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三北商帮的其他主要优势行业

一、烟草业

清末民国时期，三北一带在外从事烟草（叶）业的可谓数以万计，并产生了中国华成烟草公司、上海鼎记烟业、杭州宓大昌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烟号，被称为是国内烟草（叶）业的摇篮。

（一）从事烟草（兑）业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据1922年7月24日上海《申报》载：

宁波三北旅沪同乡会开会纪

宁波三北旅沪同乡会于前日下午五时在牯岭路事务所开紧急会议，到者四十余人，推陈良玉为主席。由主席报告成立一年来之经过，并谓宁波同乡会与三北同乡会并不重叠，而实有并存之必要，因三北地段跨宁绍二府属，民情风俗亦多与宁属中部不同，况三北旅沪公民为数有十余万人，如上海之烟兑业几至无店无之，然查入宁波同乡会者为数不过数百人，故本会实有存立之必要云云。次讨论上届征求会结束及下届征求会开始之办法，经讨论之下，公推新委员陈良玉、洪锡范、张静庐、洪荆山、王辅周、虞顺恒、黄福麟、方仰贤等八人向同乡旧会员征求会筹备费，再由旧会员方面推举委员陈耀彩、沈维抱、张松涛、金莲贵、陈耀生、杨在协、叶如钧等八人办理第一届征求会未了结各事。该股委员定于今日下午五时再在事务所开会云。

从以上资料可知，三北同乡会之成立实与三北庞大的烟草（叶）业经营队伍有关，当时三北旅沪居民有十多万之众，大部分都从事烟兑业。当时全国商业的中心在上海，上海也是中国近代民族烟草工业主要发源地和卷烟工业之中心。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60%以上的民族资本烟厂（烟草企业）集中在上海。而上海的烟草经营业从业人员几乎无店没有三北人，烟纸店基本上都为三北人所开设。三北从事烟草业人员数全国领先。

在金普森、孙善根主编的《宁波帮大辞典》中，也提到1920年成立的中国烟叶促进公会（上海华商烟业公会、上海市烟业同业公会前身），主要为宁波三北地区的烟商所创建，由每家烟行出资300元作为基金，会长为沈维挺。^[1]由此也可知，三北烟草商人在上海烟草经营队伍中的主导地位。

（二）形成了一批烟草行业的翘楚企业

1.聚丰旱烟店是近代上海发迹较早、规模最大的旱烟店

据《上海市烟草志》记载：“清同治六年（1867），上海聚丰旱烟店在南市万裕码头开出了第一家店，后又在董家渡开支店12家，是全市旱烟店开设支店最多的一家。”^[2]

聚丰旱烟店的老板是三北掌起桥陈家培根堂的陈履祥，早先，陈履祥在上海给人当伙计，清同治六年（1867），自筹资金在上海万裕码头开设聚丰旱烟店，前店面、后作坊，生意兴隆。聚丰旱烟从万裕码头设立第一家门店开始，陆续发展到拥有12家分店，创上海旱烟店之最。1900年前后，陈履祥已将“聚丰”交给儿子陈达华、陈达夫管理。当时自行采购烟叶加工创丝利润空间大，陈氏把在聚丰积累的资金，加上沈氏参股又开了鼎记烟叶行，经营烟叶采购远销业务。后因一度经营不善，沈氏借机退股，陈氏遂独家经营。1919年后，陈达华之子陈承纶任经理（当时称阿大），因经营有道，几年后成为上海烟叶界巨头。

鼎记烟叶行股份中陈达华的三个儿子陈承绪、陈承纶、陈承统占一半，陈达夫两个儿子陈承纯、陈承繁也占一半，由陈承纶一人总指挥为陈氏家门赚取财富。鼎记初开设在天主堂街人和里（四川南路25弄），后定址在永安街（路）永安坊10号，一幢三上三下独用的石库门。“鼎业宏图，记册极盛”，这是鼎记大门上的对联。从账房、跑街先生到职员、学徒、栈司、饭司、车夫、司机，大都非亲即故，在员工中父子、兄弟同店也很多。最突出的是，广收学徒扩大人才资源，陈承纶当经理后收学徒三十六人。聘用副经理沈宝，也收学徒两名，常年员工五十人左右，多的年份七八十人。对一些必不可少的跑街、账房、栈司、饭司等工友发给固定工资，而对人数较多的水客（采购员）出差外地有工资，赢利给分红，平时回上海不发工资。学徒三年内只给零用钱。学徒要学着跑银行介交票据、提取现金，去仓库提货、送烟叶到烟厂等等，这是学徒过渡到职工的过程，待三年期满后，学徒就会被派去外地做水客。经过这一连串的过程，从一个不懂烟叶及生意经的学徒，通过银行钱庄、车站码头、仓库运输、烟厂的验烟过磅、产地的看烟收货、分级成包等实践， 各方面得到提高，成为一名懂行的烟叶商贾。但不论何等工种人员，都可以食宿在鼎记，即使一段时间不给外派任务的水客也可照常食宿，这是鼎记对待员工的最大特点，也使鼎记在上海的工作人员有学徒可以滚动使用，去外地的采购人员也可任意调遣，能力强的做正庄（主管），能力弱的当副手（助理），运气好赚钱多的多派多用，这是鼎记的用人之法，也是激励之计。

鼎记原本经营晒烟（当时称土烟），开始只在浙江、江苏一带的桐乡、新昌、墩门、松阳、炮车等邻近地区采购，后来发展到去江西广丰，安徽桐城，湖北黄冈，湖南宁乡、湘潭，广东南雄，河南邓州等地采购。此后在上海民族卷烟工业兴起之时，烤烟（当时称烟熏）销路大开，鼎记也紧跟行市从安徽凤阳、河南许昌、山东青州采购烤烟，抗日战争一胜利即派员前赴几千里外的云南昆明、贵州贵定、四川简阳等地采购。从此，凡是出产晒烟、烤烟的产地都会出现鼎记的水客。在采购方式方法上鼎记有创新、有特色，超出一般同行。如在河南许昌派出多个庄口（即采购团组），对外能操控当地行情，对内起到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作用；在烤别上分土烤、洋烤（机烤）在品种上分东乡（长菖、鄢陵一带）、西乡（襄县、禹县一带）；等级在较混的“超”“特”“头”基础上，又创新出等级较清的“净”包；包装上在包内加衬牛皮纸，不但清洁干净又能保持烟叶香气，而且减少破漏损失，这一切都得到用户的欢迎。晒烟在新昌、桐乡、黄冈等地加工成包后，都会及早安排分出内销本庄，外销洋庄卖给出口烟商，如美国烟叶公司或代理洋行。鼎记的全盛时期，估测资本实力有三万包许昌烟叶，当时每包260多磅折合现时约七万市担。经营烟叶品种多，数量也大，不仅供应华成、南洋、华美等大烟厂，也供应外商英美烟厂。

新中国成立前，鼎记曾在广州开设分行。1954年10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烟叶行是批发商，投机性大，首先实行全行业改造。陈承纶的子侄事先已安排转业，也有部分员工取得解散费自谋出路，其余所留员工30多人，全部由中国专卖事业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负责接收，聚丰旱烟店（鼎记）从清末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从“五反”运动到对私改造，历经近一个世纪宣告结束。

鼎记烟叶行自成立以来，一向为上海规模最大的烟叶店，其经理长期担任上海市烟叶业同业公会主席，据《上海市烟草志》载，“1951年，上海市烟叶商业同业公会成立，私营烟叶行达103家，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为上海鼎记烟叶行。”

2.杭州宓大昌是清末民初全国最大的旱烟店之一

宓大昌旱烟是杭州名产“五杭”（即杭扇、杭剪、杭线、杭粉、杭烟）之一“杭烟”的代表。

宓大昌烟店为三北宓家埭人宓庄晓所开，《杭州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杭州老字号》一文有载：“（宓大昌烟店）创办人宓庄晓，浙江慈溪宓家埭人，原在杭州湖墅当刨烟工人，靠劳动收入积累一些资金，到清河坊开设了宓大昌烟店。”^[3]

宓庄晓开设宓大昌之前，早有其父宓宝城于清嘉庆年间在杭州开设宓世昌烟庄，宓宝城去世后，店铺由其长子宓庄晓继承，清同治八年（1869），宓世昌烟庄更名为宓大昌烟店。

宓庄晓接手后，对烟店进行了重大改革。前店后坊，经营自制旱烟，经销各地名产烟丝、水烟、潮烟、鼻烟等。宓大昌制作的旱烟质优价廉，薄利多销，取信于众，远销新疆、云南和东北各省。宓庄晓为保证烟丝质量，远至广东南雄、江西广丰，近至萧山四邻，还在新昌重点设庄收购烟叶。采购时有专业师傅评级定价，以在大伏天受过日露的烟叶为上乘，购进存放三年，越陈越好。制烟时自有一套传统程序。

据说，有一天，一位武官骑马去鼓楼外水师衙门，走在清河坊四拐角处突然闻到一股馥郁的奇香，忙下马随香而寻。当寻到宓大昌时，看到店内伙计个个吸着旱烟。走进店堂，香气飘飘。武官一试不错，随即买了几包拿到水师衙门，拿出烟丝叫大家吸。就此，宓大昌的烟丝在官衙中传开了。后来这位武官外调，还随身带了不少宓大昌的烟丝。宓大昌的烟丝声名远播，一些外地商家要求经销，宓大昌又做起了供货批发生意。烟丝使宓庄晓赚了不少钱，故在改建马路时，不惜巨金，买地皮、造新楼，在清河坊黄金地段建成了一家资金雄厚、三层楼、面积280多平方米的大烟店。

清光绪年间，杭州的旱烟业竞争激烈，宓大昌不断扩大烟丝产量，工人也增加到四百多人，成为从烟叶收购到加工、经销的大规模综合性工商企业，生意十分兴隆。

20世纪初期，卷烟业与烟丝业竞争激烈，宓大昌联合同业在上海设立旱烟总发行所，成为中国最大的烟丝店，工人多达五六百人，产品批发江浙各地。

1915年，宓大昌旱烟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铜奖。1934年10月15日，宓大昌旱烟正式定名为“丹凤”牌，并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工商部领取了商标注册证。

1938年，在嵊县、绍兴设分店。抗日战争期间，宓大昌由盛转衰，工人大多回到慈溪、萧山，留在杭州的仅百人左右。1938年10月，宓大昌迁至浙江嵊县并设立分店，开工复业，又在浙江绍兴设立门市部。1940—1941年间，萧山、绍兴、嵊县相继沦陷，全店工人最少时仅35人，烟丝月产量仅5吨左右。

1947年，为了转变宓大昌的颓势，宓庄晓将祖传老店改组为宓大昌土烟股份有限公司，由宓氏子孙11人组成公司董事会，公司下设4个部：采购部、制烟工场、营业部和包装部，终于使宓大昌又恢复了生机。新中国成立后，宓大昌烟店实行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杭州宓大昌烟丝厂。合营以后，人员减少到49人，并由手工刨丝改为机器切丝。

3.上海振胜烟厂是中国最早的华商卷烟企业之一

三北人不仅在旱烟业方面领军全国，并且还开办有国内较早的卷烟企业。中国人本以吸旱烟为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烟草大量抢占中国市场，从19世纪80年代起，外资烟厂在中国陆续建立。光绪十八年（1892），美商茂生洋行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设茂生烟厂，是上海第一家外商烟厂。在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十年内，先后开设了包括英美烟公司在内的6家外资烟厂，占据了中国的卷烟市场。

19世纪末，上海民族卷烟工厂虽未创立，但手工卷烟作坊已经出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北范市人范善庆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手工卷烟作坊范庆记。光绪三十年（1904），民族机制卷烟工业开始崛起，其中以德伦烟厂为最早。同年，美国发生排斥、虐待华工事件，激起海内外华人的极大愤怒，国人群起抵制美货，这为民族卷烟工业争得了一个发展良机。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民族资本烟厂先后在上海应运而生，有三星烟公司、中国纸烟公司以及四民、福寿、大东、大通、大隆、自新、泰东等二三十家公司。上海开始成为中国烟草工业之中心。

在《上海市烟草志》记载的上海最早的三家知名民族卷烟企业中，由三北掌起人所创办的上海振胜烟厂也赫然在列。新编的《慈溪县志》没有提到上海振胜烟厂，但提到有“上海首家卷烟厂创始人王宝山”，王宝山实为上海振胜烟厂创办人王佐卿的父亲。

据《上海市烟草志》所载：“振胜烟厂于民国三年（1914）由汇记烟叶行业主王佐卿独资开设，资本3000元，厂址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初创时，该厂委托希腊商人经营安利泰烟厂代卷出品10支装“中国”牌卷烟。民国四年（1915），该厂出品100支装“黄包车”牌卷烟，为扩大销路，邀集烟纸业同行，赠送试吸，销路渐开。当时安利泰烟厂仅有卷烟机4台，日代卷“中国”牌卷烟约16箱，仍供不应求。振胜烟厂便于民国六年（1917）自购卷烟机5台（后增至7台），自产“中国”牌、“黄包车”牌卷烟，所用烟叶主要依赖进口。该厂采用向烟纸业同行收取保证金的办法向20家烟纸业大同行、40家二等同行、100家小同行共收取保证金1.3万元（月贴利息8厘）以扩充资本。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牌和“黄包车”牌卷烟畅销。英美烟公司见此情况，提出要收购“黄包车”牌商标，遭到拒绝后便新出“炮车”牌卷烟，与“黄包车”牌卷烟竞争，致使振胜烟厂营业大受影响。民国十八年（1929），振胜烟厂终于被英美烟公司收购。”^[4]

民国初中期，振胜烟厂就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是上海及国内著名卷烟企业，兴盛达十五年之久，是当时仅次于中国最大的民族卷烟企业南洋烟草公司的卷烟企业，也是外资英美烟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然最终被英美烟公司所并购。

4.中国华成烟草公司是民国中后期全国最大的民族烟草公司

华成烟草公司的创始人为三北沈师桥人沈士诚、沈延康、虞成龙等5人。据《上海市烟草志》载：

华成烟草公司由沈士诚、沈延康、虞成龙等5人投资4000元于民国六年（1917）创立。沈士诚任经理，虞成龙任协理，地址在上海华成路紫微里4号。华成烟草公司曾因设备简陋、资金短缺、营业不振而陷于停顿。此时沈延康等人邀集烟店同行入股增资，改组公司，资本为5000元，由沈其祥、沈星德、沈延康等5人为董事，沈延康任经理，虞成龙任协理。改组后，营业一度好转，再次增资为1万元。民国十三年（1924）该公司经理与协理意见分歧，虞成龙、沈延康相继辞职。董事会决定招募原股东以外人士入股投资，另行组织新公司，资本为4万元，新老股东各为一半。同年4月，完成接盘手续，定名为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戴耕莘任董事长（原董事长沈士诚改任董事），陈楚湘任总经理，顾少卿任厂长。民国十五年（1926）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新公司刚成立时，工厂厂房仅有三间石库门房屋，生产场地狭窄，因此决定筹建新厂（定名为华成二厂）。租用股东戴玉麟在虹口狄思威路11号（今溧阳路181号）的两层仓库一所作厂房，于民国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改建竣工投产。之后又在附近租用5间楼房、1间过街楼及其他零星房屋。民国十五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公司决定设立华成三厂，向复泰五金号业主张朗斋租狄思威路9号（今溧阳路155号）三层房屋1所作厂房，是年4月下旬开工。

华成烟草公司在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间（1924—1927）业务发展较快，盈利逐年增多，便决定自建厂房。民国十六年（1927）秋，该公司购入大连湾路（今大连路）、汇山路（今霍山路）处土地8.09亩，建造三层钢筋水泥厂房一座，是年10月开工，次年6月竣工。竣工后华成二厂和三厂迁入（称汇山路总厂），一厂则出租给龙生烟厂。民国十七年（1928）该公司购入与总厂毗连的汇山路大连湾路口土地4.06亩，于民国二十年（1931）6月建造一幢四层钢筋水泥厂房，次年年底竣工。至此，两座厂房连成一体（汇山路300—340号）。之后，又将原三层厂房加建一层，与新建厂房接齐，并在屋顶建造一个两层塔形的建筑物，装置霓虹广告灯，使航行于黄浦江的船只在远处就能看到华成烟草公司的广告。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该公司拆除位于倍开尔路（今惠民路）273号的职工宿舍及仓库，建造一幢五层楼钢筋水泥堆栈，约1年后竣工。至此，华成烟草公司从汇山路延伸到倍开尔路，占地面积12余亩，全部工程共投资136万余银圆，历经近7年，均由上海久记营造公司承建。

华成烟草公司创设初期，产品有“月宫”“旗童”等牌号卷烟，行销于上海、浙江及东北等地。一年后，新出“和合”“三鲜”“三旗”等牌号卷烟，一度畅销。当时主要设备有上海史鹤记机器厂生产的卷烟机3台和仿日本式10英寸切丝机1台、磨刀机1台。公司内设叶子部、卷烟部、锡包间及办公室，有职员12人，工人分长工和件工两种，长工19人（男18人，女1人），件工由30余人增至百余人（均为女工）。民国十三年（1924）新出的“金鼠”牌卷烟十分畅销，各牌卷烟月产量亦由270箱增至370箱。次年年初改为日夜两班生产，主要设备增至卷烟机8台、切丝机6台、烘丝机1台，月产卷烟600余箱，其中“金鼠”牌卷烟月产300箱。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国人出于爱国之心，大多数吸食国产卷烟，是年华成烟草公司年销量11018箱，其中“金鼠”牌卷烟约8000箱。民国十五年（1926）销29270箱，其中“金鼠”牌约2.2万箱。民国十六年（1927）春，该公司在宁波路设总管理处（民国十八年（1929）1月改称总公司，有职员36人）。民国十八年，华成烟草公司总厂建成，是年销售卷烟50364箱，时有职工2000余人。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929—1936），该公司营业额增长1倍以上，销售卷烟104692箱。民国二十六年卷烟机增至53台，职工增至3700余人（不包括外地分公司职工），为该公司历史上职工人数最多的一年。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占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工厂焚毁于战火，工厂被迫停产。民国二十七年（1938）3月，该公司委托德隆烟厂代卷“金鼠”牌卷烟，委托瑞伦烟厂代卷“美丽”牌卷烟，月产各1000余箱。10月又委托利兴烟厂代卷“金鼠”“美丽”牌卷烟，月产2000余箱。自民国二十七年3月至三十一年（1942）4月，共委托代卷14.2万余箱卷烟，其中“金鼠”牌占三分之二、“美丽”牌占三分之一。民国三十一年3月，华成烟草公司在戈登路新建的厂房开工投产，时有卷烟机21台、切丝机5台、蒸叶机1台、包装机1台及附属设施。由于侵华日军对原辅材料、电力及产销方面的统制，自民国三十一年3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生产处于半停工状态，职工仅有530人。抗战胜利后，卷烟产量增加。为扩大生产能力，该公司向美国定购卷烟机6台，修复从原汇山路总厂迁出的14台卷烟机。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946—1948），产品仍以“金鼠”“美丽”牌卷烟为主，卷烟年产量分别为43046箱、65246箱和71395箱，销售地区以本埠和沪宁一带为主，杭州分公司和广州国香烟公司所属地区次之。

华成烟草公司于民国十四年（1925）7月在云南路会乐里设立发行所，管理本市和外埠营业。民国十五年（1926）3月，华成烟草公司与香港福和烟公司（业主曹冠英）合资在广州一德西路510号设立国香烟公司，资本为4万银圆（双方各为半数）。国香烟公司在两广和西南地区专销华成烟草公司出品的卷烟。是年9月，华成烟草公司为了将产品推销到华中一带，在汉口新巴黎街36号设立分公司，以汉口为中心，将所产卷烟推销到湖北全省及湖南长沙、江西南昌、四川重庆等地。次年3月，华成烟草公司在杭州城站羊市街（后迁往下板儿巷57号）设立分公司。民国十九年（1930）7月，设宁波货仓（即宁波分公司）。民国二十一年（1932）6月，设天津分公司，还在北京、济南各设货仓一所，不断扩大销售网络。民国二十四年（1935）初筹设南京分公司，后因销量甚少，于年底解散。

