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态学的研究框架

一、研究层次

Baum和Singh(1992)在其有关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中认为，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一般可分为四个层次：组织内演化(intra-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组织演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种群演化(population evolution)和群落演化。其中，组织内演化侧重于研究个人、群体、知识和工具；组织演化侧重于研究组织过程、边界、活动系统和战略；而种群演化和群落演化则主要研究组织集合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Baum和Singh，1992)。基于Baum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梁磊和邢欣(2003)也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分为四个层次：组织个体(organizational individuals)、组织种群(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组织群落(organizational community)和组织生态系统(organizational eco-systems)。

(一)组织个体生态学

组织个体生态学是以组织个体为对象，重点研究组织内部构成、组织内部要素对组织行为、结构及结果的基本规律。它通常将组织动态过程分解为相互作用(interaction processes)和复制过程(replication processes) (Baum和Shipilov，2006)。

(二)组织种群生态学

组织种群生态学是以多个具有某种相同特征(主要是外部环境依赖关系相同)的组织集合(即种群)为对象，重点研究种群的结构、行为及结果的基本规律。这是组织生态学研究中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领域。既往组织种群生态学的主要研究是通过对诸如保险、计算机、报纸、日托所、广播电台、葡萄酒和汽车等具体行业的分析，重点围绕组织年龄、规模依赖、组织变化率及变化结果等种群过程，以及生境宽度、密度依赖等生态过程，揭示组织年龄、规模、变革、技术战略、结构惯性、环境稳定性、生境变化、资源分割、种群密度、竞争强度等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期说明组织种群的动态演化特征。近年来，其研究焦点不断变化，除了上述经典研究领域的工作在不断深化以外 ，更增加了包括种群层次学、种群动力学、组织集聚、制度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同时 ，由于组织种群处于整个组织生态结构中的中间层次 ，因此它和上、下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值得研究的内容。对于组织种群层次的研究，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可以产生积极的支持和借鉴作用。

(三)组织群落生态学

组织群落生态学以多个组织种群集合为对象，重点研究种群之间的结构、行为、作用结果以及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组织群落生态学也是组织生态学研究中发展得比较早、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在现有的组织群落生态研究成果中，学者们通过对教育、电话、电子元件、保健等产业以及美国硅谷等特定对象的研究，重点围绕组织的协作共生、技术系统生态、专业兴趣等，探讨了组织的生命率、组织密度、部门间依赖、技术等级、联盟与合作等问题，得到了包括部门间存在正(负) 向相互依赖关系、种群间关系具有非线性特征、组织间存在协作与竞争网络、网络产业的协作与竞争突出表现为技术的互补性与非兼容性、组织间竞争具有先动与后动模式、中介群落具有特定作用等一系列结论。在对组织群落结构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还借鉴生态学中的Lotka-Volterra模型来研究特定部门和产业中的单一种群、双种群和多种群结构，形成了不同群落的演化模型。

(四)组织生态系统生态学

在现代生态学中 ，所谓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成因素间借助物质流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复合体。而组织生态系统生态学则是以生态系统为对象，研究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与功能、发展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制的生态科学(戈峰，2002)。但是目前对组织生态系统的研究还较少。

二、组织生态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应用

(一)密度依赖理论

一般认为在资源约束下，生物种群的增长不是按几何级数无限增长，而是呈现出先快后慢的“S”形曲线，即著名的Logistic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Hannan和Freeman(1989)将新制度理论引入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密度依赖理论(density dependence theory)。他们认为种群密度同时受到合法性(legitimation)和竞争性(competition)两种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两个过程的共同作用，将种群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当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产生时，如19世纪新诞生的汽车制造业，它的种群密度较低，合法性对种群的发展起主要作用(见图2-2)。此时，种群中新组织形式的合法性较低，缺少社会认同度，难以获得资金、劳动力、供应商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导致这一阶段组织的死亡率较高(见图2-3)。

(2)随着新组织形式的不断发展，种群中新组织数量的增加强化了新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提高了其制度基础和政治权力基础，加强了其社会认同感。这表现为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组织的成立率上升、死亡率下降(见图2-3)。

