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维度的分析

企业制度变迁是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同时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制度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秉承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制度、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企业成长过程，如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等会决定或影响企业的规制结构，进而决定企业发展或边界。

对企业成长的组织制度构成和演变的关注是制度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钱德勒（1977，1992）通过对企业成长的路径的经验研究，发现管理层级制是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认为企业成长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沿着这种研究方向，威廉姆森（1975，1985）从理性思维的角度阐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演变，以及不同组织形态的效率。

产权学派则将企业成长视为交易各方的权利最优配置的过程来研究企业成长的。现代企业以两权分离为特征，两权分离源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它促进了现代企业的经营效率，但相应的也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制度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因企业委托代理制而产生，同时又是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对各利益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进行安排，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存在和成长的一套制度安排（华锦阳，2003）[9]。

哈特（Oliver Hart，1995）认为只要存在代理问题并且契约不完全，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在组织中产生[10]。根据企业的委托-代理理论（Jenson、Meckling， 1976；Heinrich，1999），当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时，就存在代理人问题。鲍莫尔（Baumol，1962）的销售收益最大化模型、马里斯（Marris，1963）以资产增长为目标的模型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4）管理者效用函数模型揭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下，管理层阶层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产生了股东和管理阶层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所造成的代理成本。根据企业的契约理论（Grossm an、Hart，1986；Hart、Moor，1990；Zingales，2000）和交易成本理论，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在契约中总存在未规定的收益权和控制权，这就意味着无法通过契约来保证企业经理和管理层完全根据企业投资者的利益来采取行动。在以上两种情况作用下公司治理问题就产生了。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性概念，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存在和成长的一套制度安排就成为公司成长发展的关键[11]。

其实早在斯密写作《国富论》时候就指出，为他人尽力的股份公司董事很难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周到地监视公司钱财的用途，难免产生疏忽和浪费，斯密已经意识到公司治理问题的存在。但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1970年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Penn Central的破产，标志着两权分离所引发的代理等问题的“暴发”（Cad[12]ury，2002）。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定义有很多，从公司治理的目的和主体看，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从“股东至上”发展到“利益相关者至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一个通过一系列合约联结起来的经济组织，企业的运行目标函数不应仅局限于股东的利益参数，而应该是全体签约人共同剩余的最大化。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Blair（1995）、OECD（2001）、Tenev （2002）等。

20多年来，西方大部分学者（P．Cochran、L．Wartick，1988；Shleifer、V ishney，1997；Tirole，2000）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源于两权分离所引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冲突问题上，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接管、管理者报酬等方面（德姆塞茨，1997）。近二三年来出现的世界级大企业的财务丑闻和破产倒闭事件，西方许多学者又把研究的兴趣集中在分析上市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及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方面（Gugler，2001）。这样看来，企业成长的实质，已经“不是技术规模而是制度边界的决定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②

以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对人与自然（资源配置）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契约关系）的剖析。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的关系，各利益团体从这种制度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从这个意义来说，制度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已经从将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微观经济主体扩展到企业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简单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纳入经济分析框架。

企业成长理论的演进是一个对新古典理论教条不断质疑和递进的过程，企业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生产活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本质解释为生产函数和视为一个“黑箱”，其唯一特征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规模生产是其主要手段，成长的企业基本因素均是外生的。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情况下的过程中，企业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是被动选择，没有任何主动性的余地（纳尔逊和温特，1982）。科斯理论强调了用交易费用分析企业的最佳规模。但科斯理论过于重视交易，而给人以交易重于生产之嫌，因而也忽视了对企业自身培育资源和能力的研究。

“企业的显著特征是对人力和非人力投入要素进行组织以取得生产和分配的目标，对组织的这一认识使得对规制结构的成本分析将变成一种动态分析而不是交易费用的比较静态分析”（德瑞西，Michael Dietrich，1991）[13]，知识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使得企业成长理论的分析范式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同质性假设和企业拥有完全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的使用是不费分文的（德姆塞茨，1999）假设，由原来认为企业规模选择和利润获取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转变为企业自身可以改变异质性程度或能力水平来自主地实现规模调整。企业通过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不仅仅是受市场支配的被动接受者。

将企业视为制度安排，更具体地说将企业视为一种治理结构而不单是一个生产函数，是制度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分析的关键，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企业成长理论的分析，将研究大大推进一步。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目的便是要在保证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率的同时，通过设计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降低代理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股东和管理阶层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所造成的代理成本。

由于企业成长受众多的因素影响，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过于复杂，无法对其准确预测和把握（吉布莱特，1931），迄今为止，很难有系统的、全面的且又得到公认的一个理论来说明企业成长，现有的理论只是解释了对企业成长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问题的阐述，还存在着局限性。尽管我们在这里通过对企业成长理论先驱的思想及最新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了基于规模、知识和制度三个维度与企业成长影响巨大的思潮的关系，具有一定科学性，但同样也存在着上面的遗憾。但是三种不同维度的企业成长理论毕竟可以使我们通过拓展各种有关企业成长的主流理论组合成的理论体系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大的解释空间，说明了企业成长是一个规模扩展、知识积累和制度建设的互动过程，企业成长不仅是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量的成长”，也是以生存和发展壮大为目的的“质的成长”，同样还需要有为企业健康成长的制度保障。

[1]邬爱其，贾生华. 国外企业成长理论研究框架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24（12）：2-5.

[2]邬爱其，贾生华. 产业演进与企业成长模式适应性调整［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25（4）：15-20.

[3] 王德忠. 企业扩张［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64.

[5]袁安照. 企业联盟：规制结构理论导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M］//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386–405.

[7]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 Blackwell， 1980：192–193.

[8]刘刚. 知识积累和企业的内生成长［J］. 南开经济研究，2002（2）：47-51.

[9]华锦阳. 论公司治理的功能体系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3（1）：127-132.

[10] Hart，Oliver，费，方域. 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1]李维安. 公司治理前沿［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2] 费方城. 企业的产权分析［M］. 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 Dietrich M. FIRMS，MARKETS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38（1）：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