华成烟草公司在民国十三年（1924）仅有资金4万元，民国十七年（1928）3月增资为40万元。次年3月再次增资80万元，资本共达120万元。民国二十二年（1933）3月，从置产准备基金和股东积余金及盈余中支出240万元，调整资本额为360万元。民国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华成烟草公司的资本由4万元增至360万元，增长90倍。民国三十一年（1942）折合为中储券360万元，民国三十二年（1943）货币贬值，成为中储券1800万元。资本折合为法币9万元，后因与实际资产不符，经董事会决议资本额仍为1800万元（法币）。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因币值日跌，临时股东会决定资本调整为1.8亿元。3月股东会决议：“公司新增现金资本法币34.2亿元，合原有资本1.8亿元，共计36亿元。”年底，依照“工矿运输事业重估固定资产价值调整办法”升值增资为法币540亿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法币，华成烟草公司资本折合为1.8万元金圆券。

上海解放初期，华成烟草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恢复生产。1950—1952年的卷烟产量分别为31104箱、57494箱和37527箱。1953年，该公司新出“名花”牌卷烟（丁级），增设外埠代销机构，代销店由原来近70户增至150余户，销量有所上升。是年11月，实行卷烟包销，生产按计划进行，产销趋于平稳。1954年4月撤销总公司，时有职工2112人。1955年9月实行公私合营，有职工2052人，有设备蒸叶机1台、卷烟机37台、切丝机9台、烘丝机4台及附属设施。

1954年3月，中共江宁区委工业部委派马玉、薛鸿猷等6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华成烟草公司。4月16日，华成烟草公司召开董事会，一致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是年7月14日正式向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提出申请。次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华成烟草公司公私合营的申请，由国营上海烟草工业公司派工作组协助企业做好公私合营筹备工作。9月2日，成立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同时组成清产定股委员会。经清产核资，该公司资本总额为540万元，分为540万股，其中公股82328股，占1.53%。公私合营后，华成烟草公司更名为公私合营华成烟厂。有工人2052人，设备有蒸叶机1台、卷烟机37台、切丝机9台、烘丝机4台及附属设施。1956年7月，上海卷烟行业根据“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原则，进行经济改组，公私合营华明烟厂并入华成烟厂。1960年7月，华成烟厂转并于新建电子仪器厂。^[5]

华成烟草公司自民国六年（1917）创立，至民国十六年（1927）不过十年时间，便已成为继南洋烟草公司之后全国第二大规模的民族烟草公司，由于南洋烟草公司有官僚资本的股份，因此华成烟草公司实际上已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烟草公司。《上海市烟草志》载：“民国十六年，英美烟公司（外资）在上海市场的销量为6.71万箱，占上海地区总销量的54.5%，超过了上海民族资本烟厂销量的总和。从民族资本烟厂的销量看，南洋占首位，其次华成，再次福新和华东。”^[6]

至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市烟草志》上所载的产量来看：“民国十四年（1925）五卅运动后，英美烟公司卷烟产量下降，民国十七年（1928）为17.68万箱。而上海民族卷烟业产量呈上升趋势，全市包括南洋、华成在内的20家民族烟厂产量，民国十九年（1930）为32.7万箱、民国二十年（1931）为38.7万箱。其间，南洋烟厂产量分别为1.4万箱、6.9万箱；华成烟厂产量分别为7.7万箱、8.2万箱。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颐中烟二厂、三厂均被日军控制，产量不断下降，民国三十年为36.3万箱、民国三十二年（1943）仅为9.2万箱。”^[7]华成烟草公司的产量已超过南洋烟草公司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烟草企业，抗战之后，华成烟草公司更超过外资企业英美烟公司而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烟草公司。

华成烟草公司的销售网遍布全国各大城市。黄河以北的经销区由天津分公司经营，黄河以南华中区由汉口分公司经营，两广及华南区由广州国香烟公司经营，浙江、皖南、闽北、赣东区由杭州分公司经营，浙东由宁波货仓经营，其余归上海营业科直接管辖。上海有大、中、小销售行约400家，外埠（四川、大连、包头、西安、青岛、汕头、厦门、温州等及沪宁、沪杭沿线）直属经营约40家。

华成烟草公司营业科负责销售产品，为上海同行签发栈单，支配货物，发货外埠，调整及比较各埠营业状况、营业统计、货物运输、烟箱存储等业务。华成烟草公司在宁波设有货仓，并在杭州、汉口、天津、南京设立分公司，在广州设国香烟公司。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成烟草公司的南京、杭州分公司及宁波货仓已迁上海总公司办事处，其余分公司均告结束。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间（1942—1945），日伪统治上海期间，卷烟销售全为华中烟草配给组合所垄断。

（三）长期担任行业同业公会领导职务

由三北烟草业经营人员所发起并组建的中国卷烟厂公会等烟草公会组织，长期以来由三北人担任领导职务。

中国最早的烟草业同业公会组织是1920年由沈维挺等三北烟草商人共同发起的中国烟叶促进会，由沈维挺任会长。后改名为上海烟叶公会。

1925年，陈良玉、沈维挺等三北烟草商人又发起成立中国卷烟厂公会。据《上海市烟草志》载：“民国十四年（1925）6月，华商卷烟同业公会在沪成立中国卷烟厂公会。五卅运动期间，华商烟厂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外货取得显著成绩。同业公会初建时，有些华商烟厂对公会的性质了解不多，参加公会组织的会员厂仅有南洋、华成、中南、华商、德隆、瑞伦、利兴、美星等8家。同业公会设在汉口路平乐里。会长陈良玉，副会长沈维挺。不久，其他华商烟厂看到公会处理事务确能维护华商利益，纷纷要求加入公会。公会会址亦迁至新昌路凤阳路祥康里，后又搬到茂名路升平街。民国二十年（1931）1月，公会又吸收没有生产设备而委托华商烟厂代制的烟草公司和华商进出口烟公司参加公会，公会名称改为华商卷烟业公会，规定会员必须具有中国国籍。是年会员厂增加到48家，占全国烟业总数151家中的31.79%。”^[8]

陈良玉是宁波帮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副会长（注：在1918─1925年间，虞洽卿就因事务繁多兼顾不周被改选为副会长，由张让三和朱葆三先后担任会长；李征五、王儒堂、钱达三、方樵苓、陈良玉、傅筱庵、方椒伯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副会长之职）、三北同乡会总务长，由于陈良玉也是镇海旅沪同乡会的会员，再结合前述资料，因此可以确定陈良玉为原镇北一带人。

根据《宁波帮大辞典》的资料，陈良玉1927年时为万昌祥烟号总经理。再从陈良玉担任中国卷烟厂公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来看，其所经营的万昌祥烟号应该是上海较为著名的烟业行。

中国卷烟厂公会的会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以“团结华商烟厂，同英美烟公司抗争”为宗旨，因此，公会成立后，在加强同外商烟厂的竞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陈良玉、沈维挺等还发起成立沪、宁、苏烟酒业同业公会，这是上海与武进、六合、宜兴、宿迁、吴县、常熟、镇江、南京、灌云、东台等地的烟业同业公会联合组织。民国二十三年（1934），鉴于卷烟用的铝箔衬纸与铝箔征收同一统率的进口税，经公会向财政部提出免征衬纸进口税的报告后，终于获得核减税率，降低了卷烟成本。为了解决各地重征烟税问题，经公会会同英美烟公司函请税务所设法制止，以维护统税之法则精神，免掉烟厂的额外负担。当各地出现假冒烟时，公会函请税务署并呈财政部，转请各省政府认真协缉，也起到一定效果。

沈维挺是三北沈师桥人，他继陈良玉之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

《上海市烟草志》载：

“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召开会员大会，大会选出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5人，邬挺生、包赓笙、沈维挺、沈延康、戴耕莘5人任常务委员。

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央西菜社召开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14人、候补执行委员3人、监察委员5人、候补监察委员2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劳敬修、沈星德、沈维挺、葛雄夫、孙立山5人组成，沈维挺任主席委员。常务监察委员包赓笙。会员厂有48家。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多年未召开会员大会。民国三十二年（1943）5月，日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发出限期改组公会的通知，指定沈维挺、丁厚卿、程叔度、陈楚湘、林朝聘、郝铭三、俞中萼、包赓笙和张雨文等9人为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发起人。接通知后，召集人沈维挺在梅白格路（今新昌路）97弄72号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议决将同业公会组织名称改为上海特别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通告各会员重新登记，推举沈维挺为筹备主任。

民国三十二年5月，在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上海特别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成立大会，会上讨论通过公会章程（草案），选举公会理事15人，候补理事5人，监事3人，理事长沈维挺。会员厂有33家。

民国三十三年（1944）9月，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56号康乐酒楼召开上海特别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会员大会。选举理事长沈维挺，常务理事经纶、丁厚卿、章沣、郝铭三。会员厂有58家，翌年扩大到64家。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特别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宣告解体。”^[9]

沈维挺创设的卷烟厂名称为“大隆”，地址位于上海汉壁礼路，也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烟草企业。

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会员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与邬挺生、包赓笙、沈维挺、戴耕莘齐名的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五常委之一沈延康，也是上海滩著名的烟草企业家，三北沈师桥人。他是华成烟草公司的初创股东之一，曾任华成烟草公司经理，后辞职创办中南烟草公司，任董事长，所创办的中南烟草公司成为国内较知名的民族烟草企业。

上海市当时中国烟草业领导中心，除了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外，还有上海市烟兑业同业公会和烟叶业同业公会，此两个同业公会的主要领导人员也是三北人。

1935年编撰的《上海烟兑业·附国货卷烟运动特刊》资料所载，当时的上海市烟兑业同业公会主席为三北沈师桥人沈维挺，常务委员5人，分别是在恒丰路开设泰源烟行的陈瑞麒、在新闸路开谦泰新烟行的宓彰宝、在跨龙路开设鼎和祥烟行的裘唐林、在麦根路开设新德和祥烟行的柴载元、在永义码头开义和祥永烟行的钱文达。在上述5个常委中，宓彰宝为三北宓家埭人，是杭州宓大昌老板宓彰孝的同支族人，陈瑞麒疑为三北掌起桥人，裘唐林与柴载元疑为三北洋山人，钱文达则不详。在上海市烟兑业同业公会中，还列有7位监察委员，其中位列第一、第二的监察委员都是三北人，分别为镇北人陈良玉和慈北沈师桥人沈其祥，陈良玉时任西摩路义生新烟行的总经理，而沈其祥在华记路开设有永裕健记烟行。

上海市烟叶业同业公会初称上海市烟叶商会，在1907年的上海商务总会会员名录中，可以找到上海商务总会会员黄玉书的资料，他之前也是烟叶商会领导人之一，当时上海商务总会浙籍会员仅50余人，其中宁波帮人士为36人。以烟草业人士而恭列上海商务总会的仅2人，一位是宁波帮重要人物、时代表吕宋香烟公司加入上海商务总会的邬挺生。资料显示，黄玉书，字祥麟，籍贯镇海，代表烟号为汇记号。当时黄玉书年约30岁。1922年，黄玉书仍以上海烟业公会会员身份成为上海市总商会合帮会员，开设有大有恒烟号。1927年，黄玉书仍为上海市总商会合帮会员，店号没变，但籍贯却改成了慈溪。黄玉书是三北同乡会的副会长，他是三北庄黄人，庄黄属于今龙山镇，可见在民国时期这一带行政区划多有变动。

汇记烟叶行向为上海滩知名的大烟行，因此黄玉书那时为上海烟叶业同业公会的领袖人物。黄玉书之后，上海鼎记烟叶行经理陈承纶继为上海市烟叶业同业公会主席，在《上海市社团志》中所载抗战时期的上海市同业公会简况表中，赫然写有陈承纶的名字，而曾参与《上海市烟草志》编写的原上海市烟草公司物资部副主任沈景柏在其回忆文章《上海鼎记烟叶行始末》一文中也提到，“鼎记（烟叶行）长期是行业的老大，承纶本人与其兄承绪交替出任同业公会的会长”。

在《上海烟兑业·附国货卷烟运动特刊》资料中，记载有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第三届执监委员名单，除上文所载的沈维挺、沈星德、劳敬修、孙立山、葛雄夫（排列顺序与上文不同）5位常务委员外，还载有7位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分别是包赓笙、戴田莘、沈延康、黎学东、张心良、蒋兰亭、施龙泉，其中沈延康是三北沈师桥人，施龙泉是三北掌起桥人，在上海开设有恒泰烟叶行。

（四）拥有众多烟草业巨头人物

1.宓彰孝

宓彰孝，字允和，别号庄晓，道光十五年（1835）生于慈北宓家埭。兄弟四人，他为老三。自幼聪颖，读过四书五经，贯通大义。成年后见时局不稳，就在杭州学做生意。太平天国后，杭州城内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经济萧条，社会混乱，饥荒不断，瘟疫蔓延。宓彰孝胆识过人，却从中见到商机，“正值可为之际，遂扩充乔业，大启尔宇，经营十余稔，家业乃蒸蒸日上矣”。同治八年（1869），34岁的宓彰孝在清河坊开设了宓大昌烟店，产销旱烟。当时，杭州城已有十多家旱烟店，但没几年，这些烟店都逐渐关闭了，只有宓大昌烟店在惨淡经营中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最兴旺时，店员和工场职工达400多人，资本积累达50多万元，全年净利约2.2万银圆。宓大昌以优质低价、薄利多销为经营之道，且懂得推销自己的产品，终于成为驰名全国的“杭烟”鼻祖。它同时经销各地名产皮丝、水烟、潮烟、鼻烟，是一家名烟齐备的著名烟店，宓大昌烟店也因此名扬四海，宓彰孝被人称为“烟草大王”。宓彰孝发迹后，做了不少善事，如买山建义冢，掩埋露骨，“施舍医药，建设舆梁，利物济人之事难更仆数”。又向朝廷捐巨资“助边”，例授同知，分发江苏补用。有人劝他乘此机会出仕做官，也好光宗耀祖。宓彰孝婉言谢绝，说：“吾绠短汲长，仕宦非所愿。惟期子孙读书为善，稍有裨益于国家，不负我平日所期，亦已足矣。”晚年尤注重教育，在家乡宓家埭上礼房创立义塾——畲经堂（后改名为宓家埭小学）。出资购良田千亩，每年租费收入作为办学经费，聘请名师，资助族中孤儿及贫寒子女入学（一说凡宓姓子弟均不收学费）。时任浙江省巡抚嘉定人廖谷似，将宓彰孝的事迹“具状奏闻”，光绪皇帝闻之，颁“乐善好施”匾额以示褒奖。

2.陈良玉

陈良玉（1866—？），镇北人，早年在上海开设万昌祥烟号，任总经理。民国初年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公义联合会董事。1918年与同乡王佐卿、陈才宝、陈文鉴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兴业烟草公司，同年历任中国烟酒联合会总干事。1919年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1921年与虞洽卿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商业信托公司。1924年任总商会会董、总商会出版委员兼公证委员会委员。1926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卷烟厂公会并担任会长。陈良玉还长期担任三北旅沪同乡会总务长，是虞洽卿的主要助手。^[10]

3.沈星德

沈星德（1881—1966），慈北沈师桥人。10岁读私熟，15岁去镇海骆驼桥正裕烟号当学徒，23岁进上海带钧桥德丰烟号做财务，24岁进汉口路宝大烟号工作，后任该店经理。1914年在三洋泾桥德泰烟号当经理，1916年在文监师路德大生烟号当经理。1922年在兴业烟草公司任营业部长，同年任上海华成烟草公司董事。1924年与陈楚湘等人共同发起、改组前华成烟草公司为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沈星德任协理。翌年春，该公司生产的卷烟畅销，营业额大幅度增长。后在沈星德倡议下又开设了几家新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华成烟草公司卷烟销势始终不减，公司生产的“金鼠”牌与“美丽”牌卷烟畅销市内外。

沈星德曾在华成烟草公司所属的正裕烟号（专营旱烟）、德大生烟号（兼营旱烟）工作过。这两家烟号的卷烟所用原料都是国产烟叶，因此他建议华成逐步减少对美国烟叶的使用。沈星德每年都去山东、河南收购烟叶，而且对烟叶的收购质量把握甚好，颇得总经理、董事长赞赏。由于多年经营卷烟，他在推销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使该公司卷烟销路打开。1933年3月，沈星德当选为华成烟草公司董事。

1937年，华成烟草公司的工厂大部分被日军摧毁后，沈星德到处奔走筹划恢复营业。上海解放前夕，他建议公司抽调资金购买外汇，确保公司的经济基础。解放后，他又调集到40万美元、数百万港元的外汇，增加了公私合营后的流动资金，在行业内起到了带头作用。

沈星德在新中国成立前历任华一印刷公司董事、中国火柴公司董事长、中国烟业银行常务监事、中国烟业公司董事长、天丰造纸厂总经理，曾任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合会财务委员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又任市烟叶联购、采购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曾陪同公方人员深入山东、河南等烟叶产区作调查研究。

沈星德曾在家乡慈溪投资建造海隅学校，修道路和建桥梁。1950年他还参与创立在沈师桥镇厦门头的三北医院，受到当地人的称颂。

4.沈士诚

沈士诚（1885—1952），慈北沈师桥人，又名永良，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曾任华成烟草公司董事长。1917年，沈士诚等5人集资4000元，由沈士诚、沈延康、虞成龙等5人投资4000元，在上海华成路紫微里4号，创办了中国烟草史上著名的华成烟草公司。华成烟草公司设厂生产“月宫”“旗童”“鹦鹉”“三旗”“电车”等牌号卷烟。沈士诚任华成烟草公司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沈士诚在沪发迹后，1935年在乡河下大屋旁建造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二进宅第，以备养老之用，可是却没来住过，当时他在上海唐山路有十多间房子，在新闸路泰兴路也有一栋别墅，一直住在上海。乡河下大屋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用作拖拉机站，区公所和法庭，现已拆毁新建观海卫医院。沈士诚对家乡也多有贡献，除了造桥修路，还重修了位于昭十三房的关帝殿。

5.沈维挺

沈维挺（约1891—？），慈北沈师桥人，世承耕读，幼年就业于杭州，旋来上海经营卷烟事业，曾任大东烟公司副经理、昌东烟号经理，历任上海市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及烟兑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市商会会员、中国烟业银行常务董事、卷烟业公会理事长等职。做事有恒心，责任心强。领导公会，极具长才。向为同业所推崇，沈维挺力导沪上烟业界的联络与改进。才识过人，重信广交，对社会福利事业尤具热忱，莫不尽力协助，是以蜚声社会，名重市廛。沈维挺是沪上名人，还曾任三北旅沪同乡会会董。^[11]

6.宓彰宝

宓彰宝（约1898—1989），慈北宓家埭上礼房人。一直在上海经商，事业有成，曾任上海市烟兑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是当时烟兑业五巨头之一。

宓彰宝小时候在上海做学徒，家境贫困，母亲去世后，家乡无房田产，后由邻人为他在村里立丰门头买了两间楼房。他为人谦虚小心，非常低调。

宓彰宝独资开办的烟店有4家，分别为：新闸路的宝泰烟纸店和宝泰西烟纸店，西马路的宝泰南烟纸店，陕西中路的正大烟纸店。

与人合伙开的主要为谦泰新烟纸店，宓彰宝任股东兼经理，店面三开间，谦泰新是谦泰西区分店招牌，即谦泰号新记，故名谦泰新。原在闸北开有谦泰，因为战争的原因，搬至新闸路（上海新闸路439—443号）。另投资华成烟厂，为股东之一。与沈师桥四份屯沈星德合股开设永安烟纸店、泰和烟纸店，据说当泰和烟纸店正要开张之时，不料距店200米处出了打死两个日本人的事，道路被封锁了半个月，后店开了，改“泰”为“太”，意在太太平平。宓彰宝合资股东大多为沈师桥人。

宓彰宝对经营管理很有一套，善于用人，对外对内分工明确，各行其职。如与英工部局应付打交道，由某人出面；内部店内有纠纷，由某人负责解决，他不插手过问，也不干涉店中事务。他一般不轻易出面，图章也用假名字，不用真实姓名。

宓彰宝以经营烟兑业为主，是当时上海滩主要烟草商人之一。还开设有九福南货店，经营卷烟、纸张、火油、洋蜡烛、肥皂（“祥茂”牌、“固本”牌、“箭牌”、“蓝花”牌）等，店址在宝泰烟纸店马路对面，店面双开间，每店伙计十余个，并开设工场自制洋烛。