(3)种群的合法性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增速将逐步放缓，表示该产业步入成熟期。而随着种群密度的不断增加带来了种群中竞争性的增强(见图2-2)。当种群的合法性效应大于竞争性效应时，竞争性对种群发展起主要作用，表现为种群内成立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见图2-3)(Carroll和Bar-nett，2004)。

根据这样的假设，Hannan(1986)提出组织的成立率与合法性和竞争性的关系为：

图2-2 合法性和竞争性

λ(t)=∝L/C 　(2-1)

式中：λ(t)为组织成立率，L为合法性程度，C为竞争性程度，∝是环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程度。

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合法性的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而竞争性的增长速度逐步上升，因此有(Hannan，1986)：

L=Nα1　 0＜α1＜1 　(2-2)

C=exp[α2N2]　α2＞0 　(2-3)

这里，N为种群密度。将公式(2-2)、(2-3)代入公式(2-1)则有：

λ(t)=∝exp[-α2N2]　 0＜α1＜1；α2＞0 　(2-4)

由于公式(2-4)难以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将其转换，为了计算上的方便， Hannan和Freeman(1988)将公式(2-4)变换为：

λ(t)=exp[α1N+α2N2]　α1＞0；α2＜0；α1＞α2 　(2-5)

图2-3 组织的成立率和死亡率

合法性和竞争性对死亡率的影响过程与组织成立率类似，即死亡率的公式为：

μ(t)=∝C/L 　(2-6)

经过推导，死亡率与种群密度的关系为：

μ(t)=exp[b1N+b2N2]　 b1＜0；b2＞0；b1＞b2 　(2-7)

根据公式(2-5)和(2-7)，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法性会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在产业发展初期，产业的发展主要受到合法性作用的影响；而竞争性则会降低出生率、提高死亡率，在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之后，产业主要受到竞争性作用的影响。受到这两种过程的共同影响，种群的成立率和死亡率分别呈倒U形和U形曲线分布(见图2-3)。

密度依赖理论作为组织生态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已经在多个产业中得到了应用。酿酒产业(Carroll等，1993)、汽车产业(Hannan等，1998)、商业银行(Lomi，2000)、报纸产业(Dobrev，2001)、摩托车产业(Wezel，2005)、社会团体(Archibald，2008)等都验证了企业的密度依赖过程。国内学者顾佳峰和江若玫(2003)对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群、李文华和韩福荣(2004)对电冰箱行业、蔡宁和王发明(2006)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也在中国背景下验证了密度依赖理论。

但也有学者对密度依赖的过程提出质疑。Zucker(1989)质疑用种群密度代替合法性的合理性。Delacroix等(1989)对加利福尼亚红酒产业的研究、Yang等(2010)对建筑产业的研究都未能对密度依赖的过程进行证明。密度依赖的提出者Carroll和Hannan(1989)认为，产业未能验证密度依赖的过程是由于研究跨度太短，未能涵盖产业从合法性主导到竞争性主导的全过程。

此外，密度依赖理论还被应用到有关组织战略变革的研究中。在有关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中，Chan等(2006)也发现了密度依赖的现象。企业国际化的决策与市场中先前进驻企业密度和退出的企业密度具有倒U形关系。企业的国际化决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决策过程，而是受到种群中其他企业和种群密度的影响，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过程。

(二)资源分割理论

1.资源分割理论概念

19世纪末期开始，伴随着产业发展和规模经济的不断提高及市场中激烈竞争的存在，通过不断扩张和兼并，在很多产业中都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占据产业主导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该产业的集中度，减少了产业内部的激烈竞争，提高了产业绩效。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些大型企业的产生，产业中还出现了一批小型的专业化企业，这些企业以填补大型企业的空白业务领域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一现象在很多产业中都得到了证实，如美国的啤酒酿造业(Carroll和Swaminathan，1992)、荷兰的审计行业(Boone等，2000)、美国的红酒制造业(Swaminathan，2001)等。

根据这一现象，Carroll在1985年提出了资源分割理论(resource parti-tioning)。资源分割理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三部分：资源分布；组织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在既定资源分布和多元化、专业化组织行为方式下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演变。

(1)资源分布。资源分割理论认为，环境是由多个维度的资源所组成的多维空间，资源不均匀地分布于每一个维度上，每个维度都会出现一个资源分布的单峰。对所有相关维度的联合分布而言，也存在一个单峰，这个单峰被称为“市场中心”(见图2-4)。

