同的效能、结构及其内容，并提出了企业在构建三维创新协同机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08]李响亮等运用协同创新理论，研究了中小软件企业六大创新要素中最活跃的技术、组织和市场三个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实证研究，力图通过实证分析找出和评价一些有利于促进中小软件企业技术－组织－市场协同创新的共性因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意见及建议。[109]中国浙江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庆瑞教授、浙江大学郑刚等在总结国内外著名企业创新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理论溯源和实证总结，提出全面创新管理的创新管理新范式 (To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IM)，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文化、战略等非技术要素之间的协同匹配问题等，其基本点在于整合组织系统内外的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从协同的角度出发对组织各维度在时、空、人三个层面上的系统创新机制和模式进行研究，以对企业的创新管理提供全面理论指导。[110]

(三) 研究现状小结

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外对电信行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有效竞争理论、市场竞争模式研究、垄断与资源配置效率、电信市场自然垄断性研究、电信业改革轨迹研究等方面。

另外，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有关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的系统研究还非常少见，系统性不强，研究的整体水平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结构的实际指导作用不强，满足不了中国电信运营业发展的需要。本研究试图为弥补以上不足开展一些拓荒性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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