7.陈承纶

陈承纶（1901—1989），慈北掌起陈家人，陈达华次子。清同治六年（1867）其祖父陈履祥在上海万裕码头开设聚丰旱烟店起家，至其父辈陈达华、陈达夫创立鼎记烟叶行发达。1919年，陈承纶就业，不久自任经理，因经营有道、治店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后发展成为上海烟叶界巨头。鼎记的全盛时期，有人估测资本实力有3万包许昌烟叶，当时每包260多磅折合现时约7万市担。因烟叶品种多，数量也大，不仅供应华成、南洋、华美等大烟厂，也供应外商英美烟厂。

陈承纶温和聪慧，精明干练，18岁任鼎记烟叶行经理，数十年精心经营，发展顺利，为陈氏家族积累了很多财富。“鼎记”一直是行业的老大，承纶本人与其兄承绪交替出任同业公会的会长。其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在家乡，与兄弟承绪、承统一起造桥铺路建凉亭，施茶施粥施棺木，并管理父辈所建义学显志学堂，抚恤孤苦，善行义举至今广为传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氏兄弟均迁居上海租界，1940年陈承纶在威海卫路马霍路（今黄陂路）弄内自建四层楼洋房，后移居建国西路、高安路寓所。1957年去香港定居，管理家族及其本人在港投资的美艺针织厂。晚年在港息隐家居，1989年3月24日病逝。

（五）民国六大烟草名牌居其三

民国期间，上海市中外卷烟厂众多，因而卷烟牌号也层出不穷，据《上海市烟草志》所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全市卷烟牌号多达461只”。然而在这么多卷烟牌号中，真正有名的仅为少数。《上海市烟草志》中介绍有清末至20世纪末上海当时最有名的17个卷烟牌号，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1个，包括“中华”牌、“敦煌”牌、“飞马”牌、“红双喜”牌、“熊猫”牌、“凤凰”牌、“金鹿”牌等全国知名品牌，关于清末民国初知名烟牌，书内选有6只，分别为“老刀”牌、“大英”牌、“大前门”牌、“金鼠”牌、“美丽”牌、“牡丹”牌。

“老刀”牌卷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卷烟之一，由英国惠尔斯公司推出，清光绪十七年（1891）起委托上海公发英行代销。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英美烟一厂生产，该牌以其商标上画着一个持刀的海盗而著称，故俗称“强盗”牌。

“大英”牌卷烟原名“皇后”牌，是英美烟公司产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上海英美烟一厂生产。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等地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买办郑伯昭即把“皇后”牌改为“大英”牌，以伪装该烟不是美国出品。该牌卷烟包装纸为粉红色，内衬锡纸，故又名红锡包，该烟为丙级烤烟型卷烟，民国四年至十四年（1915—1925）中国各地几乎都有“大英”牌卷烟出售。

“大前门”牌卷烟原是英美烟公司产品。民国五年（1916）开始在青岛、天津、上海三地生产，产品遍及全国。建国后颐中烟公司转让，“大前门”牌继续在青岛、天津和上海生产，一度曾扩大到河南、江苏、安徽及黑龙江等地10多家卷烟厂生产，曾占全国总产量的3%。

“金鼠”牌、“美丽”牌、“牡丹”牌三只品牌是由三北人创办的烟草公司所生产。

“金鼠”牌卷烟是华成烟草公司的名牌产品。民国十三年（1924）正值甲子年，按中国传统习惯，此年为鼠年，根据大股东沈士诚的建议，华成烟草公司决定出品“金鼠”牌卷烟。是年10月，“金鼠”牌卷烟上市。该烟采用硬壳内衬铝箔纸包装，商标图案和文字设计漂亮美观，售价低于当时畅销的英美烟公司出品的“大英”牌卷烟。上市后颇受消费者欢迎，销路随即打开。“金鼠”牌卷烟月销量始为100箱，后增至370—380箱。当年盈余4000余银圆，盈利率达10%以上。民国十五年（1926）销量22000箱。为扩大“金鼠”牌销路，华成烟草公司对本埠和外埠烟店实行放账和奖励等办法，以促进销售。该公司在《新闻报》上登载大幅广告，并每隔数日登载一次。因此，“金鼠”牌卷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民国十六年（1927），年销量27000余箱，民国二十四年（1935）1月销量1330箱，销售量在当时民族烟厂各类牌号中排第二位。该牌卷烟为无嘴烟，圆周27毫米、长度70毫米，分10支装与20支装两种。20世纪50年代中期停止生产。

“美丽”牌卷烟也是华成烟草公司的名牌产品。民国十四年（1925）五卅运动期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购买国货的热潮，英美烟公司产品销路一落千丈。当时国产卷烟中，以中、低档卷烟为主，高档烟很少。华成烟草公司于是决定生产高档烟。该厂选择上等烟叶，抽去烟梗，加工制造10支听装卷烟（后又生产50支听装）。在商标上，华成选用当时沪上名伶吕美玉（吕美玉的先生为慈北洪魏人、法租界华商领袖魏廷荣）的照片，衬以虎黄色美术图案，四周缀以金线，式样华贵大方，取名“美丽”牌卷烟。华成还在上海各大日报全版刊登广告进行宣传，一时“美丽”牌卷烟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民国十五年（1926）销量3258箱，占华成总销量的11.1%，民国十九年（1930）销量30452箱，占华成总销量的36.8%。“美丽”牌卷烟为乙一级烤烟型卷烟，圆周27毫米、长度70毫米，包装分别有10支装和20支装软包、50支装铁听3种。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卷烟厂停止生产“美丽”牌卷烟。以后该牌号转让给江西南昌卷烟厂。

“牡丹”牌卷烟的牌名最早见于民国八年（1919），华商振胜烟厂产品，由三北人王佐卿所经营，该厂曾在《新闻报》上刊登一则广告：“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国货虽良，端赖同胞提倡，此我“牡丹”牌之定名。”“牡丹”牌卷烟出品后，生意极好。1929年振胜烟厂被英美烟公司收购后，该牌号成为中国大达烟厂正式注册商标。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卷烟二厂开发生产“牡丹”牌卷烟，商标图像为蓝色版面，又称“蓝牡丹”卷烟。后在国家对卷烟商标进行整改时，上海卷烟厂重新设计“牡丹”牌商标，取消蓝色版面牡丹图案，推出红色版面牡丹，又称“红牡丹”牌卷烟。“牡丹”牌卷烟初时规格为圆周27.5毫米、长度70毫米，包装分别有50支装铁听、塑听及20支装扁铁盒、硬盒翻盖、软包等5种。最高产量曾达186万余箱。并两次被评为全国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及全国烟草行业畅销品牌。

在民国六大知名品牌中，三北人所创的占据其三，这与三北人注重质量和广告宣传的经营方式紧密相关。华成烟草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沈星德主抓烟叶质量，曾是新中国成立前主要的烟叶采购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烟草采购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抓广告宣传方面，华成烟草公司和振胜烟厂都敢于投入，民国十三年（1924），华成烟草公司设立广告科，指定专人负责广告宣传，在《新闻报》正版用四分之一版面刊出“金鼠”牌香烟广告。广告词请名人陈默庵书写，“烟味好，价钱巧”。广告见报后，第二天烟兑业就蜂拥而至，在该公司云南路发行所前争购“金鼠”牌卷烟。华成烟草公司除在本埠日报刊登广告外，还在市内行驶的电车、公共汽车上设长幅横条广告，在南京路日升楼和总厂屋顶增置霓虹灯广告，使黄浦江中进出的轮船都能望见。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华成烟草公司约请上海游艺界人员每晚在电台、游艺场所利用弹词、京剧、话剧、滑稽戏、四明文书等形式大做广告。在汉口、杭州等分公司所属城市或重要乡镇利用热闹区住户的墙壁，绘画油漆广告，并在沪宁、沪杭铁路线旁竖立铅皮广告牌。影院中放映介绍华成的幻灯广告。烟纸店门口也画有华成的油漆广告。

华成烟草公司广告费支出，在销售成本中占很大比重，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为例，广告费支出就花去40余万元，占营业费用的26.61%，远远超过南洋烟草公司占销售费用8.38%的比例。因而不到十年，便超过南洋烟草公司而成为全国最大民族烟草企业。

据振胜烟厂董事长王佐卿外甥沈烺先生介绍，振胜烟厂对广告宣传也极为重视，广告形式多样，有启事广告、招贴广告、路牌广告、赠品广告、电台广告等。这也是振胜烟厂能在外资烟厂包围丛中夺路而出、逐步做大的主要原因。

二、民信业

（一）宁波是民信业的主要发源地

民信业即民间信件投运行业，零星的民间信件投运自古就有，而大规模的民信业发展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中国最早的民营信局出现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而发源地为宁波。

关于宁波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民营信局的发轫之地，则是根据民国十年（1921）交通部邮政总局在本年度《邮政事务总论》开首的《置邮溯源》一文中的记载，在这篇由洋人邮务长H·Kirkhope写的文章中，作者提出：“民局，为民间使用的邮政（以区别于为政府及官吏使用的），其产生似乎不早于明朝永乐大帝年间（1403—1424）……因幕僚大都籍贯隶浙江省绍兴，而宁波为绍兴之口岸，民局滥觞于此，以后私营信局咸以此处为中枢。”

上文所载宁波人首创民信局的缘由，居然是为了便于在京城的绍兴师爷往老家寄信，而宁波是绍兴的口岸。由此也使宁波成为中国民信业的中枢。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但笔者认为宁波成为中国民营信局的发源地在于从明代开始中国海运快速发展，而宁波正处于我国南北洋交汇之地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主要口岸，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海商贸易最早发展的区域，因此，中国民信业在此起步发源是必然的。

明代民信局的资料今已很难查考，然清代宁波民信业之盛在民国《鄞县通志》中却有所记载：“民信局始于何时虽无从稽考，但自历史推究约在明代永乐以后，而以宁波为其中枢，其营业则在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以迄光绪初年为最盛。”^[12]

《中国邮票史》第35页上披露：1934年，邮政部门对708家已登记颁照的民信局调查显示，中国民信局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发源地也为宁波。另又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一浙江宁绍台道台致宁波海关税务司的照会中所引有关禀帖的内容，也可证实以上观点：“局等信业，在长江南北洋，自乾隆朝创始迄今百余年，内河之局数百年，纳捐已有数十年，自祖父辈传下，幼习此者居多，走从小船，不辞辛劳，栉休而为，业此者有四五万人，万难改图别业。”禀帖作者落款“甬江信局全盛等”，由此可知，自乾隆时期开始，宁波已有民信局创设，这是目前文字可考察的有关中国创设最早的民信局资料。民国《鄞县通志》也载：“吾甬素以商业著称，郡人足迹遍于全国间且及于海外，故交通事业也随商业而发展，邮电未设施时，甬人首创立信局，及沪甬通商以后，又有信客之专业……上海甬帮本其敏锐之目光，应商业之需要扩大其组织，遍设分局及代办处于各埠，星罗棋布联络各地，商民无不称便，其他各帮虽也发达，然终不逮甬帮之盛，故当时有信局为宁波人独占之语也，可见甬帮势力之雄厚矣。”^[13]

参阅以上资料可知，无论是明永乐说还是清乾隆说，可知中国最早的民信局创之于宁波是无疑的。而宁波不仅是民信业之主要发源地，又是中国民信业之中枢。

（二）龙山郑氏是近代民信业的主要创始人

上文所述的“甬江信局全盛”，即是三北龙山西门外郑氏家族所创设的全盛民信局。现在的许多资料都认为全盛民信局是中国最早的民信局，然而对它的创设时间说法不一，《宁波帮志·历史卷》载其创设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即1864年之后），创始人为郑景丰。

郑景丰，幼年在上海学酒业，稍长，经商盛泽镇。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时，所经营商业被毁，回到了宁波。看到信业有利可图，大有可为，于是当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郑景丰又回到自己熟悉的老地方盛泽镇，开设全盛信局。专递苏州、嘉兴来往信件，后被人扰，迁到上海。^[14]

也有学者认为全盛民信局创立于1852年，即郑景丰在盛泽经商，经营商业因太平天国战乱而毁回到宁波，于1852年在甬创办民间邮局全盛源记信局。郑挥在《民信局肇始的历史背景和特征》有言：

民信局登记资料在各地方志中，创始年代大多为清代道咸同治之后。……资料中最早的信局成立于清咸丰元年，计有全盛、正大、气顺等局。宁波市近年来史学界对镇海郑氏十七房古代民居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史料中披露郑氏十七房商人郑景丰（注：实为龙山西门外人），幼年在沪学酒业，后回宁波，于1852年创办全盛源记信局，设总局于上海、宁波。在杭州珠宝巷、绍兴大江桥、定海南门外等地遍设分局、联号、代理形成通信网，时计也在咸丰初期。

然而在《上海邮电志》^[15]所纂上海民信局一文的资料中，早在道光末年全盛民信局已在上海设立总号，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经济渐趋繁荣，信局逐步发展。道光末年（约1845—1850），全盛、汪协源、顺成、日生盛、宝顺、永义昶、王全利、信诚、老正大等信局在上海设立总号，并分别在金山县的朱泾、吕巷、张堰、枫泾，青浦县的青浦镇、角里、练塘，南汇县城及周浦、大团、祝桥、新场，嘉定县城和南翔、黄渡等地开设分号。

由此可知，全盛民信局绝非咸丰初期或同治初年所创设，其设立时间远在上海开埠之前，只不过随着开埠上海逐渐成为江南第一大城市，遂将总号迁至上海。因此正如上文甬江信局全盛在光绪二十六年所自述“自乾隆朝创始迄今百余年，……自祖父辈传下”，据郑氏家谱而知，郑景丰生于1813年，而其祖父辈创业是在乾隆年间，在《镇北龙山郑氏宗谱》中还记载有早在清代乾嘉年间，就有“家渐起，既而先祖诸兄弟亦工于心计，相佐益盛，历数年积金巨万”（《镇北龙山郑氏宗谱》卷一“存义府君行述”）的信息，另在《宁波帮志·历史卷》中载有“清雍正二年（1724），镇海北乡名帮在宁波城区双街创建有北筒公所”^[16]，这有可能是全盛民信局的雏形。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最早的民信局是全盛信局，而其创设年代不是一般认为的清咸同初年，而是更早的清乾隆年间，因此，三北龙山郑氏家族也是中国近代民信业最早的主要创始者。

（三）全盛信局是晚清规模最大、名声最广的民信局

从清代乾隆年间所创设的全盛信局，至郑景丰接手后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名声最广的民信局，“而吾甬人郑景丰实执其牛耳也”。

2009年9月《宁波日报》：“郑景丰经营时的全盛信局，与各地商号、钱庄等（特别是宁波帮人开办的商号、钱庄、实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郑景丰又有多年经营信递的业务经验，实力雄厚、信誉昭著，才使他业务不断地得到发展。当时在全国各地大小信局达到数千家，其营业范围遍及国内各都市、集镇、乡村。”

全盛信局始终以“水路以舟，陆路以车、近路以脚夫”。信局备有运输船只、牲口等交通工具，利用固定航班往返运载。全盛信局还建有通信网络，邮路畅通，由本地到各省市县和乡镇设立分支代办或局间互联互换，以加速运转，并设有固定航班，按期往返。各种函件、银钱、汇款、包裹、什物等都规定有收费标准。一般信件视距离远近从20文到200文不等，付费形式有单向或双向收费，实行记账制，逢年过节结算。全盛信局还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各项邮递业务，如信件收发、保险挂号回执、汇银执据、包裹回单、班期、记账经折以及赔偿制度，局间互换邮件协议等。全盛信局业务专于内地的普通信局，书信、钱票、契约、报纸、包裹、金、银、钱等皆可邮递。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十分兴隆。作为晚清全国第一大民信局，估计当时郑景丰家族资产在一百万银圆以上，因为当时“大的信局资金多达数十万金，少则四五千金”。

全盛信局在鼎盛时期，业务遍及宁绍、长江流域、京津、闽广，甚至东南亚诸岛，据《镇北龙山郑氏宗谱》载：“由是而姑苏，由是而宁绍，由是而长江，由是而京都、天津、闽广，天下人无不信全盛，全盛之名震于天下。”^[17]可见当时全盛民信局的规模之大、名声之广。在中国邮驿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由于国有邮政事业的发展以及其垄断经营的形成，1934年前后，经营了约160年之久的全盛信局在当局的排挤下被迫宣布关闭。

三、机器工业

三北商人是我国机器工业的开拓者和主要领导者。1883年镇北龙山西门外人郑良裕在上海创办轧花厂，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工业之一。1909年镇北龙山人虞洽卿在上海创办扬清肥皂公司，也是近代较早的烛皂企业，资本达5万元，1912年慈北沈师桥人沈九成、东埠头人陈万运等在上海创办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最早的机器化大生产企业之一，并成为民国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工业企业。

（一）三北商人是中国民营造船工业的重要开创者

1.公茂船厂是近代规模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

公茂船厂又称公茂机器船厂。1885年由郑良裕在上海创设，股本500元，厂址新闸桥。最初是郑良裕于光绪九年（1883）创办的一家轧花厂，地址在新闸桥南堍，经营轧花业务。1885年又创通裕铁厂，主要业务是修造内河小火轮。后用自制的小火轮设立老公茂轮船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常熟等地内河运输业务，与工厂相辅发展。轮船局挂英商公茂招牌，以利营业。通裕铁厂于1888年改名为公茂船厂，又称公茂机器厂，资本2万元，有工人约40人，也挂英商招牌。1895年后至1913年间，业务大为发展，工厂还自行制造船用蒸汽引擎。1912年厂址自新闸桥迁至浦东白莲泾，占地30多亩，自建码头、船台、船坞，另有拖轮、驳船、挖泥船等。工厂设有轮机、锅炉、电机、电焊、木船等修造部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茂船厂已能制造2000吨级的江海钢轮，为当时我国最大的船厂。

1927年，公茂船厂正式更名为公茂机器造船厂。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厂房全被炸毁，损失惨重。后被日军占领，用于修理日本海军汽艇等，1939年该厂机件移交日商日清公司造船所。1952年成为国营厂，今为交通部上海港口机械造船厂，地址在浦东南路。

戴鞍钢先生所撰的《内河航运与上海城市发展》一文，也提到了郑良裕的公茂船厂：“较出名的，在（上海）苏州河老港内有公茂、史恒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在1895—1913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行业史料载:‘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

2.三北机器厂是民国时期重要的造船工业企业

三北轮埠公司的发展，也带动了航运机器工业的相继创立，1922年，虞洽卿接盘经营创办于1914年的肇成机器厂，将之改名为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后改名三北机器造船厂，厂址在日晖港黄浦江边，专门修理三北轮船公司、宁兴轮船公司、鸿安轮船公司船只，并制造一些小型轮船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1927年，自造鸿元、鸿亨、鸿利、鸿贞4条轮船，成为国内主要造船工业企业之一。

三北机器厂设立后，随着三北轮埠公司内河事业的发展，又在重庆设立分厂，称为三北机器厂渝厂，据《宁波帮大辞典》记载：“三北机器厂渝厂为三北轮埠公司附属企业。1926年开始自行设计制造1000吨以下，以内燃机为主机的长江货轮、客货轮。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三北机器厂一面将部分机件抢运到租界，一面将116吨机件物资从日晖港启运内迁武汉。1937年10月，三北机器厂在汉口恢复简易生产。武汉沦陷后，三北机器厂拆下工厂的重要部件内迁重庆，另外大部分机器及物资转运宜昌，其余未迁出的设备均遗失。到达宜昌后，又因形势所迫，决定再迁重庆。1938年2月到达重庆，在江北设立工厂，并在同年3月开工生产。专门修理各种驳船、拖轮、轮胎等。它还承担重庆与长江南岸海棠溪之间专运汽车摆渡轮船的设计与制造工程。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8]

由于民国时期三北航业集团为全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因此三北机器厂也是当时重要的造船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三北机器厂奉命西迁，损失惨重。

（二）三友实业社是全国最大的机器化大生产企业

三友实业社是由慈北人沈九成、陈万运、沈启涌于民国元年（1912）创立的，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企业。

