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激进经济学派的形成和代表人物

激进政治经济学也叫“新左派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它激烈地反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是西方经济学说中一种较为激进的“异端”经济思潮。

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说，“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包括三个或四个老的传统：第一，有古典的传统，其中重视大卫·李嘉图和新李嘉图的传统，尤其是皮罗·斯拉法的著作。第二，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它作为一种有力的前提，而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第三，有左派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作家，如琼·罗宾逊的传统。第四，受索尔斯坦·凡勃伦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影响。”^[6]狭义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是指继承了上面第二个传统的经济思潮，即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经济问题，同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分庭抗礼，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在美国。下面主要论述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

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是其早期形成阶段。早在60年代以前，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就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说中寻找武器，使用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这就是所谓的“老左派”运动，代表人物有保罗·巴兰（Paul A．Baran，1910—1964）、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1910—2004）、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1913—2006）和莫里斯·多布（Morris Dobb，1900—1976）等人。5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的反歧视、反迫害斗争，稍后兴起的大学生进步运动，特别是60年代后期的反越战运动，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反对“权势”的“新左派”运动。“新左派”运动是激进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直接根源。1969年，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刊物，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正式开设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除了前面说到的“老左派”经济学家外，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约翰·格利（John Gurley）、皮埃尔·雅莱（Pierre Jalee）和萨米尔·阿明（Sammir Amin）等人。主要代表作有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谢尔曼的《停滞膨胀》（1976）、赫德森的《超帝国主义》（1972）、雅莱的《七十年代的帝国主义》、韦斯科普夫等人合著的《资本主义制度：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分析》（1972）、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等。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些有某些一致性的团体，研究范围、主题或理论取向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正统经济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而且拓宽了研究范围。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有马克·林德（Mark Lind）的《反萨缪尔森论》（1974）、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1987）和马尔科姆·索耶（Malcolm C．Sawyer）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1987）。与此同时，该学派还表现出试图“重新研究”、“重新思考”和“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立化倾向。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相对冷静、深入发展的时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他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问题，他们普遍继续进行着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探讨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体制和模式问题，提出各种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的方案和设想。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从各个方面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

1．批判正统经济学家忽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无视历史变化的分析方法，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把正统经济学理论看成适合历史上一切社会的普遍真理，这必然使正统经济学成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工具。例如，正统经济学家广泛运用均衡分析，拒绝考虑变化，回避经济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从而掩盖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的现象。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则从动态角度强调对抗、演变和质变。

2．批判正统经济学家只考虑一种既定经济制度内的边际变化，而不考虑经济制度中的质的变化。“他们批评传统经济学家们把研究主要局限于接近创始状态的‘局部最优’状态，而不追求在一个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非常不相同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是否也许存在着较高的‘总体最优’状态。”^[7]也就是说，激进政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既要考虑一个制度内的增量变化，又要考虑一个新制度的完全变化，主张通过完全的社会变革最终实现“可行的”社会主义。

3．批判传统经济学家忽视对生活质量和人的问题的研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传统经济学家的分析集中于生产数量的增长，崇拜经济效率，而忽视了工人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参与管理、自然和人工环境质量等问题的研究。

4．批判传统经济学家偏重于特定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本身派生出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人们偏好的影响。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统治者、大公司以及居垄断地位的财产占有集团完全操纵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人们偏好的形成和变化。这种操纵的偏好产生的需要是一种“虚假的需要”，而消费者的利益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5．批判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研究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等的分配问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指责传统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建立在错误的边际生产力分析或供求模式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一方面，边际生产力理论不切实际，最后一单位劳动或资本是无法测量的，而且资本的实物形态如机器、厂房具有不可分性，它们不可能分为许多很小的单位来计算其“边际生产力”；另一方面，边际生产力只不过说明了劳动和资本这种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结合共同创造了产品，而不能说明资本家占有资本获得利润的性质和来源，认为只有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配问题，工人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资本家是剥削者，对生产过程没有作出贡献。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

1．关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认为，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引起了新的不同的劳动过程，因此有必要作出新的科学分析。他从资本活动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以下两个方面发生了新变化。

第一，管理和技术的进步，造成人类手和脑的分离，并且导致了相互对立，脑力工作集中到管理部门或同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有限集团手里，劳动过程变成了要在两种不同的场所并由两类不同的劳动者来进行。这样，造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过程结构：一极人们（脑力劳动者）的时间有无限价值，而另一极人们（体力劳动者）的时间几乎分文不值。