图2-4 资源的单峰不均匀分布

(2)组织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在资源分割理论中，企业根据占用资源的不同被分为多元化企业(generalists)和专业化企业(specialists)。多元化企业被认为拥有较多的市场资源，专业化企业则占用较少的市场资源。资源分割不仅意味着不同区域之间资源丰裕度的差异，也意味着不同区域内组织对资源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的差异。

(3)多元化和专业化企业的竞争。资源分割理论探讨在市场集中度提高条件下的三种竞争：多元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专业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多元化和专业化企业之间的竞争。

早期阶段，市场非常拥挤，大多数企业都在寻找市场资源最丰富的位置(见图2-5)。此时，大多数企业为多元化企业，竞争促使企业在有限范围内有差异地进行拓展，一些企业逐步向市场中心偏移，而另一些为避免竞争逐步向市场边缘偏移。由于规模竞争，最终只有少数多元化企业存活下来，并逐步集中于市场中心(见图2-6)。市场中心拥挤度降低以及多元化企业向市场中心移动，增加了边缘区域的可利用资源，专业化企业得到发展。研究表明，随着集中度的提高，将加大多元化企业市场位置和专业化企业市场位置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其竞争(Boone等，2004)。因此，资源分割理论认为，伴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多元化企业的成立率将下降、死亡率将上升，而专业化企业的成立率将上升而死亡率将下降。

图2-5 集中度低时企业的分布 图2-6 集中度高时企业的分布

2.资源分割理论的应用

目前，资源分割理论已经在包括银行业(Freeman和Lomi，1994)、汽车产业(Dobrev等，2002；Dobrev等，2001)、报纸产业(Boone等，2002；Do-brev，2000)、酿酒产业(Carroll和Swaminathan，1992；Carroll和Swami-nathan，2000；Swaminathan，1998；Swaminathan，2001)、审计行业(Boone、Bröcheler和Carroll，2000；Boone等，2009)等多个产业中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支持。

Boone(2000)将资源分割过程分为四种类型：(1)地理分割。指资源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割。其代表性行业为航空客服业，航空客服业由于客源分布的不均匀而造成资源分割。(2)技术分割。即由技术上的不同而造成的资源分割。一些专业组织由于其专门技术而在某一领域中成为权威，如啤酒酿造产业。(3)产品分割。指由于产品的不同而造成的资源分割，如报纸出版行业、图书以及音像制品行业。(4)顾客分割。指由于服务的顾客群体不同而造成的资源分割，如审计行业及银行业。

(三)年龄依赖理论

年龄依赖理论(age dependence)认为，组织的死亡与组织的年龄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又包括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青春期缺陷(liability of adolescence)和衰老缺陷(liability of obsolescence or senes-cence)三种理论(杜运周和张玉利，2009)。

1.新进入缺陷

新进入缺陷认为，产业中新成立的企业相较于存在时间较长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死亡率。Stinchcombe(1965)认为，新建立的组织由于要学习和适应新的社会角色，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产业中建立其地位。同时还需要处理同外界的客户、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新组织被迫与已经存在且良好的、熟悉运作规则的组织竞争。此外，新组织难以从已经建立的竞争者那里争夺业务。这些原因都使得新组织更容易死亡。同时，Han-nan和Freeman认为，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组织的惯性和可靠性会提升组织的生存机会；而组织内部的学习、合作、关系和组织外部的合法性、关系网络会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增大，这增强了组织的惯性和可靠性，从而降低了组织的死亡率(Hannan和Freeman，1977，1984)。

2.青春期缺陷

Bruderl和 Schussler (1990)对于新进入缺陷提出了挑战，认为青春期缺陷能够更准确地描述新企业死亡率高的现象。该理论认为，新企业死亡率受新企业资源禀赋的影响，有两种原因可使新企业初始死亡率几乎为零：一是新企业初始资源禀赋能够维持新企业最初的生存；二是理性的投资者最初并不会用绩效好坏衡量新企业是否应该关闭。但是初期以后，当绩效被作为衡量投资绩效的标准后，绩效差的新企业将被关闭，新企业死亡率将陡然上升至峰值，然后逐年递减。在新企业从零死亡到迈向死亡高峰的阶段，被称为青春期。因此，新企业死亡风险与组织年龄呈倒U形关系。类似的，也有学者提出新企业初始的资产存量能够缓冲环境选择的压力，在新组织高死亡率之前有一个蜜月期(Deeds和Rothaermel，2003)。