沈九成当时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陈万运和沈启涌则为乾新祥烟纸店的学徒。辛亥革命前夕，“实业救国”的思潮风起云涌，关心国事的沈九成、陈万运等深受影响，开始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12年，3人集资450元，在时上海北四川路士庆里创办了三友实业社，生产“金星”牌蜡烛芯。开厂一年后，资本增加至2400元，并在厂名上加注“美记”二字。为了打开日商垄断的烛芯市场，沈万成和陈万运自己走上街头，在日商洋烛行附近，摆摊点燃自制的蜡烛，这一街头活广告使“金星”牌烛芯名声大振，三友实业社的烛芯以价廉质优的优势迅速打开市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货烛芯供应中断，日商借此抬高售价，英美厂商不得不向三友实业社订货。这样，“金星”牌烛芯逐步将日货烛芯挤出中国市场。三友实业社的生产规模也开始扩大。1915年3月，沈陈2人将资本增加到8400元，将三友实业社“美记”改名为“三友实业社无限公司”，同年12月16日，又改组为股份公司——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万元，沈九成、陈万运为董事及正副总经理。还在横浜桥南面建成三层厂房一座，工人增至百余人，添置电力烛芯车16台，烛芯球车2台，烛芯品种发展到6种，日产量达到五六百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外地一些厂商竞相向三友公司订货，使三友公司在国货界初露头角。

继生产“金星”牌烛芯成功之后，三友实业社又向民族纺织工业进军。1917年，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建造规模较大的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与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生产“铁锚”牌毛巾）抗衡。1918年，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再增资，向外招资7万元，资本金总计达10万元。1919年，“三角”牌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其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同年，又在川沙设立工场，添置木机百余台。并聘请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郑祖廉为第一任厂长，把好技术关。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当时漂染工艺上的革新。还为大宗客户免费加印字号。以后，三友实业社又研究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这三招，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投放市场后，深受广大用户青睐，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三角”牌毛巾受到国人欢迎，畅销全国，同时也使日货“铁锚”牌毛巾营业日益衰退，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厂被迫歇业，而日货“铁锚”牌毛巾也于1923年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三角”牌毛巾获得重大胜利，在中国的纺织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6年，三友实业社参加了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三角”牌毛巾荣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也从此在世博会荣誉榜上占据了一席席位。三友实业社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产品之多、营业之盛，企业发展很快，在当时实业界中首屈一指。据《宁波帮大辞典》记载：“（三友实业社）1915年增资至8000余元，改组为无限公司，是年年底增资至3万元，改组为有限公司，1917年迁厂至引翔港，生产‘三角’牌毛巾，是为上海织巾业的发轫。1920年始，又陆续生产各种日用棉织品……至1931年，资本累增为200万元。”^[19]

发迹之后的三友实业社开始向外埠扩张建立分厂，1928年，沈九成与陈万运以规银26万两（折合银圆36.2万元）盘进杭州通益公纱厂（包括鼎新布厂），改建而成三友实业社杭州分厂，又称三友实业社杭厂。

三友实业社杭州分厂建成投产后，成为杭州最大机器生产企业，其与总厂的全部资产相加，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大生产企业。随着“三角”牌毛巾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三友实业社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工商企业。当时三友实业社厂里还设有图书馆、俱乐部、医疗室等设施，工人福利待遇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企业凝聚力极强。

1933年，由于“一·二八”事变对上海总厂的破坏和严重压力，沈九成离开了三友实业社，创办生生牧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沦陷，杭厂也被日军占领，日方要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会长，他拒不接受，躲进郊外杨梅岭山洞后潜行返沪。1938年日方又派人专程来沪，向三友实业社提出“共存共荣”的合作条件：撤出军营，合资经营，他断然拒绝，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文汇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新闻夜报》等，在12月9—10日争相刊登他的爱国行为，表彰他的浩然正气。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友实业社恢复生产，由于“三角”牌毛巾是爱国抗日的品牌，质量又好，“三角”牌毛巾很快又畅销全国，享誉东南亚。1954年，三友实业社实行公私合营，并改名为上海三友实业社制造厂，1962年改为生产毛巾专业厂，1966年改名上海毛巾十厂，1979年又恢复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至今一直生产制造毛巾。

（三）沈九成长期担任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主要负责人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是上海主要民族机器工业企业的同业公会组织，1927年6月15日，上海72家机制国货工厂举行大会，选举21家工厂代表为执行委员，正式宣告机联会成立。在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组建过程中，慈北人沈九成为主要发起人。

据《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一书载：

浙籍商人不但是机联会的主要创立者，而且长期居于机联会领导地位。机联会章程规定：机联会以工厂所委托的代表人代表该工厂为会员，最高机关为会员大会，由大会选出2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会务；由执行委员会选出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在执委会闭会期间执行会务；机联会不设会长或主席，采用常委负责制，凡重要事宜均由每周的常委会例会讨论决定。所以常务委员会是机联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从1927年到1936年机联会历届机构中，浙江商人在常务委员会中占据明显优势，除前3届因上海玻璃公司、三新布厂、久和袜厂等公司无法查清企业创办人或企业代表，浙江商人在7名常委中占3—5人外，其余各届都占6—7人，特别是发起创立机联会的三友实业社、五洲药房连任11届常委，为机联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另一家主要发起单位家庭工业社也连任8届常委。^[20]

上海机联会历届常务委员地缘结构

续表

从上文和上表可知，三友实业社创始人沈九成为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第一任常委，即相当于其他同业公会的主席，并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由此也可知，三友实业社在上海及全国机器工业界的领导地位。

《宁波帮大辞典》对“沈九成”及“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均有记载：

沈九成（1884—1963），又名沈嘉奎，慈溪人。原为上海南市高裕兴蜡烛店账房，1912年与陈万运等创办三友实业社，担任总经理、常务董事等职，为三友实业社发展作出一定贡献。1919年后，同时积极从事国货运动，曾任中国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1927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并长期担任常务委员。1932年参加星五聚餐会和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同年参与组织“九厂临时商场”。“一·二八”事变中上海总厂遭毁，主持公司力挽危局。1931年“三友”取消总经理，设常务董事主持，任常董。1933年因病辞职。抗战期间曾开办生生牧场。^[21]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1927年6月，三友实业社沈九成、五洲大药房项松茂及家庭工业社陈蝶仙等40多家国货工厂业主在上海发起筹组。最初有会员72家，后发展到300余家，其担任执行委员的21家工厂，甬籍企业家主持的有三友实业社、五洲大药房、达丰染织厂、振丰棉织厂、化学工业社等，以“谋实业发展、国货进步，挽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为宗旨。会员以工厂为单位，不吸收个人会员；采取常委会负责制，不设会长；经费完全依靠会员厂会费；工厂不分大小，会员权利平等。主要工作范围是：代办会员厂商标注册和登记，发展国货贸易，征集商品展览或举办赛会，协助改进工厂管理，请求改革税制，证明国货产品，申请保护权益等。1927年组织参加智利、阿根廷华产展览会，1928年参加上海夏秋国货用品展览会等。出版《国货新录》《机联会刊》以及内部刊物《国货新声》等。曾向政府吁请裁撤厘金杂税，曾与上海租界当局争夺华商工厂检查权而取得胜利。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被迫停止活动。后在出版《机联会刊》的基础上，成立自修周刊出版社，又以该出版社名义同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合作兴办第十一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难民临时工厂。同时协助一些国货工厂在上海孤岛时期开展东南亚贸易。抗战胜利后，恢复活动。积极参与倡用国货运动，以“爱用国货委员会”名义在中法学堂（现光明中学）举办爱用国货商场，募集助学金。1952年7月宣告结束。^[22]

（四）阮维扬投资经营的康元制罐厂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制罐工业企业

中国上海康元制罐厂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印刷制罐业为上海重要工业之一，民国初期，上海的铁罐包装都是由欧美国家生产。因为我国当时无论从经验、知识、人员都没法和欧美国家相比，所有的先进技术只能靠从国外进口才能维持，20年代初，慈北人阮维扬投资并担任上海康元制罐厂有限公司经理，自创制罐工业技术，被誉为“中国制罐工业的首创者”。

《宁波帮大辞典》载有阮维扬资料：

阮维扬（1902—1989），慈溪福山乡阮家村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1923年在沪开办康元制罐厂，后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930年移居香港。抗战期间，曾担任香港商会副会长、宁绍同乡会主席。1946年前后，发起组织苏浙同乡会，任会长。1967年参加首届宁波旅港同乡会，后任同乡会监事长、香港显利有限公司总经理。1984年出资为香港圣公会建造郑梦芹小学。^[23]

阮维扬，1923年任康元制罐厂厂长，同年，制罐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至100万元，阮维扬任总经理。1924年收买香港华益制罐厂，改为香港分厂，并在扬州设厂制酱菜。同年11月，又收购北门锁钥公司，改为五金部，并增资至150万元。1927年再增资至200万元，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制罐工业企业，并在新加坡、槟榔屿、泰国等处设有代理处。中国的制罐工业，即自制花铁罐盒，为康元制罐厂首创。康元制罐厂占地面积很大，当时企业所有机器设备都从英美国家进口。企业规模浩大，生产工人有1000—2000人。

康元制罐厂的管理方法，在当时被称为最为科学，具体做法是:一是每月早晨工厂经理召集职工训话，厂内有“厂训”和“训练通则”。二是厂训提倡“勤、俭、勇、洁”。要求职工做工时不偷懒，说老实话，自己有过失要改过和提倡做工与读书相结合等等。三在起居、饮食、卫生、勤务、礼节等方面都规定有“训练通则”，这些通则每个职工必须绝对遵守。如起居通则规定:清晨听见摇铃就要起床，到指定地点等候点名等。此外，厂中还组织义勇队和消防队等。企业文化极佳。

1934年，康元制罐厂设立康元玩具部，职工有100多人，以其具有印铁设备的优势，利用制罐的边角余料生产金属玩具，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玩具制造厂家。不久，该厂利用钟表发条为动力，制作具有机械动作的发条玩具，销售颇为兴旺。

在移居香港之前，阮维扬还曾任主要经营罐头、印刷等业的上海嘉华实业公司总经理。后任香港显利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经营各种机器，产品以销欧洲为主。阮维扬的企业经营规模很大，是香港宁波帮的核心人物，曾任宁绍同乡会主席、苏浙同乡会会长等职。

还有其他方面，比如1915年6月同虞洽卿、高秋荃等人在上海浦东创办的新昌榨油厂，是当时国内较大且著名的机器榨油企业。将近20万元的投资额使该企业在民国初期成为一家规模非常大的工业企业了。

四、火柴业

（一）慈溪火柴厂是中国最早的火柴厂之一

浙江省境内的第一个火柴厂是慈溪火柴厂，也是国内最早开办的火柴厂之一。关于中国最早的火柴厂，一说是成立于1886年的天津自来火局。一说是成立于1879年的广东佛山巧明火柴厂。最近的资料表明应该是成立于1877年的上海制造自来火局。据《中国火柴工业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中国日化协会火柴分会编）记载，在1900年之前，全国共开设过18家火柴厂，其中就有1889年浙江兴办的慈溪火柴厂。

据《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65页）记载：“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二月十日，有宁波商人在慈溪县开设浙江慈溪火柴制造厂，雇用日本工匠，制造火柴，宁波道台批准立案并通知海关。此为浙江民营火柴厂之始。”

关于慈溪火柴厂，早在1963年广州王贵枕先生撰《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一文中就有记载：“浙江慈溪火柴厂创设于1889年，此厂似乎存在时间不长。”1889年的《捷报》也记载说：“宁波道台已批示慈溪县的仁乾（译音）极其入华商商号，准其建立一个火柴厂制造火柴。这是一个新的创举，可使中国在这种一向被外国入口货独占的行业中，今后也可以分得一分利益。”

慈溪火柴厂规模不大，主要靠手工操作，产量很低，火柴有合装（牌子不清）和散枝，全由小贩沿街叫卖。后来洋火涌入，在宁波慈溪等地大量倾销，慈溪火柴厂受到冲击，只惨淡经营了两三年就闭歇了。但不管如何，慈溪人总是善于开拓创新，在新事物到来或即将到来之前总能抢得先机。

（二）吴锦堂是近代主要火柴商人

吴锦堂是近代三北旅日商人，他就是通过经营火柴业发家致富的，是中国近代最早最大的火柴商人之一。

1885年吴锦堂刚到日本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商贩，和朋友仅带一千两的老本，开始从事日中贸易。吴锦堂主要经营火柴的出口以及棉纺织业的原料和制品的进出口。根据纪立新在其论文《吴锦堂的国内事业与活动述论》的记载：

火柴贸易是吴锦堂发财的主要渠道。1890年，吴锦堂从大阪市川口到神户，创办贸易公司“怡生号”，开始出口日本制造火柴。当时，日本制造两种火柴，一是以黄磷为原料的火柴，燃烧时会发出有害的气体，低温下划火很危险；另一种是以赤磷为原料的叫“安全火柴”。向中国市场出口黄磷火柴很便宜，一些日本人和华侨生产这种不安全的产品。而吴锦堂的“怡生号”与日本实业家垅川辨三、仪作父子携手，全力生产“安全火柴”。

日本的火柴工业最早由东京开始，1877年左右开始向上海输出，1887年以后工厂集中在兵库地区，并以神户为首。20世纪初，日本火柴的四分之三出口于神户港。1907年，在神户埠全部出口商品中，火柴占6.6%。1902年，在神户埠出口的火柴总额为6,760,907日元，华侨火柴贸易约占40%左右。当时，吴锦堂的“怡生号”占华侨火柴贸易总额的第7位，达93372元，但第10位的“义生号”，是垅川辨三和吴锦堂合办的，贸易额达50046元。第1位的“怡和号”总经理麦少彭是吴锦堂的盟友，他们都经办垅川父子制造的火柴出口业务。麦少彭属于广东帮，向广东、东南亚出口；吴锦堂向长江流域、上海出口。吴锦堂还以股份或独立的形式，开办了3家火柴厂，自有商标25种，每年贩到中外各商埠的红、黑头火柴不下5万箱。

吴锦堂作为最早向国内经销火柴业的侨领巨头之一，为进一步扩大火柴业经营，他还在国内创办义生洋行，重点经营火柴贸易。

1910年4月29日，吴锦堂在上海开办义生洋行的广告在《申报》刊出：义生洋行设在二洋泾桥北南春江里，特聘吴县人杜炳卿为洋行经理，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主要销售其在日本自设火柴厂精制的各牌红黑头火柴。

义生洋行开张后，业务发展很快，不到一个月，便已在芜湖（张生和、万生、万新、王隆兴、元和、玉兴昌、泳和、鼎和、德茂昌、裕源）、九江（勇兴裕、泰康）、镇江（祥和）、南京（润昌公司、恒丰润）、浦口（北润昌）、温州（协丰）、兰溪（协和）、绍兴（协升）、屯溪（协中）、义桥（协和义）、盐城（祥兴）、苏州（陶大昌）、杭州（同义公、华昌）、通州（信泰祥）、如皋（信泰祥）、台州（余泰和）、吴淞（协盛）、湖州（增华）、嘉兴（增华）、安庆（同庆公司）等20个地区设立了32个外埠经售处，遍及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省。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火柴经销行。

（三）义生火柴厂为国内最早的外资企业之一

在创办义生洋行后，吴锦堂又把国内事业的重点逐步转向投资国内实业，在相继投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浙江铁路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后，又在镇江创办了义生火柴厂。

义生火柴厂的创办与义生洋行业务的迅速拓展有关，当时吴锦堂的火柴业务覆盖面较广，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及华东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火柴贸易基本为吴锦堂所控制，为减少从日本进口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吴锦堂决定在国内开设火柴厂，地点就选择于长江中下游与华东交汇的核心城市镇江。

从吴锦堂经南京劝业道向农工商部申请办厂的报告可知，“独立投资二十万元，拟在江苏省镇江府外金山河下，开办义生火柴总厂，再择工赁材料易得之地，开办分厂，专制各种火柴。为取得制造火柴特权，经南京劝业道向农工商部提出申请”。

该报告涉及诸多问题:包括原材料的种植、加工及运输问题，进口化工原料的通关问题，税收优惠等。吴锦堂还希望能仿效湖北燮昌火柴厂，拥有25年全省专卖权的先例，并希望义生火柴厂所在地300里以内不允许再建其他火柴厂。

1910年，义生火柴厂在镇江正式创办，但由于吴锦堂在中国办厂将严重影响日本火柴业在中国的出口，因此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很大阻力，因为镇江是长江一带日本火柴重要的进口港。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火柴，大约有1/7经过该港。最后使得义生火柴厂的规模严重压缩，资本仅为1万元。

义生火柴厂开张后，聘请日本技术人员，制造安全火柴，销往国内各地。据《镇江市志》记载，义生火柴厂是镇江第一家火柴厂，并且也是国内最早的外资火柴企业。吴锦堂还曾投资汉口燮昌火柴厂和合昌火柴厂等。

（四）正大火柴厂是中国主要火柴企业之一

正大火柴厂是浙东创设时间较早、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火柴厂。也是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主要的火柴企业之一。

正大火柴厂是我国火柴工业中开办得比较早的一家工厂，创设于清光绪末年（1907）。当时我国的火柴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根据宁波火柴厂1990年9月编写的《宁波火柴厂厂史》记载：“正大火柴厂最早是于1907年由法国天主教士以教堂名义在宁波创办的，当时有一位传教司事姚方庭任经理。厂址位于宁波江北草马路姚江畔，在教堂附近一块土地上建厂。”

正大火柴厂初期规模较小，设备简陋，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工人从教徒中招收，招了80名，每月产量只有300箱（每箱7200小盒），所产火柴商标有“龙凤”“教五子”“枪猫”等。经过4年经营，因原料不能正常供应，资金周转困难，教堂内部闹分裂，于1911年宣告停产。

1912年，宁波三北籍侨居日本经商的东山头人徐蕙生回国探亲，得知情况，与教堂往返磋商，订立合同，盘入原来的火柴厂存货筹资重办，经过一年筹备，集资1.5万元，改名为正大火柴新公司，于1913年重新开工生产。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这给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大火柴新公司也趁机扩大生产，产量增加到每月500箱，排版车由老式的2700眼改为新式的3300眼，由12部增加到15部，工人总数达到130余人，并创新商标，如“浙江”“童车”“采桑”“爱鹅”等。还于1921年创建梗片车间，自制盒片、梗子以适应生产发展需要。

1925年，徐蕙生改派其子徐日廑到正大火柴新公司，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杭州光华火柴厂因工人长期受资本家欺压而罢工，生产很不正常。徐日廑察觉公司工人也有些类似情况，就主动与工人代表协商，提出要增加工人工资以缓和矛盾，并请工人大量生产。就在这种情况下，产量由每月500箱提高到800箱，并提高销售价格，使公司获取了大量利润。公司的经营稳定后，将正大火柴新公司更名为宁波正大火柴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正大火柴公司”。并在1930—1931年又增添新排版车，使排版车数量增加到20部，又购置了调药机、磨碾机、炖胶机，翻造房屋，由手工操作改为机器操作，使药浆调配均匀，细度提高。技术改进，火柴质量有明显提高，特别是生产的“童车”牌火柴，信誉在消费者心目中牢固地扎下了根，产量达到了每月1700箱。

宁波正大火柴新公司经营稳定后，徐蕙生陆续在上海与南京分别筹建正丰火柴厂和正生火柴厂，设立各地火柴销售分公司，成为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的主要企业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公司为了不受日机轰炸，借用在宁波的德商洋行“施哥慈”牌子，把公司改为施哥慈火柴厂，并在屋顶涂上“卐”字旗，以此作为掩护。当时，在上海运输有困难，原料面临中断，就利用库存原料，到1941年，宁波被日军占领，原料完全中断，才被迫停产。但未见使用该厂名的商标传世，或许根本就没有在商标上使用厂名。

1945年抗战胜利，工厂恢复较快，但徐日廑想在上海发展，但又要保宁波，因此，在上海亲戚中选派4名年轻人来宁波管理工厂，其中冯梯云（冯梯云，三北东山头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波火柴厂厂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掌管总务，后被提升为厂长，并在1947年11月从宁波天主教堂买下全部厂房及地产所有权。同时，重新注册，正式定名为宁波正大火柴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正大火柴厂。

至新中国成立前，宁波正大火柴厂有员工500多人，年盈利数十万元，是宁波地区一流的大企业及中国主要火柴企业之一。徐日廑还在河北秦皇岛投资开设东华梗片厂；兼并了宁波四明火柴厂，并联合杭州元丰公司盘进了杭州建华火柴厂，改名为杭州火柴厂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波正大火柴在宁波地区的劳军、安置失业工人、认购公债、抗美援朝等公益事业方面，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正大单独捐献7.5亿元旧币的半架飞机，其捐款额远远高于捐款第二名公司的2亿元旧币。

当时，由徐日廑在上海设立的正丰火柴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市规模较大的7家火柴企业之一。《宁波帮大辞典》有载“宁波正大火柴厂”条目：

