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就是拥有先进的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本质上也就是创新技术的发展。如张永安（2014）以产业演化为研究视角，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成为主导产业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其是否具有广阔的技术创新前景。而柳卸林（2012）通过研究光伏产业的发展，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有的技术创新模式重点，在于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的技术平台建设，以政府资源来培育产业链，但这也导致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脱离市场需求，产业发展对海外市场依赖较强等问题。刘康（2015）则通过研究我国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发现，技术是制约海洋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从实践角度来看，由于我国产业技术基础薄弱，核心技术缺失，因此作为一个处于萌芽期或成长期的产业，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还意味着产业形态的演变，这种演变既包括产业自身在技术范式、商业模式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也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推进、与服务业融合的深入，以及产业集聚的形成和空间布局的演进。因此，我国学者在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发展时对以上几个相关问题也都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1）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的研究需要，不同学者纷纷探索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以评价和跟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向。分为共性技术评价、企业评价和产业创新能力评价三个层面。在共性技术指标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以栾春娟（2012）为代表则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企业评价层面，孙早（2012）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但更多的学者还是从产业的层面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等相关评价指标。如韩凤晶、石春生（2010）以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为目的，采用传统的聚类分析，并辅以Logistic回归的方法，得出13个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内部因子，体现在产业的评估能力、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四个方面，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因此，李邃等（2010）依据耗散结构理论建立了新兴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依据2000—2008年间的产业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新兴产业升级过程中非国有企业贡献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而张丽（2015）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不确定性特征，利用模糊信息层次分析方法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主导产业的培育对象。而齐峰等（2015）则将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提升缓慢。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改善，除了企业和产业自身技术创新之外，还需要相关制度创新的配合。因此制度创新指标也是技术创新评价指标的重要环节。因此袁中华等（2010）为了评价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制度变迁指数，以及一个含有资本和制度变量的C D模型，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制度变迁贡献较于资本仍偏低，需要加快相关制度环境的建设。

战略新兴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也需要构建相关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这方面研究往往与具体产业的分析相结合。张晓东等（2012）、张倩男（2013）和贺正楚（2013）等分别研究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信息服务业、传统产业以及生产服务业的融合评价指标，分别构建了产业的信息服务能力指标、耦合程度评价指标以及与生产服务业融合度指标等。对于跟踪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研究

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而关注体制机制的创新。

首先，相关研究注意到了我国现阶段技术创新效率低下的事实，并认为这是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原因。如姜大鹏等（2010）、王利政（2011）和金华（2012）等均通过整理和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领域里的发展数据，认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着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但究其原因发现制度安排方面缺乏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服务机构、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等体制机制因素是直接制约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研究体制机制障碍的影响程度。如吕岩威（2013）、邢红萍（2013）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课题组（2014）分别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部分省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查问卷以及空间集聚效应测度模型，进一步研究考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状况。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低下且增速不断下降，人才流失严重是导致技术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使得产业低端化和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而在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中，任保全（2014a）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同构化问题突出。任保全（2014b）利用相同的上市数据另立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规模经济较差，产业发展仍较多依赖政策的推动和刺激，至今没有形成内生的自我发展能力。项本武等（2015）则采用前沿方法随机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效率，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存在着技术低效率的现象。

其次，很多学者还从多种产业发展周期特征角度论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产业发展规律以及提出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顾海峰（2011）、张烁（2011）和贺俊（2012）均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处的演进阶段。他们分别使用规模指标、技术指标和企业数量指标，一致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萌芽期，当前产业规模仍相对较小，相关指标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向主导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目前仍需要突出自身的创新优势，技术突破仍是重中之重。

第三，战略新兴产业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演进的影响要素。在内部影响因素层面，董广茂等（2010）认为在新兴产业形成阶段，我国企业赶超能力的形成与竞争性的产业生态密不可分。殷红（2012）和姜涛（2012）分别从企业财务指标与产业发展指标两方面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内部影响因素。前者发现股权结构、负债和所有制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后者发现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市场的供需结构变化和技术升级变动等因素与产业发展联系较为紧密。而邓龙安（2012）则另辟蹊径，从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角度研究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受到管理、研发和企业孵化机制等影响较大。

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市场机制是首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市场机制的影响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如李扬等（2010）在研究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综合的产业群体概念，其内部各产业间属性差异较大，因此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针对不同产业的特点来做出必要的调整，才能获取更好的效果。而谭蓉娟（2012）创新性地从外生变量视角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创新能力对成长潜力的影响最为显著，尤为需要重视。杨悦（2014）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前沿技术突破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技术增速较慢，贡献较小。而戴志颖（2015）则综合了内外部因素设计了多层次的新兴产业协同演化模型。