第二，科技革命也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变化。劳动本来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创造出各种适合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活动，但科技革命和管理的科学化，却使劳动者的这种主观因素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生产过程中和机器工具一样的客观要素。这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除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外，又加上了“劳动”这个“生产要素”，只有管理成为唯一的主观要素，来控制和调节客观生产要素的结合配置问题。这种情况是人类本性的灾难。

2．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必然引起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一方面使过去的“产业工人阶级”，如从事制造业和各有关工业的那部分劳动人口处于比例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和“自动化”的推行又造就了大批专业的管理集团，它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企业和国家机关中的下层管理人员构成。这个集团在社会经济关系及地位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在管理生产中享有控制生产资料和指挥劳动力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他们所处的地位，既与资产阶级有利益对抗关系又与“产业工人阶级”有矛盾，有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把这一集团称为“新中等阶级”或“新工人阶级”。有些人甚至认为，“新工人阶级”将取代“产业工人阶级”，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

3．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斯威齐和马格多夫认为是“消费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他们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展阶段，资本的利润率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下降，而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家要高得多，所以工资比重下降，整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会下降，这样生产能力就会超过消费水平的增长。又因为投资只不过是消费需求的一个函数，因此，消费水平增长率下降或其绝对值下降必然引起投资的下降，而投资的降低会导致一切生产和就业的降低。经济就从高涨走向了危机。

多布等人认为“资本有机构成^[8]提高”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们认为，从长期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资本有机构成有提高的趋势，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率将趋于下降并导致资本家的投资相对减少，从而引起生产、就业、消费的下降，使经济危机爆发。

格利等人认为“工资推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们认为，在经济扩展的后期，资本的积累会超过劳动的供给，即总会耗尽产业劳动后备军的供给，这时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在劳资斗争中，对劳动供给一方有利，工资水平会提高，利润率会下降并导致资本家的投资减少，从而引起衰退或萧条。在经济收缩阶段，则会出现相反的过程，从而使得经济复苏。

目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上述三种经济危机理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也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较多涉及的经济理论。

1．对当代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重新探索”。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不否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论点，但一般认为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作进一步的发展和补充，其中雅莱的观点最富代表性。他认为，在生产和垄断的地位上，当前应该重视国家和技术对集中化的影响和作用。当前集中化的特点是国家为了加强本国垄断组织的国际竞争力，总是鼓励国内的集中与垄断，抑制国内的竞争，这导致了国际上垄断资本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上，雅莱认为，一方面控股公司和多样化经营的混合公司在近几年得到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控股公司的发展和跨行业合并的盛行使工业资本和银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银行的作用下降。所以“金融寡头”这个概念已经过时，应该以“金融—工业寡头”来代替。关于资本输出，雅莱认为，近年来有“扩散化”和“国际化”的新特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方向已经不限于不发达国家和本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是越来越多地输往发达国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其他一些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如国际垄断、列强分割世界等，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认为需要重新探索。

2．关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雅莱认为，当代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对抗与一体化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存在而继续，但是由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一体化的趋势得到加强，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大战看来是不可能发生了。雷蒙德·富兰克林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两种看法》一书中指出，当前帝国主义国家私人资本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公司的统治集团企图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市场并控制它，由于他们寻求投资机会和保护既得市场的需要，把美国的经济利益远远地推出美国的地理边界之外。从美国和欧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在战略资源和投资输出方面，虽然相对数量上有所下降，但是依赖性加强了。在富兰克林等人看来，当代帝国主义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跨国公司阶段。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是二战后经济学界讨论最多、争辩最激烈的理论问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二十五章第四节将有所涉及，这里就从略了。

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简要评价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批判正统经济学，建立与之相对抗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就连萨缪尔森也承认，“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是一个重要的流派”^[9]。

首先，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向正统经济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很多批评一针见血。正统经济学家无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一味地追求理论模型的精致化，但理论对现实的说服力却越来越低。相对而言，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分析，比较深刻和切合实际，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拓展了方向。

其次，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批判正统经济学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一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把经济问题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经常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当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存在很多的理论缺陷，在许多地方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提出的一些理论和实际相差还比较远。因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还不可能动摇主流经济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