宁波正大火柴厂，1907年江北天主教堂在江北岸泗州塘创办正大自来火厂。1912年旅日华侨徐蕙生集资1.5万银圆，租赁经营，改称正大新公司，生产“龙凤”“教五子”等品牌火柴并首创黑头安全火柴。1920年有资本10万元，产值28.26万元，从业人员353人。1930年其子徐日廑接办后，生产经营快速发展。1947年，正大新公司以300箱火柴为代价收购天主教堂所有产权，并更名为正大火柴厂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法币3000万元，月产火柴10.7万余件。1955年公私合营。^[24]

（五）中国火柴厂也是中国著名火柴企业

中国火柴厂又称中国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32年7月，由三北沈师桥人沈星德、沈其祥等人联合发起。资本初创时为12万元。

旧时，民族火柴工业深受日本、瑞典等国冲击，生存艰难。当时上海著名烟草商人沈星德、沈其祥等发起设厂于上海。初建厂在上海闸北，“八一三”战火中被日军炸毁，工厂及机械被毁严重。后在上海曹家渡建厂，继续生产。

曹家渡新厂于1938年春建设，同年9月落成。当时国内火柴企业竞争激烈，沈星德等5名工厂高管意识到只有集资改制，充实资本，才能做大自己来抵御更大的经营风险，便在1941年发行股票将工厂改制成股份公司。中国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初期资本增至24万元。1943年3月7日又增至72万元，同年增至600万元。1944年5月增至1500万元，成为中国火柴业主要企业。

中国火柴厂成立之初，董事长为沈星德，董事兼总经理由一位从事火柴业三十多年的南京人孙润斋担任。公司主要制售安全火柴用品，商标有“搞敌”“月鹅”“明星”等数种。公司运作到1946年，已具备较大规模，生产兴旺，所产“镇江”“鸿福”“月鹅”“明星”牌火柴分别销往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和京沪铁路沿线的各大中城市、乡村。是中国著名火柴企业。

五、南货业

（一）三北茶食曾是与京式、广式、苏式茶食齐名的四大名品

三北茶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唐宋以后已逐渐成为民间普遍的副食品，不仅逢年过节吃糕饼，亲朋好友往来也以糕点相馈赠。

据《鄞县通志》记载，早在宋元年间，宁波一带就有用麦豆、粉糖、芝麻等为原料，通过蒸、煎、炸、烘、煮等方法制作出各式糕点。到了明清以后，三北糕点逐渐具有自己的家乡风味。特别是到了上海开埠的近代，作为宁波主流副食品的三北茶食，也因为宁波帮在上海滩的领袖地位而一跃成为上海茶食业的翘楚，并与京式、广式、苏式茶食齐名，为全国四大名品茶食。

三北糕点以选料考究，营养丰富，加工精细，造型别致为特色，糕点以酥为主，软、脆兼有，入口甜中带咸，咸里透鲜，松酥多味。三北茶食的发源地是原慈北地区的沈师桥、观城、鸣鹤场及掌起桥一带，据已故三北文史专家裘尧亭先生撰文回忆：

（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北茶食店）在师桥有“沈永丰”，观城有“义生”“泰盛”，鸣鹤有“泰来”“永大昌”，掌起有“穗丰”等店铺，都是前设店、后设工场，具有相当规模，有自己的品牌。“沈永丰”的藕丝糖、豆酥糖，“义生”的长寿糕、百果糕，“泰来”的油包，“永大昌”的茯苓糕，十分畅销……在上海有著名的叶大昌南货店、三阳南货店，都是三北人创始，销售三北茶食。这些老字号企业，至今还在。^[25]

三北茶食，品种繁多，各具特色。按其制作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燥糕类、潮糕类、糖伙类、蛋糕类、桃酥类、月饼类、油面类、混合类，等等。著名的三北茶食除上述提到的三北藕丝糖、三北豆酥糖外，还有色泽黄亮的洋钱饼，深绿色的绿豆糕，片薄松脆的粉麻片、椒盐片、椒桃片等30多种，盛销不衰。裘尧亭文中还说：

旧时三北的南货店，还别出心裁招揽生意。如鸣鹤场泰来、永大昌南货店对殷实人家发一本折子，平时可凭折子记账赊欠购物，年终结算一次。逢农历十二月二十三祭灶神，赠送祭灶果。当时富裕人家送茶食是由两人用杠箱抬，杠箱内将糕点装在镴台上。店内备有杠箱、镴台，以适应顾客购茶食需要。旧时南货店，传统的草纸包装上有一张红色的招头纸，印有店号和“南北果品，四时茶食”八个字，可见三北糕点十分注意时令季节的变化，供应四季不同的糕点。春季供应松仁糕、橘仁糕、枣仁糕等；夏季供应薄荷糕、松子酥、玉和酥等；秋季供应月饼、桂花饼、洋钱饼、薄脆饼、椒桃片等；冬季供应藕丝糖、豆酥糖、麻酥糖、寸金糖、甲糖、黑交切、白交切、冻米塘、牛皮糖等。

余麟年先生在《观城镇商业》一文也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即有官办商会。当时观城镇经营的商业有……其中太盛、义生副食店，制作的茶食选料讲究，精工细作，在沪、甬一带享有一定的盛誉。而且太盛、义生还造就一批有名的糕饼师傅，为沪、杭、甬各大副食品商店所聘用。三北茶食曾与苏式茶食并立于江南，闻名于全国。^[26]

戴尧宏先生在《梨风》杂志《周巷老字号》一文中也提到了姚北的茶食：“德大南货店生产的龙凤饼，又叫佗饼，质量讲究，式样美观，大若大碗面，成为姚北青年男女订婚聘礼之必备品，姚北有生囡生佗饼担的谚语，与绍兴黄酒配对，融入人民生活，成为三北习俗之一。”

三北茶食的形式与发展，与三北人民的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日久天长，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在传统节日、婚丧喜事、订婚定亲、造屋上梁、祭神拜佛、儿童上学等时候都少不了以糕点相馈赠。清明节，慈北有家家吃茯苓糕的习俗。中秋节有人人吃月饼过节的风俗。端午节，亲友有馈送花糕、骆驼蹄的习俗。重阳节有吃重阳糕的风俗，因“糕”与“高”同音，故以食糕代替登高，含有“步步高”的美好祝愿。旧时，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有祭灶神的习俗，供应祭灶果，一般由白球（又名雪球）、红球、麻球、油枣、金钱饼、脚骨糖等组成。遇婚事，请女婿，先用茶，桌上摆上九成笼（一种用九格组成的木盘子）内装6样糕类和瓜子、花生、糖果共9样，以招待女婿。寿诞送寿桃（形似桃子的馒头）、蛋糕、状元糕、寿面等，意即吃了寿桃祝长寿。儿童满周岁或第一年上学，亲友要以香糕相送。造屋上梁要送馒头、状元糕，以示吉利。上述旧的风俗有的已经废除，有的一直沿袭至今。

三北茶食的对外拓展主要与近代三北帮对外拓展紧密相连，吴锦堂、陈邦瑞以及虞洽卿等人对三北茶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二）三北茶食是清代进呈宫廷的贡品

三北最著名的茶食是沈师桥沈永丰南货店的名品“三北藕丝糖”，三北藕丝糖因其形似藕节，咬断后仍“藕断丝连”而得名。

沈永丰南货店创建于清雍正初年，位于师桥东桥头街，门面三间，坐南朝北，为前店后作坊，沈永丰南货店创办人沈永年。当时沈永年聘请了叫傅英堂的老师傅，老师傅手艺高超，做得一手好糕点，收了5个徒弟，个个都做了作头，雍正三年（1725）春节前夕，沈永丰师徒们推出了一种新型的糖食，风味独特，很快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以后，沈永丰师徒又对这种食品在制作工艺上作了不少改进，终于研究出合适的配方。从此沈永丰的糕点因品种创新，质量超群，名扬浙东。

永丰藕丝糖用三北净白糯米、优质麦芽、细粒白芝麻、细白糖等上等原料配制而成。制作过程一丝不苟，严格限定气温、燃料、揉坯的速度和力度。制成的藕丝糖，外形为柱状，粗细如人的手指，长不过三寸，断面多，最标准的应有73个小孔。入口即化，松脆香甜，不粘牙齿，老幼皆宜。三北地区的藕丝糖、豆酥糖皆为冬季的糕作，一般要到立冬后才开始生产，故民间有“鲤鱼风未起，做糖成堆泥”之说。清末重臣、度支部侍郎陈邦瑞曾将三北藕丝糖带入宫中，据说受到慈禧太后赏识，从此把三北藕丝糖列为“御食”。从此，三北藕丝糖名扬全国，身价倍增。

后来“三北帮”商人又把它带到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爱国华侨吴锦堂将它选作馈赠日本天皇的礼物，受到日本皇族赞赏。许多日本商人相继前来订购，沈永丰藕丝糖从此更名扬天下。民国时期翁同稣、顾维钧等政界名人也曾为永丰号挥笔弄墨，送联送屏。据说，当时上海的不少糕食店争着挂出“三北茶食”之招牌来，招徕顾客。

三北藕丝糖给沈永年带来了巨额收益，于是，沈永年便在店前购地，修建起了一幢宏伟的大屋，人称永丰门头。据现住永丰门头内的沈氏后裔讲，沈永丰南货店的主要市场是三北东部地区以及宁波、上海一带。沈永年死后，永丰号由其长子掌管，家中另有一子不想在父荫下生存，于是独自创业，也开了一爿大森南货店。

（三）三北茶食是上海南货业的魁首

随着上海的开埠，三北商人大量涌入上海，成为宁波帮中的佼佼者，也是上海商人中的重要力量，三北茶食由此也迅速抢占上海市场，并成为上海南货业的魁首。

1.叶大昌列上海四大茶食店之首

叶大昌创建于1911年，已有八十多年历史，所生产的糕点、月饼，不但闻名于上海，而且在东南亚一带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叶大昌的创设人为英商业广地产公司买办，中国三兴烟草公司董事长叶启宇。1911年，叶启宇在今虹口塘沽路682号首次开设了叶大昌茶食总号，其后又在今嘉兴路开设叶大昌东号（该店后因故歇业），40年代又在八埭头开设叶大昌北号，最后在东门路开设叶大昌南号。叶大昌专营三北宁式茶食糕点，叶启宇特地从老家三北沈师桥请来做糕点的老师傅，专做具有宁波特色的糕点，如马蹄蛋糕、玉如酥、蛋饼、乌馒头、松子饼、绿豆糕、松仁糕、印糕等，其特色是酥、香、松、软、糯。糕饼入嘴即化，酥软可口；豆沙细滑，油而不腻；选料精细，烘烤适合，不脱皮、不掉屑，存放经年不会霉变，深受国内人民甚至居东南亚一带同胞的欢迎。之后又扩大经营范围，销售土产和南北货，如火腿、咸肉、苔条、枣子、香菇、金针菜、木耳、瓜子、桃仁以及糟鱼、糟蛋、醉蟹、泥螺等。再后来还经营各式糖果，生意越做越兴旺。

叶大昌有其独特的经营方式，除了在报纸、电台大做广告外，更是在服务方面下了不少功夫。顾客不论要货多少，即使仅买一斤糕点，只要打电话过来，就立即送货上门。职工在送货时身穿印有“叶大昌”三个大字的黄马褂，走在马路上，顺便做了活广告。其次，叶大昌还采取直接从产地进货的办法，以免利润中的一成被跑街赚去。进货时拣质量上乘的大量购进，然后分发给各分号。这样，在原料的价格和规格上都占了优势。叶大昌在店堂后面设立了自产自销的工场间，现做现卖，保证了食物的新鲜度。如高包，均在前一天晚上发酵好，次日清晨蒸好，出笼就卖。批发时，小贩们一早就来等候，等一出笼就贩去出售，极受欢迎。总号代理人刘云璋在推销商品时，还想出一个绝招，对一些价格低廉的大路货，如高包馒头、香豆腐干，均按成本出售，让利给小贩和一般大众化顾客，从而带动了其他商品的销售，每天门庭若市，使叶大昌牌子越来越响。叶大昌以其经营得法、物美价廉的风格，在同行业中独树一帜，占有优势，与三阳、邵万生、天福等店齐名，成为上海南货店中的魁首。

2.邵万生南货店也是上海四大南货店之一

邵万生南货店创始于清朝咸丰二年（1852），现位于南京东路414号，是上海有名的宁式食品店，以经销四时糟货、醉货和南北果品为主。创办人姓邵，宁波三北人。顾邵氏又名“邵六百头”。1852年初开店时名“邵万兴”，地址在虹口，到1870年才搬到南京路，并易名“邵万生”。为了和同年在南京路浙江北路开业的宁式铺子“三阳南货店”竞争，邵万生南货店自己设了加工工场。“邵万生”经营的食品有糟醉、腌腊、南北货、烟酒、糖奶、饮料、糕点、蜜饯、休闲食品等，是上海食品行业中知名度较高的中华老字号，在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享有盛誉。糟醉知名品种有糟鸡、醉香鸡、黄泥螺、糟青鱼、醉香螺、醉螃蜞、糟蛋、醉蟹、虾子鳖鱼、蟹糊、虾油露、虾子佐料等，有“中华糟醉席上珍，众口皆碑邵万生”的美誉。特别是“邵万生”牌糟鸡，为精选一年以上的宫廷草鸡当天活杀，辅以天然佐料，以传统工艺制作，保证其香味独特浓郁，口味鲜美地道。

3.三阳南货店也是上海主要南货名店

三阳南货店创始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为宁波三北一唐姓商人所创，原位于上海旧县城西门之内，主要经营宁绍地区和浙江一带的土特产食品，同治九年（1870）迁至现址（南京东路630号），营业面积400平方米。经营山货、海味、糕类等，并以经营宁式糕类著称，经营的马蹄蛋糕、宁式茯苓糕、橘红糕等和时令节饼，蜚声四方。商店原是前店后工场格局，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特色产品上市，可概括为“春酥、夏糕、秋饼、冬糖”。并且还保留了传统的民族经营方式，是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主要南货店之一。《宁波帮大辞典》载：

（三阳南货店）名牌产品有麻枣、马蹄蛋糕、羊牌奶糕、松子牛皮糖等。春节有麻枣、雪枣；夏季有薄荷糕、水晶糕；冬令有豆酥糖、寸金糖；端午有蜂糕、乌馒头；中秋有油包和苔条月饼等。鸡蛋洋钱饼、三色麻酥糖、黑交切等产品亦颇具风味。此外还供应南北果品、腌腊食品等。^[27]

三阳南货店是上海南北货行业中久享盛誉的百年老店。现商店主营山珍海味、南北土特产、腌腊制品、糖奶烟酒等三千多种商品，是原国内贸易部首批命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上海市“名特商店”。

（四）叶受和茶食是苏州茶食店的翘楚

叶受和茶食糖果号为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三北鸣鹤场人叶鸿年开设在苏州观前街35号。左设茶食糕点柜，右设糖果柜，后设生产工场。据《宁波帮大辞典》载：

当时费金5000两纹银，另聘一同姓塾师为经理。据说叶鸿年最初动机是与另一家糖果号稻香村赌气开店，故以“和气待客”为店训。店堂陈设柜台用铜皮包裹，后以“丹凤”注册商标，努力做到品种齐全，质量上乘。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竞争激烈，又增资2000两，改聘同乡洪品基为经理，效益渐增。陈葆初（宝楚）为该店第三任经理，他在1929年将该店翻建成三层楼西式店面，并新建景德路53号店面。1934年又承租北局国货公司大厦铺面，成为第三家分店。1937年金立强任第四任经理，陈茂生任协理，两人同心协力，配合默契，营业久盛不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店招牌一度撤销，1986年才恢复旧名，至今仍为苏州名店。^[28]

《醇华馆饮食脞志》有一段关于叶受和的记载：

叶受和店主，本非商人，系浙籍富绅。一日，游玩至苏，在观前街玉楼春茶室品茗，因往间（隔）壁稻香村购糕饼数十文充饥。时苏店恶习，凡数主顾同时莅门，仅招待购货之多者，其零星小主顾，往往置之不理焉。叶某等候已久，物品尚未到手，未免怒于色而忿于言。店伙计谓叶曰：“君如要紧，除非自己开店，方可称心。”叶乃悻悻而出。时稻香村歇伙某，适在旁闻言，尾随叶某，谓之曰：“君如有意开店，亦属非难，余愿助君一臂之力。”叶某大喜，遂委该伙经理一切，而店业乃成。初年亏本颇巨，幸叶某家产甚丰，且系斗气性质，故屡经添本不少迟疑，十余年来，渐有起色，今已与稻香村齐名。

叶受和生产的糕点、炒货、野味、糖果，创业初期均属苏式。但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叶受和的第二任和第三任经理洪品基、陈葆初均为宁波人，他们把宁波糕点的特色融合进苏式糕点，使叶受和糕点苏式中夹有宁式，总体上仍以苏式为主。叶受和的名牌产品有：小方糕、云片糕、四色片糕（玫瑰、杏仁、松花、苔菜）、婴儿代乳糕等。20世纪30年代还有豆酥糖、芙蓉酥等。已成为当时苏州茶食业的翘楚。

（五）义生南货行是三北最大的南货店

义生南货行是三北地区著名的南货商行，位于三北重镇观城镇南门老街，是三北开设较早的南货店之一，据称至民国中期，义生南货行已历经二百余年。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蔡同德堂经理汤以尧、上海四大钱庄之一的福源钱庄协理朱葆卿等10余位观海卫人重组义生南货行，聘请张雪麟任义生南货行经理。张雪麟专注于三北茶食糕点的制作，并善于经营，很快便使濒临关闭的义生南货行发展成为三北茶食首屈一指的大商行。据已故三北文史专家余麟年撰文回忆：

重组后义生南货行店面按欧洲西洋风格建造。门前四根粗大的罗马大立柱，每根需三人才能合抱（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店面后进是糕点作坊，精制的茶食糕点用马口铁盒包装，标贴“它山古塔”彩色商标。义生南货行还是三北地区最早使用马口铁盒包装和彩色商标的南货行，其店面、规模、名声均比师桥沈永丰豆酥糖要大得多。义生南货行运用药膳结合原理，用茯苓、芡实、米仁、莲藕等配用早糯制作长寿糕，特为顾客所欢迎，还畅销沪杭各地。是当时三北地区规模最大、首屈一指的南货店。新中国成立后，义生南货行被改组为三联行。

（六）裕大南北货行是浙南最大的南货店

裕大南北货行位于温州，是三北商人高麟如、戎献琛、李韩英3人合伙所开，裕大南北货行曾是浙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南北货店，其股东兼首任经理为观城旗杆门头的戎献琛。

戎献琛又名戎菁翰，他在经商期间不忘读书，终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浙江乡试中第118名举人。据说当时乡试中举名册报给慈禧太后，慈禧无意中从右向左一拉名册，发现了“戎献琛”之名，顿时大悦，并破例命戎出任江西上饶主事。

温州裕大南北货行在《宁波帮大辞典》也有载：

温州裕大南北货行，1880年前后由旅瓯宁波商人高麟如、戎献琛、李韩英3人合伙开设，为温州规模最大的南北货行。主营南北时货，又兼营粮食、木材、瓷器、水果、明矾、茶叶、屏纸、山货等，甚至还办理汇兑和捐官鬻爵。财力雄厚，规模宏大，每年营业额达70—80万银两，进出口额占全市70%。在温州设有8个栈房。首任经理为戎献琛，其次为刘宗保、蔡茂熊、胡乾庆等人。职工人数最盛时达70余人。除本店营业人员外，该店又在天津、镇江、上海、宁波、汉口、营口、福建等地都有派驻人员。后为拓展茶叶外销业务，裕大行又创设了裕成茶栈，专制外销茶。聘请徽州技师前来指导，专门加工精制外销绿茶。其品种有珍眉、凤眉、针眉、虾目、元员珠、麻珠、贡熙等，分别装成锡罐，外加木箱、竹篾包装。经由温沪航线，以轮运至上海转销。该店业务繁盛，财力浩大，时人称“高戎李三分鼎足，端平泰五县驰名”。裕大行为了联络同业，还倡议同行“集福”（即同业聚会），每月在飞霞洞聚会两次，议定货价，并分配业务。^[29]