3.衰老缺陷

Stinchcombe(1965)认为，组织最初的决策及行为将产生烙印。而如果组织的核心特征被这种早期烙印确定，形成结构惰性，环境变革将腐蚀组织与环境的初始匹配。并且企业随着年龄的增加，组织与环境的匹配将单调下降，从而提高组织死亡的风险，产生所谓的组织衰老缺陷。即组织的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有关企业的年龄依赖现象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根据新进入缺陷、青春期缺陷和衰老缺陷，总结有关组织死亡率与年龄的关系，如图2-7所示(杜运周和张玉利，2009)：

图2-7 组织年龄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杜运周和张玉利,2009）

除了组织年龄以外，产业年龄也被认为会对组织的生存产生影响。Hannan等(1998)对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汽车行业进行了研究，发现组织年龄对组织生存状况的影响随着产业年龄的变化而改变。Agarwal等(2002)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认为处于产业年龄较小即成长期的产业中，企业的新进入缺陷作用将被降低。

此外，组织年龄还被认为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决策产生影响。Jones和Coviello(2005)指出，任何公司的发展决策都是建立在公司发展的特定时点的基础上的，即企业年龄与公司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组织的学习能力与组织的年龄相关。学者认为，年龄可能阻止组织学习的热情和可能性(Autio等，2000；Sapienza等，2006)；但Johanson和Vahlne(2009)认为，企业年龄的增加，代表着企业资源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这将促进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在转型经济中，企业年龄的增大代表着公司制度体系中关系网络的建立，公司将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制度和社会支持，这将有利于公司的国际化战略(Shinkle和Kriauciunas，2010)。

(四)结构惯性理论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企业需要改变，企业的变革也因此成为组织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目前，有关组织变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组织变革的内容方面(Baum和Shipilov，2006)，但是Hannan和Freeman(1984)提出的结构惯性理论(structural inertia theory)则提供了一个研究组织变革过程的模型。结构惯性理论与年龄依赖理论密切相关。结构惯性理论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组织变革的能力；组织变革的效果。

结构惯性指的是组织结构保持原有形态不变的一种状态。这种惯性是组织追求合法化与合理化的一种产物，使得组织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等一切都按部就班，具有抵抗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特征(刘海建等，2009)。结构惯性理论强调组织的核心特征，包括组织的目标、组织内部权力结构、核心技术以及市场战略。这些核心特征具有很强的惯性，改变这些核心特征，将改变组织的外部联系和内部惯例。Hannan和Freeman(1984)认为，组织的年龄和规模对组织变革能力具有影响作用。年龄较大的企业具有更稳定的内部关系、更标准化的日常程序、更制度化的管理方式、更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社会关系，因此结构惯性将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大而增强(Baum和Shipilov，2006)。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大，组织将更强调规范化的流程和控制体系，增强组织的可预测性和刚性，但却降低了组织的灵活性，加大了组织的结构惯性。Amburgey等(1993)认为，要理解组织的改变，还要了解组织改变的历史。他认为，从组织学习的角度考虑组织前期的变革将为组织后期的变革提供可以参考的路线和可以复制的动力。组织积累越多有关变革方面的经验，这个组织越有可能重复前期变革的过程。

有关组织变革效果的研究也是惯性依赖理论研究的焦点。Hannan和Freeman(1984)将新进入缺陷和核心能力的变革联系在一起，认为核心能力的改变是一个重新建立组织能力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剥夺了组织前期的生存价值。Amburgey等(1993)认为，组织核心能力的改变将为组织带来新进入缺陷。即使组织希望通过变革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是核心能力的变革也会在短期内使组织面临死亡的风险(Poole，2004)。年龄大的企业的变革绩效表现为企业将面临较大的死亡风险，但是规模大的企业可以通过其规模效应来缓冲一部分改革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其渡过危险期(Baum和Shipilov，2006)。同时，Hannan和Freeman(1984)指出，变革给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随时间而减小。

