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合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分析

信息经济学中，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同时，因为事后非对称信息既可能源自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源自某些参与人的知识，所以具体又分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action）和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information）。

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基本原理是：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信息）；签约后，代理人选择行动（如工作勤奋或是偷懒），“自然”选择“状态”，代理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比如在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中，雇主不能观测到雇员是否勤奋，但可以观测到雇员的任务完成状况；因此，雇员的报酬应该与其任务完成的情况相关^[10]。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信息），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可能是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观测到自然的选择，然后选择行动（如向委托人报告自然的选择）。委托人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但不能观测到自然的选择（因而是不完美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以诱使代理人在给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如真实地报告自然状态）。如在保险公司和保险员的关系中，保险员（代理人）知道顾客的特征，而保险公司（委托人）不知道，公司因此必须设计一份激励合同，以诱使保险员如实地报告顾客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策略^[11]。

在非对称信息下，技术需求方（委托人）无法观测到技术研发方（代理人）的行为，至少他无法在法庭上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研发方的努力程度。而且，就研发方而言，他很容易倾向于不努力工作，因为他不承担风险结果，技术创造发明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本身很难保证不出现意外，而且事后也很难检测出究竟是人为不努力所致还是不可抗拒的风险所致。如果需求方偏好研发方不努力工作，那么，即便信息不对称也不会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实际结果和对称信息下并无差异。然而，需求方不可能接受研发方不努力工作，所以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上，他总是希望研发方努力工作，以保证研发获得预期的成功，进一步保障自己的投入效用。这样，他就不得不提供必要的激励，使研发方认同努力工作是值得的。比如，需求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如果研发方提前完成或者超出预期水准完成研发任务，可以在标的费用的基础上增加具有足够吸引力的额外利润，以刺激研发方在难以被监督的条件下努力工作，而不是抱着侥幸心理应付任务，因为谁都知道，努力与不努力对理想结果的概率是不同的，要想取得额外的高收益，努力是值得的。这样一来，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就达成一致了。当然，这种措施并不能绝对排除代理人带着侥幸心理去工作。

再有一种情况是，如果需求方发现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为了保证研发方努力工作的成本太高，他可能宁愿研发方任意选择努力程度，不约束也不激励，只按最初约定的基本费用给付。如上例中增加的额外利润如果远远超出需求方预期获得的效用，在监督和激励一方面成本高，另一方面也很难奏效的情况下，需求方可能作此无奈选择。其后果，对研发方来讲，获得的效用并没有变化，但需求方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因研发方的敷衍行为遭受更大的利益损失。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需求方选择放弃研发，赔付违约损失。

于是，我们发现，如果需求方偏好于激励研发方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的结果将必然次于对称信息下的结果。因为在非对称信息下，道德风险将导致这样三种结果：

①需求方要求研发方努力工作，但必须对研发方给予补偿其承担风险的损失；

②需求方尽管偏好研发方努力工作，但又不得不忍受其敷衍了事的行为；

③需求方终止合同，支付违约损失。

这就是事后道德风险问题对合同各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