（七）孙春阳南货行是浙西著名的南货店

孙春阳南货行位于原严州城内，民国后废府并改制为建德梅城镇。严州地处浙西要冲，四省通衢，故万商云集，是浙西主要的商贸城市。

约于清咸丰年间，三北观海卫人孙景标来到严州，以经营小酒店起家，经过十年的努力，积攒了一笔钱，买下了南周庙斜对面46间房子，创办起了孙春阳南货行。

孙景标死后，由次子孙宝麟接管南货行，孙宝麟从小养成了勤劳俭朴和认真负责的好习惯。他在严州独当一面，把店越开越大。当时的“孙春阳”不但经营各类南北货，还有酒作坊、煎饼作坊、制烛坊、腌制坊，又兼营鲜咸货，并且还开拓业务，包销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和德美孚行的火油，每天门庭若市，成了店厂合一的大企业。其46间老栈房堆满各类商品，连家里二进三间二厢房加对面二进栈房加三间楼房也摆得插针无缝，其库存远远超过严州城所有南货店一倍以上。为当时浙西一带规模最大的南货店之一。据余麟年先生在《严州半城的孙家》一文中载：

孙春阳一年究竟有多少营业额，人们很难作正确估算，但根据搬运业一年记账，孙春阳的搬运费超过严州各行各业的总和，故被宁波帮人士称为“严半城”。抗战之前，孙春阳除了拥有大量存货物资外，银行里有长期存款60多万，可见其经济实力之雄厚。

孙家孙宝初（孙宝麟之兄）之子孙荣奎曾和儿子孙秉康又开设孙春阳毅记南货店，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公私合营。孙宝麟有子孙荣碌与孙荣堂，孙荣碌1943年任梅城商会会长，孙春阳南货行毁于抗战兵燹，他即筹资经营永泰官酱园，后任公私合营建德酒厂厂长。孙春阳南货行，被宁波商帮称‘严半城’（意思就是占严州城府一半），其规模巨大，资金之丰厚，声誉之卓越可见一斑。^[30]

（八）宏昌源南货店是宁波主要南货店之一

宏昌源号位于宁波江北中马路，是三北人创设的宁波主要南货店之一，店面建筑尚存，气势恢宏。黄定福所著的《宁波近代建筑研究》中提到“宏昌源号”，文章曰：

宏昌源号，位于宁波江北区中马路47号，坐西朝东，面阔三间，三层楼房，单坡式层项，正立面为早期西式混凝土装饰。立面最上端呈三角形，两边各有一组仿西式建筑中卷涡图案的折线，窗台上下各有一组较规则的几何图形，朝南端山墙角有一黑漆写的店名招牌及电话号码：“宏昌源号”“电话○九四七”“山北□□”。据调查，该建筑为慈溪（三北）人所开设的糕点加工厂，是典型的30年代前店后作坊式近代建筑，也是宁波目前遗存中少有的老商铺。^[31]

六、出版业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大批私营出版企业先后成立，三北文化商人在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有重要作用。

（一）创办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刊的出版机构

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是三北龙山西门外人张静庐与朋友沈松泉、卢芳共同合作创办的光华书局。《宁波帮志·文化卷》有载：

1925年，张静庐与沈松泉、卢芳创办了光华书局。张静庐任经理，沈松泉主管出版，卢芳负责营业，地址设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山东路口太和坊弄堂楼上的海员工报社内。初时没有店面，由几家书店寄售。1926年初顶下福州路上单间门面的光华堂药房。创办时仅凑了几十元作开办费，后来靠朋友捐助，有了一两千元资金。光华书局是旧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刊的出版机构，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组织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关系密切。在光华书局的几年间，据张静庐统计，出版的新文艺书籍有创造社同仁和“左联”作家的文集，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幼年时代》、《沫若小说戏曲集》、《自杀日记》（丁玲著），《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胡也频著），《小说论》（郁达夫著），《路》（茅盾著），《曼殊小说集》，《曼殊诗集》等。社会科学书籍有：《不平等条约研究》（张定灏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漆树芬著）、《进化和退化》（周建人译、鲁迅作引）等新书400余种。期刊主要有周全平主编的政治性半月刊《洪水》，叶灵凤、潘汉年主编的《幻洲》半月刊，叶圣陶（郢生）主编的《光明》半月刊，高长虹主编的《狂飙》周刊，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6期后改为《新地》月刊），叶灵凤主编的《戈壁》半月刊，李一氓主编的《巴尔底山》旬刊，周扬等主编的《文学月报》和徐懋庸主编的《新语林》半月刊等20余种。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月刊也由光华代理发行。光华书局还出版了《创造日汇刊》。创造社在1923年间，曾在上海《中华新报》主办过《创造日》副刊，出版了100期后停刊（编号有重复，实际主编101期）。这本《创造日汇刊》是根据《创造日》副刊编选的。在1926年3月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以前和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以后，光华书局为创造社出版了不少刊物和图书。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曾说：“（光华书局）那书店，可以说是作为创造社的托儿所的形式而存在的，这关系在后来创造社被封以后是尤其显著。”由于光华书局出版的书刊有将近40种被国民党查禁，经济上受到很大打击，营业收入每况愈下，因此无力偿还对印刷所和纸行的欠债，于1935年5月被法院查封。

《上海通志》也有载：

光华书局，1925年，沈松泉、张静庐、卢芳创办。局址福州路山东路口太和坊。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后兼出社会科学和实用性图书。共出版《洪水》《幻洲》《狂飙》《戈壁》《萌芽》《巴尔底山》《读书月刊》《新学生》《文学月报》等期刊20种。共出版200多种图书，有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幼年时代》《沫若小说戏曲集》，丁玲《自杀日记》，胡也频《三个不统一的人物》，郁达夫《小说论》，茅盾《路》，《高尔基文集》，柳亚子编《曼殊小说集》《曼殊诗集》，张定灏《不平等条约研究》，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周建人译《进化和退化》等创造社和“左联”作家文集、著述多种。近40种被当局查禁，造成经营不良，1935年5月因欠债被封。^[32]

（二）创办全国第一家专门发行儿童读物的机构

1930年2月由张一渠、石芝坤合资创办的儿童书局在上海浙江路同春坊开业，资本为3000元。次年迁至广东路西段，正式设立门市部，资金增至3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石芝坤任董事长，张一渠任经理。1933年增资为6万元。后又迁至福州路424号。1936年增资为15万元，潘公展任董事长，职工40余人。又设分店于北四川路，并先后在广州、汕头、汉口、长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局。“八一三”事变后，外地分局陆续结束，上海总店紧缩机构，出版销售被迫停止。1939年，其门市部一半租给中华图书文具公司，1944年，又与该公司合作，改组为儿童书局图书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黄仲明任董事长，张一渠任总经理，庞来青任经理，资金为中储券1000万元。1945年改名为儿童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潘公展复任董事长，资本为法币2000万元。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台北等处，业务逐渐恢复。1948年资本增为法币50亿元。儿童书局是出版儿童读物的专业出版机构，共出版儿童读物和教育书籍达1000种左右，其中丛书20余种，期刊6种。出版丛书有《晓庄丛书》《儿童科学丛书》《儿童学术丛书》《动物奇观丛书》《儿童故事丛书》《好朋友丛书》等。出版刊物有《生活教育》（陶行知主编）、《教师之友》（俞子夷主编）、《儿童故事月刊》、《儿童知识画报》等。还出版了陈鹤琴、俞子夷的著作，以及陶行知著的《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知行诗歌集》（4集）、《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陈伯吹主编的《伟人孙中山》，周作人著的《儿童文学小论》，丰子恺绘的《幼幼画集》，楼适夷译的《穷儿苦狗记》，章衣萍译的《苦儿努力记》（2册），董纯才译的《法布尔科学故事》等。出版陈鹤琴、梁士杰主编的一套小学教科书《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儿童活叶文选》《儿童书信范本》《儿童画册》《毛笔字练习帖》等辅助教学用书。1950年被军管，官僚资本被没收，职工至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华书店工作。

儿童书局是全国第一家专门发行儿童读物的出版机构，创办人张一渠（1895—1958），为姚北低塘逊马桥人，他早年肄业于浙江法政学堂，后回余姚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嗣后应聘从政，出任余姚县政府科长、县参议员等职。民国十七年（1928）到上海后，他集资创办儿童书局，由于出版物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内容适合儿童需要，获得上海教育界和学校教师的重视，业务发展顺利。他不断扩大规模和发行范围，先后在广州、汕头、汉口、长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经常为书局提供稿件。书局出版的各类儿童读物和教育书籍、期刊，畅销全国各地。抗战开始，运销中断，大量书刊停销，造成存书积压，资金困难。抗战胜利后，他重振儿童书局，逐渐恢复抗战前的业务。他自己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理事等。1949年，张一渠移居香港，接受同乡友人楼适夷劝说，终未去台湾，在港仍从事《儿童乐园》《儿童之友》等杂志的出版工作。1958年4月，张一渠在香港病逝，享年64岁。^[33]

（三）创办全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经销杂志的机构

1934年5月1日，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开业，“这是我国第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34]。在创办上海杂志公司时，张静庐决心要把上海杂志公司办成“杂志市场”，只要你进了上海杂志公司的门市部，便能看到全国各地出版的杂志，不管多么专门、冷门的杂志，别处没有的，“杂志市场”里都能买到。张静庐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树立上海杂志公司的声誉，真正做到“切实为读者服务”。

创办之初，为了抓好对外营销和宣传，张静庐一边采取“代订、代办、发行”为主，出版为副的方针；一边实行开架售书，把所有的新书新杂志都公开地摆放起来，竭诚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起初，出版界的同仁还以为他是由于添置不起贵重的玻璃窗、为了节省装修费才这样做的，但后来看到杂志公司里的读者都拥挤着、站着看书的热闹场景，均纷纷仿效，以至于相沿至今。

由于经营有方，上海杂志公司经营规模大步扩展，成为全国“名气最响，影响也最大的一家专门贩卖杂志的公司。”^[35]还先后在重庆、桂林、长沙、宜昌、广州、柳州、梧州、金华、温州和昆明等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在桂林设立了出版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杂志公司为配合抗日宣传，编辑出版了一批战时新书，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上海杂志公司还出版有鲁迅所主持、黄源主编的《译文》，孟心主编的《自修大学》，艾思奇、柳涅主编的《读书生活》，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等杂志。1936年起，张静庐把重心转移到出版上，从此以后，他成了出版商。出版了《高尔基选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青年丛书》等100多种图书，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上海通志》也有载“上海杂志公司”：

上海杂志公司，1934年5月，张静庐等创办于福州路324号。国内第一家专门发行经销杂志的机构。1936年起，设编辑部，张鸿志任经理，金则人任编辑部主任。经营本埠及外埠各类期刊，兼出版文艺性和社科性杂志《读书生活》《译文》《中流》《作家》《自修大学》《文学丛报》等。1935年后，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于伶《大明英烈传》、王任叔《学习与战斗》、叶灵凤《读书随笔》、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及《郁达夫游记》等。1937年秋，迁汉口，1945年返沪。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宣传抗战书刊100余种。1949年后，改上海杂志出版社，1954年加入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并入新文艺出版社”^[36]

（四）张静庐为出版界的领袖人物

张静庐，原名张继良，民国五年（1916）起用笔名“静庐”，从此以“张静庐”名世。他一生致力于出版事业，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较大贡献。

张静庐自1919年开始进入出版界，在其后的30年时间里，或参与其事，或实际主持，或亲自创办。亲自创办的书局、书店主要有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这些书局、书店，都是当时上海的主要出版机构，在《上海通志》中均有立条记载，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静庐也因此成为近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37]，是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界的领袖人物。

“张静庐不仅是一位出版家，还是一位出版史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张静庐就曾出版过《中国小说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中国的新闻记者》和《中国的新闻纸》（光华书局1928年版，1930年7月修订再版时，两书合在一起，改名为《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新闻学概要》《中国的通信社》（光华书局1930年版）、《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等一系列著作，他的自传是研究中国现代出版的珍贵史料。”^[38]张静庐还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缔、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出版业方面的重要史料。

张静庐在宁波帮中也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宁波帮核心人物虞洽卿的主要文字助手，还是宁波旅沪学会的主要领袖，长期担任宁波旅沪学会主席，据《申报》记载，五卅运动后，张静庐以宁波旅沪学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并发起了“五卅死难甬籍同乡追悼大会”。^[39]

新中国成立后，张静庐以在出版界的领袖地位，担任联营书店总经理、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处副主席，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历任计划处副处长、私营企业处处长、出版总署专员、中国近代史编辑组组长等职。也是新中国出版界的主要领导人物。新编《上海通志》人物栏中也有《张静庐传》。

（五）三北人创办和经营的其他出版机构

除光华书局、上海杂志公司等以外，三北人在上海创办和经营的其他主要出版机构还有广益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天马书店等。

广益书局，1900年由姚北人魏天生与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等合伙创办，初名广益书室，是近代较早创办的出版机构之一，主要出版科举考试用书和童蒙读物。1904年改名广益书局。邀魏炳荣担任经理，周菊亭为协理，聘胡寄尘（怀琛）、陆保璿为编辑主任，出版古籍、医卜和村塾用书。1917年受盘彪蒙书室。1925年与世界书局共同受盘广智书局。早期出版物中较有影响的有《天则百话》（日本加藤弘之著，吴建常译）、《神州光复志演义》（雪庵著）、《俗语典》（胡朴安、胡怀琛合编）等。其时，总店设于河南中路137号，支店设于福州路338号世界里。继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旧小说后，1934年广益书局以大达图书供应社名义，大量排印出版加标点的通俗小说，与新文化书社竞争。虽然书籍装帧简陋，以牛皮纸为封面，字体密密麻麻，无插图，错字又多，但因书价低廉，从三折到二折、一折半，销路极好。1937年周菊亭为经理。因受战事影响，营业额锐减。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600万元（中储币）。由魏炳荣任董事长，刘季康任总经理，有职员25名、学徒7名、杂役5名。仍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1947年参加“小五联”（广益书局、北新书店、大中国图书局、新亚书店、中联书局），担任一部分“国定本教科书”的印刷发行工作。该书局拥有石印印刷厂和铅印印刷厂，在北京、成都、广州、汉口、开封、长沙、沈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四联出版社等单位。

现代书局由三北龙山龙头场人洪雪帆创办，童银舫在所撰的《洪雪帆与现代书局》一文中说：“洪雪帆（1899－1934），我市龙山镇人。曾在虞洽卿创办的证券交易所任职，后在长江一带经营过煤炭业，当过宜昌税务局的科长。而他创办的现代书局，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洪雪帆这个名字，更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40]

《上海通志》载有“现代书局”：

1927年，洪雪帆创办，印行《现代小说》《南国月刊》《大众文艺》和《新流》4种杂志。后出版各类书籍，有郭沫若著《反正前后》《沫若诗集》《创造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蒋光慈《丽莎的哀怨》《菊芬》，郁达夫《履痕处处》《饶了她》，洪灵菲《流亡》《归家》，田汉《卡门》《田汉戏曲集》，洪深著《洪深戏曲集》、译《西线无战事》，张天翼《从空虚到充实》《大林和小林》等。1931年，被查封。1932年，张静庐联合书店并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现代》《现代儿童》等杂志和丁玲《夜会》、张天翼《蜜蜂》、老舍《猫城记》等著作。局址先在海宁路，后迁福州路。1935年停业。^[41]

现代书局曾是当年中国知名度较高的一家出版社，以出版新文艺和社会科学新书为主，张静庐曾于1927年和1931年两度与洪雪帆合作，据张静庐统计，到1934年先后共出版有郭沫若、田汉、蒋光慈、郁达夫、洪灵菲、张天翼、高语罕、华汉等知名作家著编的图书达500余种。还出版了叶灵凤、潘汉年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蒋光慈主编的《太阳月刊》《海燕周刊》《新流》月刊，钱杏邶主编的《拓荒者》，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等10余种刊物。这些书籍为现代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富的财富。

现代书局还曾邀请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每期发行量达一万四五千份，这在当时我国出版界是很少有的。出书的品种也随之增加，第一年的营业额由原来的法币6万余元骤增到13万余元；在几个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有重点地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络……（现代书局）业务大为发展，成为当时国内颇负盛名的一家文艺书店。”^[42]

1929年张静庐还独资在上海创办联合书店，这是国内较早的一家以出版社会科学书刊为主要业务的书店。筹办之初，他四处张罗稿件，写信托李一氓转给在日本的郭沫若，询问有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译稿，郭沫若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交给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上海联合书店开业后同时经营文艺书籍。营业状况还可以。经过多方努力，开业一年左右出版新书近30种，不料竟有17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经此劫难，联合书店难以维持下去。经洪雪帆一再恳请，张静庐重返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的全部资产，包括书籍的纸型都作价转让给了“现代”，张静庐要创办一家专门出版社会科学著作书店的计划，至此又中途夭折。^[43]

天马书店是余姚人楼炜春、韩振业等合作创办的，姚北周巷人郭静唐曾任天马书店主要负责人。据《上海通志》载：

天马书店，1932年，楼炜春、韩振业合办。韩振业、郭静唐、郭纪涛先后任经理，楼适夷、楼明山、尹庚等任编辑。以出版文艺书籍为主，有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的自选集及《知堂文集》《苦雨斋序跋文》《洪深戏曲论文集》《创作的经验》《苏联文学》《门外文谈》《天马丛书》等。店址初设老靶子路（今武进路）249号，后迁北江西路368号。1937年，迁武汉、广州，广州沦陷后停业。^[44]

天马书店1933年因编辑楼适夷被捕，主持日常工作的楼炜春离去，1935年经理韩振业去世，遂停业。1936年初后，由郭静唐接办。

郭静唐（1903—1952），幼名寅生，又名挹青，字琴堂，余姚周巷（今属慈溪）人。1917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浙师毕业后回姚任教。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仍以国民党员身份开展活动。1928年就读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西湖艺术专科学校，不久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部工作。1932年在上海开办天马书店，出版鲁迅、茅盾等人著作，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后，在余姚从事武装抗日活动，任战时政治工作队副队长，抗日自卫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主编《战斗》周刊，创办《浙东日报》。曾任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浙东参议会副议长、山东省税务局局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兼财经委副主任，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工矿厅副厅长等职。

七、酒酱业

（一）三北是近代酒酱业的重要发源地

长期以来，三北一带所产酱油、酱菜、米醋、腐乳等酒酱因产品质量超值，招徕远道顾客、商贩竞相采购。

这是因为三北一带是大豆、原盐、榨菜、黄酒等主要酱造原料的主产地，并且原料质量上乘，选购原料近便，且三北素有经营为商的传统，故而成为近代酱造业的重要发源地。

1．三北地区旧为浙江盐都，原盐产质量名列前茅

浙江是中国古代海盐的主要生产基地，旧以两浙盐区、两淮盐区、长芦盐区、河东盐区合称为全国四大盐场。在两浙盐区中，三北盐场为最主要的海盐生产区，被誉为“浙江盐都”。

浙江盐都始于宋代。宋代以来，由于钱塘江口门的向北移动致使杭州湾北岸逐年塌陷，浙西一些主要盐场产量萎缩，而三北半岛则由于淤涨，盐地増加，海盐产量持续攀升，根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所载的浙江主要七处盐场年产量列表可知，在宋代钱塘江口和杭州湾南岸各盐场中，三北地区的石堰、鸣鹤二场，产量占全部七场的64%。至清代中后期，随着三北半岛的北淤速度加快，石堰、鸣鹤两个盐场的实际作业区也不断向北推移，龙头盐场也于清宣统三年（1911）裁废，最后形成了庵东盐场（盐场名余姚场）。《浙江通史》有载：“（乾隆时期）钱塘江河口两岸盐场，特别是南岸盐场和温、台、宁沿海盐场不断发展，其中余姚盐场后来成为全省的盐场。”1938年，庵东盐场的盐板数量高达67万块，原盐年产量10万吨以上，占浙江省原盐总产量的40%。为当时全国四大盐场之一。

不仅在产量方面，在盐的质量方面，三北盐场所产的盐都是名列榜首。《宋史·食货志下四》载：“石堰以东近海水咸，故虽用竹盘面盐色尤白。”又有南宋嘉泰《会稽志》载：“北宋熙宁五年（1072）卢秉定两浙各场分数时，定石堰场为九分。”九分之盐已接近纯白，可见盐质之优。

