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分配制度改革

时间上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直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分配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是批判和否定了在分配制度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初步确立起“先富带后富”的策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分配上的表现就是在计划上大包大揽，财政上统收统支。社会上普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现象，“大锅饭”盛行，平均主义严重，“共同富裕”变成了“同步富裕”。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总结分配制度在这之前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平均主义与“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他创造性地提出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因为我国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所以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这一阶段分配政策改革的实践以我国的农村为突破口，从1978年安徽凤阳分地开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民长途贩运花生、大米，成为首批个体经营户。农村多种经营发展起来后，也使得农民有一部分农副产品通过买卖交易获得经济收入，而这种交易成为了个体经营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实行集体经济组织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形式，它在分配上实行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分配形式。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明确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最有效地将农民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从而使那部分“辛勤努力”的农民先富起来。正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性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农村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为以后我国分配制度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