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竞争力理论

2．1．1　市场结构理论

市场结构理论又称为企业竞争力的“环境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企业竞争力外生论的代表理论，强调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侧重于从企业外部产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该理论代表人物波特（Porter M．E．）将产业组织分析法引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五力模型”、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基本战略、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理论，提出了一套分析和理解企业竞争力的综合方法，为指导企业竞争行为提供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1）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五力模型”。

波特（Porter M．E．，1980）认为，企业所在产业的吸引力（产业长期盈利潜力）和企业在该产业中的市场位势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其中产业吸引力又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最为根本的因素。而产业吸引力又取决于该产业的竞争状况，这种竞争受到五种力量的驱动，即供应商的议价实力、需方议价实力、现有竞争对手的威胁、替代品生产者的威胁以及潜在入侵者的威胁^[1]。这就是著名的“五力模型”（Five－Force）（图2－1）。波特将“五力模型”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分析的基石，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要因素就是企业所在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要获得较高的竞争力，首先要对特定产业中的五种竞争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才能有效地判定其长期盈利潜力，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和行业选择。同时，还应善于利用这五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以促进这些力量朝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经济收益成为一种垄断收益，五种市场力量趋于使经济收益为零，一个产业内的企业只有当它们能够消除五种力量的作用时，才能获得经济收益。

（2）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基本战略。

波特认为，在与上述五种力量的抗衡中，企业可以根据情况采用三种类型的战略思想，分别是总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 Cost Leadership）、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标集聚战略（Objectives Focus）。总成本领先战略要求企业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途径降低生产成本，使企业的全部成本整体低于竞争对手，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差异化战略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所差异和不同，从而形成一些在行业范围内具有某种独特性的优势，差异化战略的成功实施能够使企业建立起防御阵地对付五种市场力量，因而能在产业中赢得高水平的经济收益；目标集聚战略则是指企业将经营活动集中于某一特殊的消费对象，以更高的效率集中为某一狭窄的战略对象服务，从而超过那些产品和服务范围较广的竞争对手。企业能否取得竞争优势，除了分析判定市场五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外，还取决于三种基本战略的合理运用。波特（Porter M．E．，1996）认为，通过这三种基本战略的运用，能够使企业的产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有价值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可以是产品价格的差异，也可以是产品特色的差异，这些差异能够使企业在该产业市场中占据较高的竞争位势，从而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价格或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来获取超额利润^[2]。

图2－1　主导产业竞争的五种力量

（3）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理论。

波特为弥补其企业竞争力理论主要考察对象是产业市场结构，偏重于企业外部环境而忽视企业内部的不足，因此在其著作《竞争优势》（1985）中又提出了“价值链”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可以从战略重要性角度划分为若干环节，这些活动环节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其中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四项活动属于支持性活动，而运入后勤、生产操作、运出后勤、营销和服务五项活动则属于基础性活动，以上九项活动的网状结构便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3]（图2－2）。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是它们在整个价值链上的竞争，而不只是限于某个环节的竞争，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整个价值链竞争力的强弱。也就是说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企业的价值链，而价值链是由一系列经营活动与支持等活动构成的，企业通过有效的价值链分析，可以更好地找到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图2－2　企业价值链图

以波特竞争理论为代表的市场结构理论为企业竞争力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指导企业竞争行为构建起一种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理论基础的局限、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新理论的发展，波特的理论也日益体现出它的局限性。

首先波特的理论中隐含的以下四点假设与企业所处的现实环境就不相一致：第一，假设企业外部环境的压力和约束决定了企业能否赢得超额利润，但现实情况通常是面临相同产业环境的企业业绩却大相径庭；第二，假设大多数企业拥有的战略资源都相似，并能实施类似的战略，但现实中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实施的战略都各不相同，否则它们就该有相同的市场表现；第三，假设战略资源能够在企业间自由流动，企业间资源差异只是暂时的，但现实中企业内许多隐性资源如知识、技能等显然不具有自由流动性，并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第四，假设企业家是理性人，但事实上企业家很可能是有限理性并具有机会主义的人，其决策可能带有个人偏好而并非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作出。由此可见，波特理论的前提假设本身存在很大缺陷，因此对环境的分析和战略制定存在一定局限。

其次，“五力模型”过于简化，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力量远不止波特提出的五个方面，如政府政策、技术创新等重要力量在模型中并未体现出来。五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不应是纯粹的竞争，也可能存在合作和联盟的关系。同一个模型中，一个竞争者也可能扮演多种角色。不应认为需方不比其他几个方面重要，事实上，需方对企业的作用力应该是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波特在“五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三大基础战略也存在诸多逻辑缺陷。比如三大基础战略难以有效实施，或未必一定能给企业带来相应的竞争优势，甚至有可能使企业陷入战略僵化的境地等。