Stoeberl等(1998)、Dobrev(1999)、Dobrev等(2001)、Kim等(2003)、Hannan等(2006)和Sorenson(2006)分别将结构惯性理论运用于红酒产业、汽车产业、报纸产业、机械制造产业、计算机产业中，分析组织变革的能力和变革的绩效，在这些产业中证明或部分证明了结构惯性的作用。

(五)规模依赖理论

规模依赖理论(size dependence)与年龄依赖理论类似，认为组织的规模同组织的死亡风险具有相关性。Ranger-Moore等(1995)、Banaszak-Holl (1991)、Delacroix和Swaminathan(1991)、Baum和Mezias(1992)以及Do-brev(1998)都证明了组织的规模对组织的死亡风险有反作用，认为规模较小的组织更容易死亡，即小规模缺陷(liability of smallness)。Aldrich等(1986)认为，因为小型组织在获得资金、劳动力和抵抗风险能力方面较差，而规模较大的组织具有更大的结构惯性，因此死亡风险较低(Aldirich和Auster，1986)。

此外，一些学者也对规模依赖理论提出质疑。Hannan和Freeman (1977)认为，中等规模的组织死亡风险更高。Han(1998)发现，日本银行的相对规模与组织死亡率之间呈倒U形分布。

三、组织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组织的建立、组织的死亡和组织的转变。

(一)组织的建立

与目前组织生态学中有关组织死亡的研究相比，有关组织的建立(foun-ding)的研究较少。Delacroix和Carroll(1983)认为这与有关组织建立的研究的特殊性有关。因为在组织建立之前无法获取有关企业的信息，所以在有关组织建立的研究中，需要把种群或者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个难点是确定组织成立的时间点。研究者通常将已经开始运作的、有投入和产出的一个组织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将准备阶段的组织作为研究对象(Dela-croix、Swaminathan和Solt，1989)。与组织建立有关的理论通常包括密度依赖理论和资源分割理论(Singh和Lumsden，1990)。如前所述，密度依赖理论强调合法性、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组织建立成功率的影响，认为种群密度与组织建立率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Carroll、Preisendoerfer、Swami-nathan和Wiedenmayer，1993)。资源分割理论认为，产业集中度的增大，会提高专业化企业的建立率(Mezias和Mezias，2000)。

(二)组织的死亡

在有关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中，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理论是与组织死亡(mortality)相关的，包括适应性理论、年龄依赖理论、密度依赖理论、种群动态理论、资源分割理论、规模依赖理论以及组织建立情况对组织死亡的影响。因此，组织生态学中对组织死亡的研究较多(Singh和Lumsden，1990)。密度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死亡率与种群密度之间存在着U形关系(Carroll、Preisendoerfer、Swaminathan和Wiedenmayer，1993)。资源分割理论认为，随着种群集中度的提高，种群内企业的死亡率会上升，但是大型或泛化(generalist)企业的死亡率提高得较快，而小型或专业化企业的死亡率(spe-cialist)提高得较慢，甚至会出现下降的现象(Swaminathan，2001)。如前所述，年龄依赖理论认为，年龄和死亡率之间仍存在分歧。其中，新进入缺陷理论认为，年龄较小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而青春期缺陷理论认为，企业的年龄和企业死亡率之间呈现倒U形趋势；衰老缺陷理论则认为企业年龄越大，死亡率越高。规模依赖理论认为，小型企业由于比较难以获得资金、劳动力等资源，比大型企业具有更高的死亡率(Hannan等，1998)。

(三)组织的转变

有关组织转变的研究相对于组织建立和组织死亡的研究较少(Aldirich和Marsden，1988)。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对种群层次改变影响较大的事件包括组织的死亡和组织的建立，而与这两者相比，组织的转变对种群所产生的影响较小，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Hannan和Freeman，1977；Han-nan和Freeman，1984)。Hannan和Freeman在其早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认为一些组织的转变在组织中频繁地发生，有些时候这些转变甚至是一些激进的转变。但是自然选择的过程认为，拥有惰性特征的组织存活的几率比较高。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大，其惰性特征更加明显(Hannan和Freeman， 1984)。此外，组织的战略转变，如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也可以视为组织转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合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层次、研究理论和研究内容，组织生态学的研究框架如图2-8所示：

图2-8 组织生态学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