2.三北大白蚕豆是国内主要名豆

三北大白蚕豆是浙江省五大名豆之一，也是全国著名的蚕豆良种，粒大质优，闻名中外，系明清以来对外出口的主要特产，曾获省优质农产品金奖。大白蚕豆俗称倭豆、大豆，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与大小麦、油菜等俗称春花，为酒酱业的主要原料之一。三北一带种大白蚕豆历史悠久，明成化《四明郡志》已有其种植历史记载。民国《余姚六仓志》也载：“海地产豆。东以白豆最富，荚实大；西产青豆，实较小。品以白豆为佳，多输出境。”由此可知，三北大白蚕豆很早以前就有出口。三北一带种植大白蚕豆的主要区域为原姚北地区，《慈溪县地名志》有载：

正宗的慈溪大白蚕豆产地为潮塘、坎墩、界牌诸乡。其所产较周围乡镇的豆粒更大，每百粒重120—130克。当地老人把这一带所产蚕豆叫“牛踏扁”。而观城以东或周巷以西，即或用同一种子，结实亦大为逊色。据浙江农科院测定，慈溪大白蚕豆蛋白质含量为29.5‰，粗脂肪为1.49‰。由于蛋白质含量高，鲜豆时，食之味如蛋黄，俗称蛋黄豆。蚕豆可加工成兰花豆、茴香豆与沙炒豆。还有一种人工发芽的芽豆，更是别有风味。^[45]

三北大白蚕豆种植规模在10万至20万亩，平均亩产250公斤，总产量达4万吨。

3.三北地区是全国有名的菜蔬之乡

除大白蚕豆外，三北一带还是国内有名的白蒜、大头菜、雪里蕻菜、榨菜等菜蔬之乡，这些都是酒酱业的主要原料。

姚北白蒜在国际市场上都有较高知名度。姚北白蒜的主要种植地在三北逍林一带，明代起开始有规模种植，向为出口名品。《慈溪县地名志》有载：

大蒜在我国已有三千年的栽培历史。三国时已有记载，其后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又由大宛引进一种蒜，因产自胡地，称胡蒜。在长期栽培中，几种蒜头大小接近，便统称为蒜。按蒜的表皮颜色可分为红蒜、白蒜二种。白蒜皮稍厚，瓣多，味较淡，辣而微甘，宜制糖醋蒜。慈溪素种白蒜，重点产区在逍林。所产之蒜个大色白，优质而高产，素为外销之紧俏商品。1954年前，逍林属余姚，故国际市场上仍称余姚白蒜。近年来仍是供不应求，年计划种植二万二千余亩，尚完不成外销任务。^[46]

三北大头菜在沪杭甬一带很有名声。清代已有规模种植。据《慈溪县地名志》记载：

清光绪时，慈溪已有种大头菜的历史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北大头菜在沪杭甬一带很有名声。如今沿海菜农多采用洋大头菜种，个头大，产量高，腌制、晒干后远销省内外。

湾头菜远销国内外。湾头菜又称雪里蕻菜，为浙东地区的传统特产。三北农家种植黄叶、黑叶、花叶、九头芥等多种品种，原姚北地区滨海的周巷、庵东一带土地肥沃，略带盐碱，最适宜种植雪里蕻菜，已有数百年的种植历史。雪里蕻菜常与豆麦间作，面积较广，总数在10万亩左右，《慈溪县地名志》载“因此慈溪北乡凡豆麦春花地都有雪菜间作，在加工后远销国内外”。

三北一带还是有名的榨菜之乡。三北榨菜种植的主要区域周巷等地，略带盐碱的土地极为适宜榨菜种植。由于土壤肥沃、雨水充沛，且生长期越冬经霜，所以姚北榨菜个头大、鲜嫩、口感爽脆。加上采用腌制工艺，加工成的榨菜具有鲜、香、脆、嫩的特点，味道鲜美，周巷一带现有榨菜种植面积超过6万亩，年产鲜头数亿斤。目前还已形成极具品牌和规模的加工基地，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4.三北还处于中国黄酒酿造的核心圈

黄酒是中国的民族特产，也称为米酒，属于酿造酒，在世界三大酿造酒（黄酒、葡萄酒和啤酒）中占有重要一席。黄酒酿酒技术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酿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模。中国黄酒的酿造中心为绍兴和宁波一带，绍兴黄酒、宁波老白酒为主要代表，并长期称雄于国内。而三北正处于宁绍核心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酿造基地，新编《慈溪县志》记载：“南宋初，现境东部地区（即三北东部）已设立鸣鹤坊、杜湖坊、灵绪坊、黄杨坊、凤浦坊、雁门坊等官方包税制私营酒坊七处。”三北一带依山凭海，临山湖泊众多，水质极优，平原广植稻米，为酿酒主要原料，历代以来，除官方在此广设官坊外，民间酿造业也极为发达。

（二）周巷是三北酒酿业的主要聚集地

周巷最早的酒酱园创建于清道光初年（约1821—1828年），是近代最早开设的知名酱园店之一。此后，酒酱园业在周巷及周边一带迅速扩展，使之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产业。

1.恒利酱园是近代最早的著名酱园店

恒利酱园又称恒利官酱园，始办于l821至1828年，创办人为周巷望族徐姓子弟徐君望，徐君望向当时官方请领到80口正缸缸照和烙牌，独资设酱园于周巷埋沟桥东石库门内，店面五开间，另置蒸房、榨间、匠工作间、栈房间及缸场、晒场等，占地7000多平方米，同时另置栈房、堆场、水池子塘后，占地约3000平方米。由于恒利官酱园位于豆、麦、原盐产地，选购原料近便，尤以管理得法，技术要求严格，因而所产酱油、黄酒、白酒、米醋、腐乳等产品质量远超其他地方，招徕远道顾客、商贩竞相采购。营业兴旺，销售面广达200平方公里。当时恒利官酱园具有“六大六多”条件：范围大，缸口多；营业大，职工多；纳税大，用盐多；资金大，人士多；声望大，存款多；势力大，戤背多。

徐君望又名徐浩，是三北较早的商帮名人，其传见载新编《慈溪县志》：

徐浩（约1793—1840），幼名书云，谱名君望，行三，人称徐三爷，清余姚周巷（今属慈溪）人。道光初，在周巷建造恒利酱园，恒利酱园是我慈溪最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成立时就从官方请领80口正缸缸照和烙牌，在慈溪市周巷镇埋沟桥东开设五间门面，生产经营占地1万多平方米。由于原料采购方便、技术把关严格、工艺相对先进、配方配料独特、企业管理得法，所产酱油、黄酒、白酒、米醋、腐乳等产品质量超群、风味独特，商贩慕名远道而来，产品覆盖200多平方公里，其优质瓶装酱油还远销京、沪、杭地区，腐乳年产量在100多吨。徐浩也一时成为周巷首富，是近代姚北最有影响的商人之一。徐浩还创办恒利油车，并在四塘下建盐库，经营盐业，是清代三北商帮的领先人物。他性慷慨，仗义疏财，曾得县令褒奖，记入县城亲民堂石碑。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女探在姚北沿海登岸，徐浩率义勇诱入岳庙港擒之。^[47]

光绪五年，徐氏分家，徐君望长子分得恒利油车，次子分得盐廒，三子勉夫分得恒利酱园。勉夫是秀才，不谙经营，委由老职员掌管园务，渐而营业衰落。勉夫长子翰章在宁波油行任事，次子夭折，由老二房慎斋过继，慎斋从仕，无意从商，三子也无能，四子亦夭绝，由五房之次子恩鸿过继，恩鸿尚幼，故决定由五子秉义（即伯瞻）料理园事。秉义虽有复振意愿，但无力筹措增加资金，商得房族同意，决定将恒利酱园盘租给人，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将二、三、四、五房分得之恒利酱园房屋、设备、场地、缸照、烙牌等全数以每年租金680元之数盘租给了余姚杨霞山（致和酱园经理）、黄少岩（南城孝廉）、张星枢（富商）等；大房翰章分得恒利酱园坐股0.5股投入了新组的恒利承记酱园。

恒利酱园改组为恒利承记酱园后，对原有职工略作调整，杨霞山选荐了处事持重的孙孝治为恒利承记酱园经理。经三年，恒利承记酱园充实了设备、资金，投入了再生产，因而账面上有亏无盈。不谙商业的股东黄少岩顾虑重重，遂收回资金退了股。杨霞山就另洽余姚朱、干两姓补了股，比原有资金增加了一倍。并向徐氏续订租约六年。为加强地方势力，洽聘徐伯瞻（百占）进酱园，任襄理，给高薪。由此，通过伯瞻的地方势力，园方每年可毫无顾忌地收进私盐，从而争得更多利润。

1930年，恒利创新生产“松鹤”牌瓶装优质酱油，远销京、沪、杭。这时周巷还有一家和美丰循记酱园获得了1915年巴拿马万国赛会奖牌，恒利长期以来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两家酱园激烈竞争，持续达20年左右。此一时期，周巷酱园业的兴旺情况盛极浙东。和美丰循记酱园重在外销高级产品，恒利承记酱园重在内销群众性产品，故恒利承记酱园营业情况和声望与日俱增。光景大好。

抗日战争后，1948年，恒利承记酱园洽徐尔淦接股入园，以加强园务管理和筹划力量。当时恒利承记酱园认股的有张綎达、张启垂、张时英、朱湘生、朱鄂生、朱饴生、朱公瑾、朱公垂、朱公束、朱小年、干思乾、干思思、杨霁亮、徐尔淦等，共14股。新中国成立后，恒利承记酱园被公私合营。

2.和美丰循记酱园曾获巴拿马万国赛会奖牌

和美丰循记酱园创设于民国三年（1914），为姚北巨商陈春澜之侄陈秋生出资创办，聘请原恒利酱园经营人员邹大成为经理，于同年盘取周巷周和美酱园，择址周巷吴家路开设。和美丰循记酱园总资本为10万元，称得上是国内最大的酱园店之一。

由于经理邹大成曾被杨霞山等在恒利酱园改组遴选时所弃，故其任经理后极力自振，该店经营资本之大、规模之盛远超恒利酱园，并在经营管理上也大有创新。一是创产以“麟吐玉书”为商标的改良酱油和定名“维新”的豆腐乳，“麟吐玉书”改良酱油曾参加1915年巴拿马万国赛会和西湖博览会，先后获农商部颁给的奖状、奖碑。二是提高产品档次，注重外销，和美丰循记酱园先后在余姚、上海、宁波、广东等地遍设分店，成为国内酒酱业著名品牌。

和美丰循记酱园，虽资金实足，分店营业不差，但由于总经理邹大成好高骛远，扎根不实，且后期沉于酒色，终于疏漏多而致亏蚀不少。最终于1937年宣告闭歇。

3.周巷酒酱业在国内外的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前，周巷一带主要的酱园还有慎泰、慎记、恒泰、慎源等，当时，周巷一带酱园规模都较大，投资都在万元以上乃至十多万元，且在国内各主要城市开设分号，是近代酱造业的主要聚集地。

戴尧宏先生在《周巷老字号》文中提到，周巷酱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和美丰首创的瓶装改良酱油，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并在上海、杭州、广州、汉口、宁波设立分店，注册商标叫‘麟吐玉书’，一时誉满浙东。恒利酱园所产母油，放一匙入碗，复碗不下滴，质量上乘，鲜美可口，故使恒利酱园誉满上海滩。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出售酱油的店铺，门前都贴有出售恒利酱油的红纸条，招揽生意”。

4.周巷一带的其他酱园

慎记酱园，为民国十七年（1928）开设，为恒利承记酱园原经理孙孝治之子孙子刚所创，孙子刚原为恒利承记酱园学徒，1928年，孙子刚已熟谙酱业情况，深知自营其业，利可三倍，因就毅然辞离恒利而独资另创慎记酱园于周巷曲路头村。慎记酱园初有正缸数仅20口，后添至80口额定缸数。因当时慎记酱园址处曲路头村，有进私盐之弊，故不久迁酱园址到平王镇。慎记酱园因为从恒利承记酱园所出，故产品与恒利基本相同，开设初期，因人员精简，质量上乘，生意极为火红。1932年委吴仲采为经理，改组为慎泰恒记酱园。不久，设分园于吴家路大桥头。后余姚股东张启钊再添资3000元，聘孙子刚之子孙椿田为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恒利酱油厂。

桢和酱园，位于周巷东侧天元东街，创建于清光绪年间。为恒利承记酱园老板余姚致和酱园经理杨霞山创设，桢和酱园选址于潭河桥东首，建了坐北朝南的两进街房，聘请陈宗祺为经理，史久山为协理。为了打开产品销路，占领县内外销售市场，桢和酱园在各地开设了分支机构，先在天元西街猪行弄口，开设了贞号酱园，后又在逍路头分设了森号酱园，从此彼此有了联系，相互协作支持，业务十分兴旺。

桢和酱园除园后工场造酱酿酒外，又在美盛桥东堍，建了许多间房屋作酿酒等生产栈房，聘毛培康、陈载梓经理其事，招雇技工和职员十余人。经营范围：生产伏酱、冬乳腐。收购大量红粮，酿造高粱白酒，及秋酿冬酿，酿造品种齐全，以黄酒著称，名扬遐迩，年产八百缸又奇，在姚北酱园业中可算较有声望的一家。

周巷一带旧时酒酱店有数十家之多，由于年代日久，资源缺失，故不能一一记录。

（三）三北其他著名酒酱号

1.商帮领袖虞洽卿参与创办的万顺酱园

万顺酱园位于原镇北龙山山下村新昌隆老街东侧，新中国成立前在三北一带颇有名气，久盛不衰。据记载，万顺酱园初创于19世纪80年代，由新中国成立前位列山下村“四大家”之一的富商虞守旺首创，民国时期全国商界领袖虞洽卿及富商虞善卿、虞兆田、朱卿钰等当地知名人士先后出资入股。先聘姚阿珍（镇海人）为阿大经理，到1910年，由万隆分店职工朱祖成擢升继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万顺酱园初有师傅、学徒、跑街20多人；有房屋19间，其中工场10间，账房、寝室4间，总店铺面1间，其他用屋4间，主产酱油，产量稳定，一般日产2缸，年产约180吨，兼产各种酱菜、红白腐乳、酒醋等，这些均视季节和市场行情变化灵活掌握。销售酱品的店铺除了山下总店外，还先后在镇北、慈北各地开办了6爿分店：设在东埠头的名为万顺恒号，设在沈师桥东桥头、高店跟的分别名为万顺丰号和万顺源号，设在范市的名为万顺隆号，龙山西门外的名为万顺新号，镇海蟹浦的名为万顺宝大号。

三北轮埠码头建成后，万顺生产的各种酱菜、腐乳、酒醋等产品销往沪浙各地，成为沪上名品之一。抗战前夕，有员工30余人、分店6处，经营业务达到顶峰。新中国成立后酱园改为公私合营，先后定名为龙山酿造厂、龙山酱品厂、公立龙山酱厂等。

据慈溪市博物馆资料介绍，万顺酱园遗址，现存有朝南三合院一幢，其外围尚有仓库间、烟囱间等周边厂房设施等。主体部分为三合院式老建筑，由五开间高平屋带东西厢房各二间平房组成，为原酱园的老厂房、作坊间。主体建筑北侧和西侧均有老酿造作坊、储藏间。三合院前面有背新昌隆街的老仓库一排，为平房现有十间。院西有朝东平房一排，现存五间，为原员工宿舍；其北为新中国成立后所造烟囱间，有三根方形分节式烟囱。酱园还保存有民国二年（1913）两浙盐运使司颁发的“官酱园”许可证木牌。

2.上海烟叶巨头陈承绪创办的致增和酱园

致增和酱园建于民国初年，位于三北掌起陈家老街与同泰弄转角处。致增和酱园主要由上海烟叶业巨头、鼎记烟叶行少东家陈承绪出资开办，有楼房前后两进，连库房共有二十余间。鼎盛时有工人几十人，酒缸一百多只。

致增和酱园为自产自销式的手工作坊，主要生产致增和牌酱油、米醋，也生产老酒。产品主要销往观海卫、沈师桥、东埠头、古窑浦等周边乡镇。由于该酱园生产的产品质量好而远近闻名，时有余姚、镇海以及山南等地的客商前来要货。致增和酱园也安排人员专门送货。致增和酱园的经营方式也是前店面后工场。酱园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临街一侧，开设店面，用于原料收购，来客接洽，产品批、售。东首紧邻陈家漕头，便于原料、产品进出装运。酱园在管理方面，实行专人阿大负责制，对工人实行月工资制，一般工人（伙计）月薪旧币20—30元（按当时粮价折早谷300—400斤左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美定等人曾执掌酱园阿大，致增和酱园产品开始走向上海，当时上海许多由三北人所开的酒酱店都喜欢代销致增和产品，致增和酱园在上海也有广泛影响，也促进了三北酒酱业的品牌推广。

3.上海著名地产商叶启宇创办的大裕酒酱店

叶启宇是三北鸣鹤场人，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商人，曾任英商业广地产公司买办，中国三兴烟草公司董事长。叶启宇十几岁时就告别了故乡，经人介绍到一家洋行学生意。这家洋行就是英国人开的业广地产公司。由于叶启宇的乖巧玲珑、善于钻营，没几年就升为业广公司的买办。此时的叶启宇已今非昔比，手头已积聚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他不甘心长期受洋人的摆布，开始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业广地产公司所造的街面房子，大都在转角或中部造有与众不同的石库门，围墙高大结实，两扇黑漆大门宏伟坚实。叶启宇利用手中的权力，购下一部分石库门房子，在此开设油酱南货店。凡是客户向业广地产公司购买或租赁房子，首先必须保证不开设油酱南货店，否则叶启宇就不予同意。

叶启宇油酱南货店开设在大昌南货店之后。1911年叶启宇在上海创办叶大昌南货店，由于生意兴隆，不久叶启宇就在上海开设了十数家油酱店，为市民供应油盐酱醋，也顺便推销叶大昌生产的糕点，扩大了经营网点。叶启宇后又在上海、苏州等地开设大裕酒作坊和大德酿造厂，从生产到销售，从批发到零售，形成一条龙，独家经营，可以说是托拉斯经营方式的雏形。^[48]

叶启宇乡人均称他为“启宇老板”，民国九年（1920）他在家乡独资创办雪航医院，聘请日本留学的嘉兴籍西医师龚宝键任院长主治医师，这是三北境内最早设立的西医院，1934年，鸣鹤沙滩桥年久失修，叶启宇独资重建沙滩桥，易名雪航桥，以纪念其父。

4.宁波实业界巨头徐蕙生创办的长泰兴酒酱园

长泰兴酒酱园位于三北东山头老街，向西面对油车江。酒酱园创设于民国初年，为民国初期东山头旅日怡生洋行买办徐蕙生所开设。

长泰兴酒酱园为一座清末民初时期所建的店铺，临街三开间，朝南阔五间，建筑精美，二楼阳台上还有木栅护栏，颇有古意，旁为水泥砌青砖墙，也有点洋气，可谓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

徐蕙生后来成为宁波著名富商，其所创办的宁波正大火柴厂为近代浙江主要工业企业。

长泰兴酒酱园以生产黄酒、酱油等产品为主，产品曾由吴锦堂推荐远销日本等地，是原慈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酒酱园之一。

（四）三北酒酱业在全国

1.三北酒酱业在上海

酱园业是个历史悠久的行业。据记载，清道光二十年（1840）上海酱园只有江万兴等六七家，大都集中在上海老县城周围，旁及南汇、川沙。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市场日趋繁荣，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周边地区浙江宁波、海盐，江苏太仓等地一些酱园业的有识之士看准机遇，入驻上海滩，发展了上海的酱园业。

据同业公会资料，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酱园业会员有：小东门冯万通、外郎家桥万祥、万聚码头万聚、旧校场老万源、薛家浜万春、老西门万和、九亩地张鼎新、太平桥老聚康、南阳桥新万豫、八仙桥乾康、磨坊街万隆、东新桥万顺、老闸桥万升、石路张崇新、泥城桥万康宏、天后宫桥元和、北站朱和康、里虹桥万大、酱园弄张振新、新闸桥徐松盛、徐家汇益大丰、小沙渡何寿康、曹家渡鼎顺、梵皇渡万新生、高桥公万润、吴淞万盛、江湾元豫盛、烂泥渡陈公松盛共28户，连同各园分店在内共85户。

上述28户可以说是抗战前上海规模最大及最著名的酱园，其中老聚康、朱和康、元和、乾康、何寿康等都是三北人创设。

老聚康酱园和朱和康酱园的创设人是镇北龙山所人朱锦康，又名卿钰，就是民国时期三北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镇北地区很有名望的爱国士绅朱祖燮的父亲。