第三，过于强调企业的外在市场结构不完全性所起的作用，忽视了对企业主体的研究。受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内企业具有同质性的影响，波特在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时仍沿用了企业“黑箱”概念，尽管波特后来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价值链理论作为补充，但这种分析方法仍显粗糙和不足。事实上，由于各企业管理、技术、装备、知识的不同，可以认为各企业是异质的。这些异质的因素很可能就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现在看来，这种仅从企业外部环境分析而不考虑企业自身情况的战略制定手法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2．1．2　资源基础理论

这里是指“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与下文广义的资源基础理论相区别。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选择从企业内部资源的角度揭示企业竞争力来源、保持和提升问题。“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以企业内部“资源”为逻辑中心和分析基础，强调企业间效率差异是因为资源异质性和不完全性所导致，着重分析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以及如何鉴别、获得和保持优势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一理论以彭罗斯（Penrose）、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为主要代表，后经巴尼（Jay B．Barney）、彼特拉夫（Margaret A．Peteraf）、柯利斯（David J．Collis）和蒙哥马利（Cynthia A．Montgomery）等人发展，形成企业竞争力理论中的资源学派。

1959年，彭罗斯在其著作《企业成长论》中第一次运用资源基础方法，试图从企业内部去寻找企业成长的动力和源泉，构建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范式，确立了其在资源基础理论中的奠基者地位。彭罗斯的理论继承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关于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思想，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元，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着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杨浩、戴明月，2001）^[4]。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彭罗斯的理论突破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关于企业“黑箱”的思想，认为企业的成长同时受制于内部资源和外部机会，特别是内部未使用的管理性资源库（Pools of Unused Managerial Resources）对企业扩张方向和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史蒂芬·里普曼和理查德·鲁梅尔特（Stephen Lippman　＆Richard Rumelt，1982）^[5]发表论文指出，企业间的效率差异与企业内存在的特殊资源密切相关，如果企业不能复制或模仿出优势企业产生效能的特殊资源，那么企业间的效率差异就会持续永存。后来，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1984）^[6]进一步把一家公司拥有的、防止竞争对手模仿的障碍称为“隔离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s），并且认为企业内不确定的特殊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隔离机制”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所有前人有关这些现象的研究引出了一个新的探索领域：公司的资源观。

在彭罗斯的理论基础上，1984年，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发表了《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奠定了企业资源基础观（Resource Based View，RBV）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沃纳菲尔特基于资源的角度提出从企业内部来寻找企业差异的原因，认为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他认为资源和产品如同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当企业的绩效直接被它的产品所驱动时，那么企业的绩效就间接地受到产品中所使用的资源所驱动^[7]。他提出了资源位势壁垒（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强调资源动态管理，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鉴别和获得构成资源位势壁垒的资源或打破现有资源与发展新资源之间的平衡两种方式来获得超额利润。

巴尼（Barney，1991）在资源异质和资源不完全流动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价值、稀缺、不易模仿和不可替代性这四个特征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8]，为识别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所需要资源的特征提出了更具体和综合的框架。后来，Barney（1997）在企业资源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组织方式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9]。他认为企业要充分发挥资源的作用，可以通过组织结构、控制系统和补偿金政策等方式对资源进行适当的组织^[10]。

彼特拉夫（Margaret A．Peteraf，1993）进一步从资源观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学原理并整合了前人观点，提出更为简约的理论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四种潜在条件的组合支撑起企业的竞争优势，它们分别是：优质的资源（且在产业内必须是异质的）、事后竞争限制、资源不完全流动性和事前竞争限制^[11]。

柯利斯和蒙哥马利（David J．Collis　＆Cynthia A． Montgomery，1995）从公司的资源和范围角度来研究战略，认为公司及其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公司所拥有的独特资源及它在特定的竞争环境中配置这些资源的方式基础之上的。资源价值的评估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体现在公司与其赖以竞争的环境在需求、稀缺性和可获得性三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价值正是形成于这三个方面的交叉区域：某一项资源为顾客所需，同时不可能为竞争对手复制，其创造的利润能为公司所获得^[12]。

资源基础理论以资源异质性和不完全流动性为基本假设前提，主要围绕“企业是什么”和“企业竞争优势从何而来”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其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束”组成的集合体，这里的资源是指具有价值、稀缺的、不易模仿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对资源的拥有和控制状况，保持竞争优势在于不断地形成和利用这些优势资源。