第四，在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现状、制度环境和内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相关研究还从不同层面提出了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的设想及建议。部分学者首先从宏观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的结构。如刘志彪（2012）和喻登科（2012）都注意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需要价值链、创新链或是知识链等要素，在鼓励企业参与的前提下，使得产业链从国家价值链（GVC）逐步走向全球创新链。后者还特别提出要注重发展多重价值链的协同创新路径。

但更多的学者是从中微观角度，深入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或系统的结构。这其中不少学者从传统的动力体系、网络或复杂系统角度试图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如汪秀婷（2012）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系统应当是一种复杂的适应系统，其中下辖战略、核心网络、知识技术以及环境四大子系统，是一种综合的系统形态。但其他学者的研究更为聚焦于某一领域。如曹兴（2013）从技术创新视角，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动力体系，认为资金流、人才流、知识流和信息流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形成产业的创新能力。郑准（2012）、李华军等（2012）、刘堃（2012）以及王宏起（2014）分别基于耗散结构理论、战略生态位管理（SNM）理论、钻石模型以及模块化理论四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并分别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郑准（2012）探索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技术联盟向耗散结构转化的条件。而李华军等（2012）则提出应当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技术生态位过渡到市场生态位的主张。而刘堃（2012）则强调了市场需求与政府推动的相结合。王宏起（2014）则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中心—外围”模型，并辅以构架规则和核心模块。

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商业模式的构建和整体发展战略的思考。陈志（2012）提出应当着力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商业模式。王开科（2013）提出要系统性地协调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针对性地应用不同的创新方式，实施“阶梯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略，以实现不同发展“阶梯”之间的次第衔接。

此外，如前所述，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重要的产业融合发展特征，张晓东（2013）的研究认为应当继续优化发展信息服务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进步。而陈立枢（2014）则着重研究发展科技相关服务业，并认为科技服务业作为重要的配套机制可以提供强有力的科技资源支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第五，相关研究还探讨了企业之间以及和其他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机制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机制的重要补充。其中包括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合作，如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之间的合作，共性平台中同质企业之间的合作。幸婷等（2010）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联盟的发展首先需要非核心企业构建起信任机制，然后核心企业作为引领者参与到这一机制中来，最终建立起联系所有相关企业的技术联盟。

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与产业外部机构的合作研究中，主要指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这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马晓楠（2014）通过合作博弈模型分析发现研发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不存在均衡解，需要政府的外力作用促成合作。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特别研究了合作企业的自身管理与建设水平对合作机制的影响。如吴绍波（2014）提出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以避免搭便车等现象来消耗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利益。该模式还分为内外部两种模式，前者注重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和声誉机制来约束企业行为，后者则力图通过多种机制弥合信息不对称，以优化企业的租金配置效率。

3）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形态，其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提供的基础，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身也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替换。因此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二者之间究竟是统一还是竞争的关系问题。但总体来说学者们都认为由于融合机制的存在使得二者是统一的互动关系。如熊勇清等（2011）、孙军（2012）与董树功（2013）都发表了类似观点，熊勇清等（2011）从两种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认为传统产业的改造高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高峰会形成相互影响的良性互动关系；而孙军（2012）则认为二者之间应当是相互耦合的螺旋上升形态，实现共同发展；董树功（2013）则从资源获得的角度分析认为二者应当是通过资源共享机制来实现转化和发展的。

以上学者的分析只是说明了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形态，但并没有回答二者通过什么机制实现融合的问题。而学者们一致认为技术是最重要的融合切入点，也只有实现技术的转换才可能实现两种产业的融合发展。而技术创新引致的产业融合机制目前主要包括企业的创新驱动融合机制、企技术转换机制和技术外溢机制三种。第一种机制是由张银银（2013）提出的。他认为发挥集群的创新效应可以有效推进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而凌江怀（2012）则从第二种机制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通过技术结构的转换可以提高产业的发展绩效，从而可以有效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而熊勇清（2014）则经过实证检验认为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引导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机制，并且地区间差异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机制的存在。

除了产业部门自身的因素之外，相关研究还发现政府在传统产业向战略新兴产业演进或融合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陆立军（2012）和于斌斌（2012）均得出这一结论，且后者相较于前者在研究中更多地考虑了产业中新兴企业占比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更为全面。

