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贫困

随着旅游地文化生产的反组织过程不断向前推进,村民中存在的贫困问题逐渐超越了物质层面,而渗透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内在心理层面,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现象,这就使得贫困问题更深刻.并且,随着景区的快速发展和物价的不断高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贫困问题日益显露出来.总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长期抗争中所形成的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奈感.村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和维持生计,与公司和政府甚至村领导长期进行着的一种矛盾纠结和抗争,由于他们在各方面资源的弱势,他们的斗争基本上都是以失败或者收效甚微而告终,在他们心中逐渐有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他们感觉他们的争取遇到了靠自己的力量所无法突破的瓶颈.特别是面对在知识和信息、权力、社会资源、资本等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希望,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无望感使他们很多时候选择了放弃或忍受。

在实地调研中,“没有办法”、“闹了也没有用”和一些骂人的脏话成为了村民口中比较常见的表达.尽管他们认为生活在很多方面很是困难,但是却看不到太多的希望与可能,他们心里已经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屈服,村民们口中颇为类同的表达可以相互印证这一点:“生活是很痛苦啊,没有办法.”“对公司肯定有意见了,但是有什么用呢,你去告他也没有什么用啊!”“以前征地的时候说要招我们去干工,但是后来也没有招我们的工ƻƻ我们也不懂.”“闹什么呢,闹来闹去,也是闹在政府那里,政府说要解决,后来也没有解决.我们去闹,大大小小,老人小孩都出来闹,我们大家都有意见.我们闹了一天了,政府出来说要处理,结果后来又没有消息,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呢,闹来闹去也没有什么用.”“现在村里是很大意见,但是你跟红山公司斗,斗又斗不过他们,你又不懂人.”“他们说,是三极分成,钱给政府了,让我们找政府.找政府,他们就推,推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拿到钱.这个钱,公司是给了崖城镇政府还是三亚市政府,我们也不懂啊,我们就去国土局问,国土局就说,你们去问公司,公司说,让我们去问政府,具体问哪个政府,市政府还是哪个,我们老百姓哪知道那么多呢?”“我们去闹,他们说他们在中央都有人的!他们公司力量很大,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们讲什么都没有用.”“我们有什么打算呢,他们有政府啊,我们一个小村庄的村民能够跟公司、跟政府去闹吗,他给不给我们,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去给红山公司提意见了,但是提了也没有用啊.我们去找过他们啊,但是没有用啊.”“村里面的队长他们都对村民的意见不理不睬的,去上面反映,没有人也不行啊,去红山公司,找不到人,即使找到人,他们也不理不睬,说不知道情况.我们有时候在这边拦路,他们就出来说了,但是他们老总后来还是不理.”“我们给村里说的话,说来说去都没有用.主要是红山公司的领导和村里的领导有配合.这个小村庄他们领导才懒得管.你生活怎么样谁管你呢?”“对红山公司的意见就多了,地被他们征完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意见很多了,但是都没有用.到现在他们都不管,我们找村领导,他们说要去找红山公司,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去不去.”^[79]

2.对公司和政府的敌对和仇视.尽管村民很多时候不再进行抗争,但是他们心中的不满却难以压制,随着在一系列事件上的挫折以及生活的窘迫,他们对政府和公司逐渐产生了敌对和仇视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生活贫困的相当一部分责任和原因归于政府或公司。

在实地调研中,村民们难以抑制这种内心的敌对和仇视,特别是他们看到景区在自己原来的土地上建设得越来越好,公司的收入越来越多,而他们失去土地后却生活得越来越不如意,这就更加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红山公司一年挣那么多钱,一年分一点给我们就够了,但是一点都没有给ƻƻ(骂人的脏话)ƻƻ不仅不给,反而给你要,要你的土地.”“没有什么钱,都是红山公司整的.村民没有什么钱啊.”“景区建设很好,风景啊,环境啊,都不错.但是不管多好,对我们也没有用.赚不到钱也没有用咯.现在谁管你,谁赚钱多谁好过,政府好过,也不管你好不好过.我们村民要吃饭咯,钱都不给我们,我们生活都困难.我们给这么多地给他们,你一点钱都不给我们.我们去闹,他们就说去办,我们不闹,他们就不去办了,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政府就这么撒谎了.我们村民压力很大的!”“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以后宿舍建好之后,谁都不敢往里面住,往围墙里面扔砖头进去你都怕ƻƻ他们公司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你肯定很难处理.”^[80]

«海南日报»^[81]2004年11月26日的一篇报道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村民们与公司和景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该事件在村民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海南日报»的报道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2004 年11月13日.当天上班前的8时45分,一个电话打到安保部,反映红山1村的后山有七八辆摩托车带游客逃票.三亚红山文化旅游区安全保卫部副经理宋某即安排4个巡逻检查队,骑摩托车上山检查.红山景区的门票是每张65元,但一些地方没有设置围墙,附近一些居民常常私带游客逃票进入景区,每带一名收费二三十元.为了防范、杜绝此类事,红山公司加强与村庄的联保,景区保安也加强日常巡逻,并向附近村庄发告村民书,希望村民大力协助,但仍有大量逃票事件发生.据介绍,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发生了1000多起此类事件,至少造成票款损失40万元.今年7月份,宋某出面请求红山派出所、武警三支队等单位配合,对有组织的逃票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查扣了用于逃票的摩托车13辆,抓获逃票组织者16人.来到后山上,宋某等发现2人骑着摩托车,带着3名游客欲从小路进入景区.宋某即上前制止,一辆摩托车带着客人逃走了,另一辆摩托车被保安扣下.没多久,来了十余人,硬抢回了摩托车,并用木棍砸坏了巡逻用的摩托车.之后,这些人还追着保安打.宋某等2人弃车边躲边逃,逃至一个菜地时没有了退路,两人被围住当场打晕在地.之后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医院检查发现,宋某头部有3处深度重伤,最终抢救无效,于25日上午死亡.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从摩托车被砸地,到被打人现场的菜园,约有400米远.接报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保安杨某说,当时宋某血流满地,衣服全部被染红.”该事件的激烈程度不得不让人深刻反省景区的发展与周边村民的关系问题。