资源基础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企业黑箱理论”，以企业为分析单位，以“资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逻辑中心和出发点，从企业内部寻求竞争优势的来源，通过对企业本质的认识、资源特征的分析以及企业对资源的控制等问题的探讨，建立起基于资源的企业竞争力理论。由于资源基础理论更多的是关注企业内部资源，承认外部市场结构和市场机会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核心观点体现出竞争优势内生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对基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企业竞争力外生论的补充。也正是如此，使得该理论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分析显得相对欠缺，难以适应现实多变的竞争环境。同时，由于过多地强调企业内部作为物的资源的作用，相对忽略了企业中人的因素，在研究过程中造成了资源与其配置者之间的分离，而事实上资源异质性发挥作用往往与资源配置者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对人的异质性的忽略成为该理论的又一缺陷。另外，该理论对资源的定义和解释仍比较模糊，不利于企业实践和操作。

2．1．3　企业能力理论

如果说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看作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那么企业能力理论则是将企业看作为一个能力体系或能力的独特集合体。能力可以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组织能力、整合或管理能力等，也包括隐性知识、技术诀窍、学习能力等。关于“能力”这一概念的边界虽然比较模糊，但被普遍认为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和战略高度，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经营业绩。企业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基于能力的竞争。这一理论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哈默尔（Gary Hamel）、斯多克（George Stalk）、伊万斯（Philip Evans）、舒尔曼（Lawrence E．Shulman）、福斯（Foss）、提斯（David．J．Teece）、匹萨诺（G．Pisano）、苏安（A．Shuen）等为代表，形成企业竞争力理论中的能力学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企业能力理论逐渐兴起，能力被纳入企业分析的切入点，并逐渐成为企业竞争力主流理论之一。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　＆Hamel，1990）提出了核心能力概念，确立了核心能力理论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地位。他们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但不是所有的能力都能形成竞争优势，只有核心能力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13]。他们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一种积累性学识，这些学识中尤其又以协调多种生产技能和多种技术流的学识最为重要。能否以更低的成本比其他竞争者更快速建立起核心能力体系是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他们将核心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有机联系隐喻成一棵树（图2－3）：提供养分的“根系统”是企业的核心能力，树干和树枝是核心产品，树叶、花朵和果实是最终产品。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最终产品表现出来，即“核心能力—核心产品—最终产品—企业竞争力”，企业的竞争表现为最终产品的竞争，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14]。

图2－3　企业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

应该说，核心能力理论的提出是企业能力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的研究仍局限于企业的资源和外部市场结构，而核心能力提出以后，能力则正式被纳入企业竞争力的分析框架。但核心能力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实践的质疑，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核心能力难以识别和容易导致核心刚性。因此，从动态的角度去思考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1992年，斯多克、伊万斯及舒尔曼（G．Stalk，P．Evans，L．E．Schulman，1992）提出了基于流程的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能力是一套从战略意义理解的业务流程。成功企业极为注意生产能力的组织活动和企业流程，并把改善这些活动和流程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基于能力的竞争者则应该是能够识别自己的主要业务流程、集中管理、大规模投资并寻求长期回报的。^[15]企业竞争力取决于将关键流程转化为能长期为顾客提供较高价值的战略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以企业对支持性基本设施的投资来获得的，这些设施与企业传统的战略经营单位相连接，因而某些能力可能适用于多个部门，因此建立战略性的能力也只能由企业的最高管理者来完成。

针对核心能力等理论导致的核心刚性和能力变化等理论困境，1997年，提斯（David．J．Teece）、匹萨诺（G．Pisano）、苏安（A．Shuen）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他们认为企业要获得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具备对内外部的竞争能力进行整合、构建或者重置以适应动态环境的能力^[16]。他们将这种能力称为“动态能力”，并且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特有流程（协同或联合的方式），而这种流程又是由企业特定的资产（如隐性的知识资产和互补资产）以及它所采用或沿用的演进路径构成的，强调企业应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自己的能力，而更新和提高这种能力的方法就是不断获取技能、知识诀窍和长时间的组织学习和积累。

提斯（Teece）等人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将企业竞争力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不仅使基于能力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从过去的静态能力积累转变为注重与环境相适应的动态演进过程，而且还使其由注重企业内部核心能力培育转向能力内外结合的整体分析。这种动态的、整体的分析视角，更有助于全面理解企业中各种能力及其相互关系（如互补性、替换性），以及它们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