朱锦康是民国初期上海酱园业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与虞洽卿是同乡且关系密切，他还在上海汉璧礼路开设有聚康酱园，也是当时上海著名酱园店，他本人还曾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终身会董及三北旅沪同乡会会董等，并且也是虞洽卿的得力助手。

朱和康酱园位于闸北，是闸北一带最早创设的酱园之一。

《闸北区志第十二编·商业篇》有载：“境内近代粮食商业，起源于租界地区，清同治四年（1865），今天潼路794号开设新合盛米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商创设美昌机器碾米厂，清宣统三年（1911），开设元和、朱和康酱园。至清末，租界地区已有粮油商店33家。”

由此可知,朱和康酱园创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与朱和康酱园同时在闸北创设的元和酱园也是三北人开设的。据《宁波帮大辞典》1928年“宁波旅沪同乡会”的资料记载，元和酱园位于北河南路，老板是镇北人华全生，华全生还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终身会董。由于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终身会董的基本都是在沪较有成就的商人，可知元和酱园的规模也较大。

何寿康酱园是姚北人何丹书创建的，也创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普陀区志》“大事记”有载：宣统三年（1911）五月，何寿康酱园在小沙渡路1419号建成投产。为当时沪西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酱园，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

《宁波帮大辞典》中也有何寿康酱园老板的信息。何寿康酱园业主代表为何联第，余姚人，上海总商会会员。何联第是何丹书的孙子，其父早卒，留下何联第和姐姐，由何丹书抚养长大。何丹书生于1841年，年轻时从家乡余姚回龙来到上海闯荡，早年进洋行学生意。因为人聪颖，后来当上德国瑞生洋行买办，在瑞生洋行期间捐有三品候补知府衔。在中法战争期间，可能为清政府采办军火枪械。1906年何丹书与王子展、沈仲礼、苏宝森、顾永铨一起，进入美国人福开森办的《新闻报》董事会，任华人董事。何联第从何丹书继承的两笔主要遗产，一是《新闻报》股份，一是何寿康酱园。说起何寿康酱园，还有一段趣闻，当年何丹书与郑姓商人合股开办了乾康酱园，他举荐了一个熟人进去做事，后来有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说他举荐的人怎么不好，他大为不悦，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爿酱园么！我再开一家给你看。”因此在1911年他开办了独资的何寿康酱园。而乾康酱园的股份，分家后由何联第继承。

以何联第作为上海总商会会员，可知何寿康酱园和乾康酱园在上海滩也应该是有较大影响的大酱园店。

2.三北酒酱业在扬州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上海县城供应酱菜的历史也很早，大都由酱酒业兼营。上海开埠后，酱菜业也挤入上海，遂形成不同帮别，以扬镇帮为主，开设作坊，批零兼营。代表性的有恒顺酱醋厂、何公盛酱园等。

而据《上海蔬菜商业志》记载，民国初年，上海酱菜业获得很大发展，扬州酱业商人蜂拥而入，领头的也就是何公盛酱园。

何公盛酱园虽在扬州，却是姚北何姓创设的。据民国《江都县续志》载：“糟酱业，以酱为主，兼售酒醋，郡城最大者，为何公盛、四美二家。”何公盛酱园创办于清嘉庆元年（1796），地址在扬州埂子大街西，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有常年雇工十六七名，主要生产酱油、酱菜、食醋、麻油和白酒等，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在大江南北称雄一时，是当时国内最主要的酱园之一。宣统二年（1910），何公盛的酱油与酱菜，还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了奖。在当年何公盛的商标上，最上面的一行字是“扬州何公盛正记酱园”，左边写着“南洋劝业会奖章”，右边写着“江苏物产会奖章”。

何公盛酱园的创始人是何丹书的上代。清末民初之际，何丹书将扬州何公盛酱园分店还开到了上海。由此他也成为上海主要酱园商人。

3.三北酒酱业在杭州

杭州是江南主要城市，在民国初期，当时的杭州市有酱园总计26家，分别是：惟和、广义、鸿吉祥、乾发、恒泰、元泰、大同、章全茂、永昌、穗仁杭、同福、鼎兴、章元茂、正兴复、德隆兴、恒泰祥、永昌祥（兼乳坊）、新德和、老德昌（兼南货栈）、万丰、老恒泰、元和、华源、公和祥、万年永，均由两浙盐运司入册领照，称为官酱园。其中广义官酱园是杭州市创设最早的酱园店之一。

广义官酱园为桥头三管吴氏与上虞邵家、桥头马岙沈家合股开设，以吴家占股10股之4.7股为最大，故又称为吴广义官酱园。广义官酱园创设于清嘉庆年间，地址设在武林门外清朝寺东牌楼（今米市巷），门面三间，占地3000平方米左右，有房子100多间，酱缸2000口，主要生产酱油、麻油、白酒等。

广义官酱园全盛之际是在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年之际，时三管吴氏后裔吴锡年（1876—1948）任老板，他是晚清秀才，有一定学识和见解，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外，并注重质量，突出品牌，精选优质黄豆和三年陈盐及上等面粉做原料，经过浸、沥、制、拌、晒、堆、翻、搅、座、油、配、榨等十几道工序，并进行长达八个月的天然晒酿，露水滋润，使其色、香、味融为一体，酱酿香味浓郁，食后回味无穷。故业务蒸蒸日上，使广义官酱园成为在晚清与惟和官酱园、怡和官酱园并称的杭州三大官酱园之一。

4.三北酒酱业在天津

在天津也有三北人开设的酱园。

据龙山西门外《崇厚堂郑氏家史》资料记载，上海裕和洋行买办、三北旅沪著名商人郑汉彪（曾与虞洽卿一起在上海合作投资过房地产项目）的四女婿、三北范市人范永福，曾在天津劝业场山东路开办有老聚康酱园。

范永福的内侄郑康铭（80多岁，在上海）回忆说，老聚康酱园位于天津闹市区商业中心，门面五开间，是天津规模较大、最主要的酱园店之一。

老聚康酱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有房九十余间，五开间店堂右酱左米（右称湿柜，左称干柜），湿柜三眼大油缸在前，曲尺柜台上摆满各式酱菜，柜台到底竖起青龙照牌，黑底金字“官酱园”，以示其合法经营，货真价实。后园排满数百只大酱缸，里面都是成品。老聚康酱园为保证口味纯正，其售卖环节要求严格，酱菜要存放在酱缸内，售卖多少出缸多少，从出缸到顾客手中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由于在天津的宁波帮人士较多，老聚康酱园自清末开张以来，既保持了自己南方酱园的优良传统，又逐步吸收北方风味特长，形成自己独有的生产工艺和产品系列，种类繁多、货真价实，深受人们喜爱，因此业务非常好。发展最盛时有店员20多人，是天津主要酱园店之一。范永福的妻兄郑云洲民国时期曾在北京中国农业银行任襄理，后曾任老聚康酱园总经理。

5.三北酒酱业在台州

三北龙山人朱卿康，在台州海门也开设同康酱园，因以制酒为主，又称同康酱园酒厂。据台州相关史料记载，同康酱园始创于1914年，原名为同康酱园酒厂。建厂第二年，就获得了“官酱园”匾额。1917年，“同康”生产卫生酱油、卫生食醋、黄酒、高粱烧酒。继而，又配制五加皮酒、杞菊桂圆酒等，名噪东南沿海，还远销南洋各地。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海门酿造业以“同康”为基础，合并了陶元康、新鼎和、周万顺等酒厂，并改名为公私合营海门同康酿造厂。1966年改组为地方国营海门酒厂，重振同康酿造业。1979年改为浙江海门啤酒厂，下设黄酒分厂、酱醋分厂。2001年成立台州市同康酒厂，2006年改制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台州市同康酒业有限公司。

朱卿康是近代著名酒酱商人，早年在上海经营黄酒酱业，设有朱和康、老聚康、元康等厂，又在宁波龙山设有万盛酱回园，江苏松江开设酿酒厂，人称酒酱之家，在同行业颇有盛誉。朱卿康闻之海门经济繁荣，又系鱼盐之乡，遂于1914年约亲朋数人筹银3万元，派遣邵可桢来海门创办同康酱园酒厂。酱园酒厂初设东门阮家，因离河边稍远，后迁到西门江城河边（即现永泰街）。1922年，同康酒厂已具有8个总分支机构，成为台州及整个浙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酱园。

6.三北酒酱业在舟山

舟山最著名的酒酱号“裕大官酱园”也是三北慈溪人创设的。

清道光元年（1821），三北慈溪的制酱师傅卢裕德、卢裕仁两兄弟迁来舟山定居，并每日制作少量酱油，肩挑担子在街头巷尾叫卖。由于他们的酿造技术精湛，酿造的酱油质纯味鲜，颇受当地居民欢迎，销路日广。几年后，在定海城内南街开设酱坊，取名 “源大”，除酿造销售酱油外，还兼营南北货。传至第二代卢安之时，卢安之继承了父辈的优秀酿造技术，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加上他头脑灵活，善于管理，作坊生意更加红火。随着经营扩展，原有场地不敷，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卢安之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在定海城关福定路49号（今道头横街）另设酱坊，并向清政府两浙盐运司入册领照，正式定名为“裕大官酱园”，并将酱油酿造和销售的重点移到道头，因为那里临近海埠，进出货比较便利，城内“源大”作为一个分支销售机构。

“裕大官酱园”刚挂牌之初，其酿造的酱油取名为“六四油”。因其在酿造中以“选料考究、制作精细”为本。因而其质量优于当时定海恒丰、泉大、同寿泰、恒和等其他酱坊的产品，很受人们喜爱。民国十二年（1923）《定海县志》有载：“用豆制豉，灌卤作酱，取其油，有伏油、秋油之别，市上称佳者为六四油，当时物价低贱，是油每斤六十四钱，故名，今几三倍之矣，运销宁波推为上品。”

1930年，裕大官酱园生产的“洛泗座油”还荣获“西湖国际博览会”奖章和奖状。民国时期，裕大官酱园声誉日盛，其所需资金也相应增加，于是经营便开始吸收他人投资，由个人手工作坊演变为合伙经营的店坊。其间，年代变迁，股东多次易人，但生产一直落后，完全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生产上油房、腐乳房、水作间、烤坛间、碾米间、磨坊间维持着长达百年的手工业作坊生产体系。在销售机构方面，除前店后场自销外，在城内有“源大”分栈，在定海道头环江路设第一分销处，福定路设第二分销处，1939年起在上海九江路537号设有上海分销处。各分销处中以上海分销处业务量最大，当时大致有全厂产量三分之一的“洛泗座油”运销于上海。 1946年起“洛泗座油”开始运销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声名远扬。

新中国成立后，撤销了城内“源大”分栈，1955年11月17日，定海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公私合营舟山裕大造酱厂。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得出，三北一带为近代酒酱业的主要发源地，而姚北、镇北则为三北酱园业的发源中心，据新编《余姚市志》载：“（清末民国时期）当时余姚酱园被誉为‘两浙之冠’。”^[49]。这里所称的余姚酱园实指的是以周巷为中心的姚北酱园业。而在镇北一带，则有大量的商人外出从事酱园业，从业人数在宁波帮中位居前列。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在外从事酱园业的镇北人在1000人左右，其中自己开店当老板的达200户以上，主要的集聚地在上海及周围。

八、肉庄业

肉庄业也是三北商帮在上海所经营的一个重要产业。

（一）三北人是上海肉店主要经营群体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

鲜肉业是经营鲜肉和熟肉的零售商业，是猪商业中形成最早的行业。上海在宋代，由集市向镇治发展期间已有肉店。肉店直接向来沪的农民畜户或猪贩买进活猪，在店内宰后出售。有了猪行以后，肉店逐渐改向猪行买猪自宰，或委托屠户、宰作去猪栈选购代宰。鲜肉业的销量，据猪业同业公会提供的《上海猪肉销售情况历史资料》记载：抗日战争以前，年销猪肉约80—100万头，当时上海约300万人，是鲜肉业发展的全盛时期。又据《猪商业鲜肉零售店历史业务情况》一文称：民国二十五年（1936）全市有肉店1000家，肉摊1100户。^[50]

1936年之前的肉店和肉摊大部分是三北商人投资或经营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帮已在上海设肉业同业组织“诚仁堂”，是上海最主要的肉业同业会馆。宁波帮中经营肉业的，主要是三北商人。据1926年5月13日上海《申报》“三北各同乡会筹备自建会所” 报道载：

吾三北同乡之旅沪者以卷烟业、肉业、南货业等占大多数，总计不下数万余人。以数万余同乡组织之本会，迄今尚无自建会所，实为吾三北同乡之缺点。鄙人有见及此，主张立即组织筹备员会，进行筹款兴建会所，以储基础，将来应办各项事宜，均须按次进行云云。经济会董陈才宝报告账略毕。会员杨维友起谓，虞会长主张筹建会所，鄙人极端赞成……

上文所载的虞会长即三北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虞洽卿认为三北同乡旅沪者以卷烟业、肉业、南货业等占大多数，此时三北旅沪同乡会已成立，因此有必要再建公所，以便更好地服务乡人。经济会董陈才宝为上海卷烟业重要人物，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委员、执行委员（1928年排名第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要负责人。而杨维友则为上海肉店业重要人物，时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赞助会员、上海著名肉店陆稿荐肉庄老板。

“陆稿荐”是清代苏州著名老字号，初创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是一家普通的肉铺。店主陆某将店设在苏州东中市崇真宫桥旁，专营生、熟肉。相传某年四月十四日“轧神仙”前夕，有个衣衫褴褛、背一条破草荐、手捧两只叠在一起的旧陶钵的乞丐，走进肉店求宿。陆老板见其可怜，遂发善心允他在灶门空地上蜷宿一宵。那乞丐把草荐铺在地上，两只陶钵合叠当枕，呼呼入睡。次日清晨那乞丐不辞而别。等到烧火伙计烧肉时发现灶前有条破草荐，于是随手撕碎往灶膛一塞付之一炬。不料一阵异香散发开来，于是陆老板连忙把未曾烧掉的破草荐留下来，每天抽出一根放在灶内，烧出来的肉异香扑鼻，附近中市街、下塘一带都能闻到阵阵肉香。一传十、十传百，顿时生意兴隆。陆老板灵机一动，干脆将肉店的牌号改名为“陆稿荐”，还将吕纯阳化身乞丐借宿留草荐的事大肆渲染。从此，这家陆稿荐肉店声名大振。于是此后，人们新开肉庄，都以“陆稿荐”为名。

上海陆稿荐肉庄由三北慈溪人杨维友于清末在八仙路开设，是上海规模最大的肉店之一，有店员20多人，并在派克路等地设有分店。杨维友曾任三北旅沪同乡会总务会董，是三北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的重要助手。

（二）三北人长期出任上海肉店业同业公会主要负责人

除杨维友之外，三北肉店商人在上海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张宝坤。张宝坤是三北龙头场人，宁波旅沪同乡会终身会董、三北同乡会总务会董，1901年在上海吴淞路开设张庆丰肉庄，有连锁分号6家，店员30多人，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肉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宝坤长期担任上海肉店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是上海肉店业的领军人物。

继张宝坤之后成为上海肉业领袖的是三北人黄叶新。

黄叶新是镇北田央黄筋竹岙村人，在上海创办有万隆、老万隆鲜肉号等3家鲜肉铺，一家老店开在南市，一家新店开在老店对门，另一家新店开在法租界，以法租界的万隆鲜肉号生意最为兴隆。黄叶新曾任宁波帮肉业公所诚仁堂董事、上海城庙内外宰牲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是虞洽卿，具体操办人为黄叶新）、上海县屠宰税务局主任等，30年代后，任鲜肉业同业公会主席、江苏全省肉业联合会会长、屠宰改良经费管理委员会主席，等等。

据黄叶新之子黄克定在一篇回忆文中所写：“父亲在肉业的公事之中，以承包全（上海）县的屠宰税所得的利益最大，所以争夺的也最厉害。据我所记得的，大概有过三次激烈的争夺战。第一次与同业者斗争，第二次在北伐之后与上海市长张群的亲戚某公斗争，第三次与上海市政府斗争。以我父亲为首的一帮，他们的战略战术部署是这样的。一方面领导肉商进行罢市，向店东则号召他们为长远利益打算，忍痛罢市数天，而以后经常所征收的税款数额却可以减低若干（事实上的确是减低的）；对店员群众则事情更好办了，罢市可以不做工作，如果到‘公所’里去玩玩或者干些小差事，便一天三餐请你上馆子大吃大喝。而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由我父亲去挽虞洽卿，前一时期向上海县知事，北伐以后向上海市长，由他去调停和解，这样往往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就是说利益归到我父亲他们几个人那边了。我记得父亲也曾领导过同业为反对上海市卫生局的苛捐杂税而进行罢市斗争，结果好像也是折中办理，和解了事。因了上面这些事，遂使我父亲在上海的鲜肉业中处于‘领袖’的地位。”

李维奎也是三北在上海肉店业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李维奎，龙山镇西门外李家人。自幼丧父母，由祖母抚养成人。12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先在上海南市九亩地大境路肉店做学徒，三年学徒，三年帮师，后两年在多家肉店做伙计。后从摆地摊开始，借印子钱开店，1933年在上海梧州路菜场附近开一家老鼎兴肉店，几年经营，稍有积蓄，在乡置房、成家。1939年将虹口天潼路老字号老裕记肉庄盘下。在上海牲畜市场直接采购生猪，先后在虹口三角地菜场和租界四马路菜场处建立批发摊位，成立了老裕记猪行，虹口老裕记肉庄作为门市部，零售白肉，规模逐渐扩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裕记猪行开始向生猪产地苏北、山东、安徽等地组织坐庄，直接采购生猪，组织水陆联运，在上海吴淞设立生猪货栈，在沙泾路、陆家浜等宰牲场进行宰杀，到四马路菜场批发所进行批发，亦兼帮苏北等地猪商客户代理在沪一切批发业务，收取佣金，鼎盛时期每天有几百只白肉批发和十来只白肉门市零售业务。新中国成立前，老裕记猪行在同行业界已成为诚信经营、信誉良好、实力雄厚、有较好口碑的猪肉业领袖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为响应政府号召，李维奎带头组织12家有实力的批发商猪行，成立上海首家猪商业批发联营组织——上海猪业商业第二联营部，被推为经理。带领全行业积极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

李维奎曾任上海市白肉业同业公会（白肉零售业）、猪商业同业公会（批发、宰牲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职。1950年被推选为猪商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此时白肉业、猪商业已合并）。1950年上海市猪商业公会与上海市火腿腌腊业同业公会合并为上海市猪商业同业公会，仍被选为主任委员。1951年2月，在上海市第一届工商界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56年4月，在召开的上海市第二届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直至1977年病故。

【注释】

[1]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3]钱楚栋、吴石经《杭州老字号·宓大昌烟店》，第97—103页。

[4]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5]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9页。

[6]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7]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8]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08页。

[9]上海医药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10]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11]摘自1943年《中国名人年鉴上海之部》第152页。

[12]民国《鄞县通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255页。

[13]民国《鄞县通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255页。

[14]张守广《宁波帮志·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15]上海邮电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邮电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6]张守广《宁波帮志·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7]《镇北龙山郑氏宗谱》卷一“诰赠奉政大夫景丰公七十寿序”。

[18]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9]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0]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2—253页。

[21]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22]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3]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24]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25]童银舫、王孙荣《慈溪旧闻》，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26]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32页。

[27]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8]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29]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30]莫非、樵风《闲话观海卫》，沈阳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31]黄定福《宁波近代建筑研究》，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32]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8页。

[33]诸焕灿《姚江名人》，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34]周兴华《宁波帮志·文化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35]周兴华《宁波帮志·文化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36]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1页。

[37]周兴华《宁波帮志·文化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38]周兴华《宁波帮志·文化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39]《申报》1925年7月9日。

[40]童银舫、王孙荣《慈溪旧闻》，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41]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59页。

[42]周兴华《宁波帮志·文化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43]周兴华《宁波帮志·文化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44]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0页。

[45]慈溪市地名委员会《慈溪县地名志》，1988年版，第501页。

[46]慈溪市地名委员会《慈溪县地名志》，1988年版，第502页。

[47]慈溪市地方志编篆委员会《慈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0页。

[48]尹继佐《民俗上海·虹口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49]章亦平《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50]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