«南风窗»曾报道过三亚天涯镇的村民甚至政府官员对TTHJ景区的不满^[82]:“ƻƻ为何祖辈留下的自然风光,自己不能得利,却让开发商圈起来收钱?风景区每年有数亿的旅行收入,为何他们却只能靠叫卖水果和工艺品赚点小钱?于是,当看到豪华的旅行大巴载着衣着光鲜的游客到来时,有的村民流露出的不是‘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而是狠‘宰’一刀的激动.”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红山景区,只是红山景区的情况与此多少有些不同,听经历过宰客事件的村民讲:“一般撞到鸡是两三百块钱,基本上都不多啊.撞到狗一般都是一千块和一千五,如果撞完后停车下来给人家说,也是好说,如果撞完后你就跑,这样也麻烦,你跑的话,一般一个狗要一千多.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好说话的,我们要的价格不算高.你说撞个狗赔一千几百块钱算高吗,不算高了.一个狗一般买的话也要两三百块,你撞人家的东西,加一点价格上去也很正常啊.这边撞到羊一般赔一两千块钱,也是很正常的嘛”^[83]。

“撞到鸡和狗如果做好人的话几十块钱或者百十块钱,多少都无所谓了.撞狗的话,如果你不跑,主要是你不要跑,如果你撞了之后停下来好好说,没无谓多少钱,拿五十块钱买酒喝就可以了.但是你撞完了就跑,别人赶上去,一个鸡就要两三百块钱.就是这个道理.你撞完了,停下来,说不好意思,狗的话就两三百块,如果你跑的话,一个狗两三千块钱都有.我们有摩托车的,所以最好是停下来做好人,一两百钱就解决了.有一次,有一个车把狗腿撞断了,就跑,被追到,后来到派出所去,赔了一千五百块钱,那算便宜的了.”^[84]

由此可见,当地村民对公司和景区存在着不满、仇视和敌对,但是对游客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仇视和敌对,如果你损伤了他们的财物之后能够主动表示友好,他们也会宽宏大量,相应地表现出友善,并不会狠心勒索,但是如果你撞了狗或鸡而逃的话,他们就会有意见,他们就会要价很高,从而成为媒体上所讲的“宰客”.这种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现象也许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内心对景区和公司的不满、敌对和仇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内在的善良和朴素.他们在游客逃走后的“勒索”和“不讲理”也许说明了他们对景区和公司的负面情感被激发出来而迁怒到游客身上,游客的不讲理使他们有了勒索游客的理由。

3.消极地适应现状.长期的贫困和改变生活现状的乏力使得相当多的村民安于现状,不想去改变,他们消极地适应现状,村民的话语中表达出了这种心态:“我们没有工作了,也不想关心什么.我们现在能够干活就去干活,不能干就在家闲待着”^[85]。

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现象颇为引人注意,就是赌博和买彩票,听当地居民讲,这些现象在他们那边很是平常.就赌博(主要是打麻将)来讲,不仅男性村民参与,很多村妇也加入其中.研究者了解,他们很多人赌的金额还不小,和村民闲谈之中发现,他们对赌博挣钱还是心存期待的,希望能够“碰碰运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尽管很多时候赌钱是不能够赢的,但是他们仍然热衷于此,很重要的原因是,赌博给了他们赢的可能与希望;就买彩票而言,购买的金额不大,1块钱就可以买一注,红山1村村头的一个小店负责出售彩票,红山2村也有农户专门负责来出售彩票.听村民们讲,中大奖的机会还是很低的,临近有个村的人中了一个大奖,有几十万,他们村好像只有中几百块的.作为访谈对象的一个中年男人曾用了将近一个上午在村头坐着研究彩票的事情,他在景区做保安好些年了,他经常购买彩票,但是几乎没有怎么中奖,听他说前几天中了十块钱。

对比村民生活的历史、环境和现状,研究者觉得,彩票和赌博活动普遍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满足了村民的某种心理需要,村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感到困难和压力,在争取自己的土地补偿款和其他权益的过程中面对着来自政府、公司和村领导等各种力量,他们感觉到的不是收获和希望,而是深深的无奈和无助,这种无奈和无助逐渐淹没了他们对可能与机会的憧憬.彩票和赌博作为高风险的活动,尽管投入多收益少,但是毕竟是可以带来收益的,且这种收益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可以加以影响的,比如只要自己坚持买彩票和打牌,好的运气也许总会光临自己的.因此,他们通过彩票和赌博不仅可以消磨时光并偶尔获得现实的收益来补贴日常开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看到了希望和机会,尽管这种可能也许是虚幻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是自欺欺人的.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某种心理满足和自我安抚.也许,村民们这种通过赌博和彩票来消极适应现状的方式正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贫困问题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而渗透入内在的心理层面,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