能力理论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途径成为企业竞争力理论中与市场结构和资源学派相并立的一个分支理论。它将能力作为企业竞争力分析的切入点，认为能力是导致企业效率差异进而产生收益差异的直接因素，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强调企业能力基础竞争者的地位和企业能力的构建和保持。而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归结于作为具体存在的物的资源上，过分忽略了企业中人的因素，从而导致资源与其配置主体之间的分离。事实上，资源效用的发挥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它的人，资源异质性的形成也源于使用资源的人的异质性。能力学派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配置、开发与保护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通过企业中的人去获得与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力理论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凡是能进一步增强或拓展企业现有能力的战略决策，都因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性”而具有竞争力。但正如该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尼古拉·福斯（Foss，1996）所说，企业能力理论缺少一组严密的概念和基本命题、定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尚不统一^[17]。比如企业能力理论对能力的认识就不统一，对能力的作用机制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能力学派对企业外部产业竞争环境的忽略是该理论的又一缺陷。

2．1．4　企业知识理论

从资源基础论到企业能力理论，学者们对于企业竞争力来源的认识从具体的资源到隐藏在资源背后的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的能力，研究层层深入。然而，当认识到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后，问题并未就此结束。是什么造成了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异？或者能力的形成机制与培育途径是什么？类似问题成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思考的对象，由此一种新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温特（Winter）、纳尔逊（Nelson）、康纳（Conner）、科格特（Kogut）、桑德尔（Zander）、斯彭德（Spender）、野中（Nonaka）等。

在企业知识理论者看来，企业是一种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安排，知识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经营要素。企业有形资源之所以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是由于企业本身无形的专有知识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给有形资源带来了价值增加（Spender，1996）。^[18]与市场机制相比，企业组织这种制度安排能更为有效地在组织内部进行知识的传递和共享，企业间绩效的差异源于企业最终所积累的知识差异和由此导致的企业竞争力的差异（Conner，1991^[19]；Kogut　＆Zander，1992^[20]，1996^[21]；Conner　＆Prahalad，1996^[22]；etc．）。在企业知识理论视角下，关于知识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知识存量和结构决定企业能力进而决定企业竞争力。不同于建立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的传统主流企业理论，企业知识理论更多地认为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仅仅是交易单位。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知识是最重要和关键的投入。然而知识又是由个人所掌握的，并具有专业化属性。企业吸纳的人员不同，这些人员的专业化方向和程度以及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也就不同。这些个别专业人员的知识通过企业组织这种优于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能得到更好的协调、沟通和共享，最终积聚成为具有某种特定结构的企业知识。不同的企业形成和积聚的知识（存量和结构）不同，企业的认知能力就不同，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惯例（routine）也会不同，企业惯例包括了一个组织得以构建和在其中得以营运的行事方式、规则、程序、习惯、战略和技术（Nelson　＆Winter，1982）^[23]。企业惯例导致不同的经营结果，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竞争力。企业能力具有知识专有性，知识是企业获得经济租金的来源（Liebeskind，1996）^[24]。企业能力差别的根源是企业知识存量的差异。

（2）难以模仿且不易转移的默会知识形成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知识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知识有外显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之分。外显知识容易模仿和易于描述且转移成本低，但仅仅占企业知识很少的一部分。企业大部分的知识是默会知识，默会知识无法描述和用语言表达，难以形式化和与他人沟通共享，只能置于应用和实践过程当中，因此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并且转移成本高昂，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系统的、不明确的隐性知识。因而企业拥有的默会知识是企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3）知识存量决定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性从而决定企业的竞争力。企业行为具有路径依赖性，这是由企业长期积累的知识存量决定的。某一时点的企业知识存量是企业长期积累的历史产物，并且这个存量又决定了企业的有限理性，进而决定了企业下一步的选择具有边际搜寻倾向，即在企业原有或已知的经验“附近”寻找新的决策方案，这种边际搜寻活动一般不会超出企业现有知识存量的边界。例如，技术创新就具有这样的路径依赖倾向。纳尔逊（Nelson）和温特（S．Winter）指出，技术发展沿着固有的轨道行进，即技术轨迹（technological trajectory）^[25]。企业的技术变革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从事技术创新尽管可以利用外界已有成果，但绝大程度仍以本企业现有的技术为基础，技术发展的方向也由已有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企业行为的路径依赖性直接决定企业下一步配置资源和创新活动的能力，最终在市场上体现出企业的竞争优势。

（4）知识存量决定企业进一步获取知识的能力从而决定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如果说知识存量的保持有助于维持企业的竞争力，那么企业吸收并获得新知识就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竞争力。企业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成为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然而，知识的发展一般按一定的路径进行，会形成一定的范式（Paradigms）（Dosi，1982）^[26]。在吸收知识方面，企业的这种能力也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一方面，企业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已有的相关知识水平的一个函数，即是说，企业需要具有相关知识的积累，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新知识。另一方面，新知识的获得强烈依赖于企业知识存量形成的组织环境。因而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吸收新知识的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