4）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研究

从以上研究结论中不难发现，技术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又离不开资源集聚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加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尤为突出。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类似于“锦标赛”的激励机制对于所辖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这就使得空间集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重要意义。空间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文献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曾有学者利用空间实证方法证明空间集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切实影响。如孟祺（2011）为了验证产业集聚对新兴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采用了空间集聚指数法，认为可以通过空间集聚来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刘建民（2013）则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正相关性。发现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投入和完善程度等区域经济因素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作用。

但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指导下的产业发展容易形成地方政府刺激政策的雷同和攀比，从而导致产业同构和重复性建设等问题，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这一问题也集中显现。如刘铁（2012）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区域间的趋同问题非常突出，需要加强区域间的统筹和协调。于会娟等（2014）研究发现我国新兴海洋产业在经历了起步阶段之后也存在着结构趋同等问题。因此如何协调各地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挥空间集聚的积极作用，寻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的空间布局也就成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在传统的空间经济研究方法之外，近年来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较快，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因此国内学者积极引入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的效率，量化空间布局的同构化形势。从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来看，众多学者应用较为广泛，如杨英（2012）运用了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霍影（2012）采用了容量耦合的发展效率测度模型，周晶（2012）利用景点空间计量模型，而孙玉涛（2013）则运用了负二项回归模型。他们分别研究了广东省、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相关上市公司的空间布局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效率较低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呈现出地区间不均衡的发展趋势。张琳彦（2015）运用了空间自相关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集聚发展趋势显著。

为了解决空间布局的同构化问题，总体来看国内学者从两个思路分别提出解决方案。首先有学者直观地认识到，由于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不同，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经济条件的特色新兴产业对于突破产业同构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上来看，王小明（2012）与吕岩威（2013）均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重要考量指标，前者侧重于地方政府的政策环境考量，如科技政策、发展基金的设立等；而后者更为看重产业发展布局所需的综合经济条件，认为这样可有效地避免重复建设。因此有不少学者从不同区域基础条件出发，提出选择发展何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如贺正楚（2010）、胡莺（2010）、樊茗玥（2011）、武瑞杰（2012）和霍影（2012）通过深入研究分别为湖南省、辽宁省、陕西省以及东北三省选择适宜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出谋划策。他们的选择标准和研究方法不一。如贺正楚（2010）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模糊评价法研究，认为湖南省适宜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胡莺（2010）根据因子分析法认为航空航天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较为适合辽宁省的情况；武瑞杰（2012）则认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适合于陕西省，这是综合了比较优势、科技贡献、产业关联等指标做出的结果；而霍影（2012）则运用AHP评价方法研究东北三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其排序依次为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以上的研究虽然从研究深度来说均有待加强，但是他们都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制定都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还有学者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研究如何有效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效率以及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的布局模式。在研究产业空间集聚效率方面，赵玉林（2012）和任志成（2013）分别基于武汉光谷的数据和2004—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认为促进区域内企业的商业联系或强化人力资本流动的外部性都是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的有效途径，从而提高新兴产业空间集聚效率，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程。而在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模式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研究重心还是关注提高布局效率，与上述研究异曲同工。如刘铁等（2009）从技术经济角度建议采用分层次多指标的分析方法来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通过筛选机制的创新避免区域产业重复建设问题，提高布局效率；而王海杰（2012）和张凌捷（2013）则分别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创新型城市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及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的资源配置角度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模式，其核心观点在于以一个更为客观和市场化的标准来考察区域产业发展所需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治河等（2014）则从系统视角考察区域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并认为政府与市场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上述研究均对如何优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必须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并不是传统单一因素的影响结果，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产业发展对环境的依赖性仍较为明显，其间所涉及的政策推动、区域市场容量和开放水平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都会导致产业发展绩效的差异。

5）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比较研究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产业分析中总要面对体制内外企业的发展差异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应不断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创业热情，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如刘晴（2012）从公共投资的视角研究发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相互促进和激励的现象较为突出，表明大力发展私人资本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但是民营企业所要面对的发展困难仍然有待解决。郑晓娟（2012）分析认为民营企业起点低、研发投入不足、融资受阻以及高端人才紧缺，都成为抑制和削减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重要因素。程贵孙（2014）从另一个角度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如果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并改善经营环境都将有利于激励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通过比较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发现民营企业在某些方面显示出比国有企业更高的绩效。程贵孙（2013，2014）、邢红萍（2013）分别基于2005—2011年上市公司数据、调查问卷数据以及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比较研究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效率差异。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均存在各自的问题，但是相比较而言，民营企业效率要好于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凭借着体制优势和规模优势，在研发经费投入、政府资源获得、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均优于民营企业。以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空缺，尤其是在我国国情下，企业所有制差异具有显著的现实影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究竟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还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争论中，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给出了较为客观的回答。这对于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