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科技人才队伍的迫害

1966年,一场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政策走向了极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达到了顶峰。这场号称“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31]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家里,声称“向资本主义夺权”；在最需要科技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时期,宣布他们是牛鬼蛇神；在存在大量文盲最应该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社会里,却对科学家、作家等知识界的精英摧残践踏。这样极为荒唐、违背常理的反文化运动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思想,对科技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当如何来反思呢?

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其先进性自不必说,但它也有着先天的不足。虽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多数是掌握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但革命队伍中大多数人知识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建国后,共产党员虽具有赢得政权的自豪感,但当面对旧知识分子群体时也不同程度地带有自卑感。旧知识分子懂得多、见解深、崇尚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处世态度和思想趋向与共产党有些格格不入,不似工人农民那般单纯易指挥。作为执政者,共产党深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但对其思想和立场也深感怀疑,一方面想要利用,另一方面又难以信任,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为战胜自卑、克服矛盾心理,共产党总是注意和突出知识分子的缺点,将其想象成反动力量,极力加以改造,最终导致丧失理智地打击迫害。这与中国文化中的“思想定于一尊”的传统,对异端不宽容和讨伐的习惯不无关系。

原本远离政治的科技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却成了重灾区。一开始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中还明确指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32]但是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这条规定根本没有约束力,贯彻执行也不到位。虽然在周恩来的保护下,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竺可桢、叶圣陶、李四光、钱学森等人免遭迫害,但是更大多数的科技人才被批斗、抄家、关押、劳改。致使科技队伍被严重削弱,同时科研机构被解散,研究设施被破坏,科技交流被中断,科技发展步履维艰。

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还在社会上造成了另一个破坏性的影响,就是催生了“反智主义”社会氛围,不仅是反对所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成果,而是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言论,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只能追随共产党的政治风向,追随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此这般的“大一统”岂不是在毁灭文化的活力?

如此旷日持久的,全国范围的,涉及面广大的政治运动,给科技界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科技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如何理解科技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科技都不可避免的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科技既要为人民服务,也要为执政党巩固政权服务,既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又要用于强大国防。对这一点中共中央一直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很多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政策文件中都多次强调“科技要为国家服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宗旨,建国之初就形成了科技国家化的管理体制,所有的科技资源都归国家所有,由政府统一调配,科技规划皆按照国家发展需要来制定,科技人才自然也都被整合到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位来从事研究工作。虽然这种科技国家化的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科研人员的个人兴趣,甚至不是按照学科的自然成长规律来发展,但事实证明在各种资源都短缺的情况下,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确实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1962年提前完成就是证明。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科技界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当“天下一片大乱”之时,中共中央选择保全了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力的尖端国防科技,至其他于不顾,忽略甚至阻碍工业、农业、民用科技的发展。虽然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但是我国的整体科技事业基本陷入瘫痪状态。《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顺利实施了三年后,于1966年被迫中断,继而科技发展停滞十年,被世界先进水平远远地落在后面,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无法估计。科技为政治服务无可厚非,但是科技发展不应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更不应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其次,如何理解科技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果说人与人之间有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存在政治立场的对立,可以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么反应自然界运动发展规律的理论只有真理与谬误之分,不具有阶级属性。“文革”期间,用阶级属性来划分科技成果,给科技成果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学术研究,科学政治化的做法可谓是登峰造极。不但给西方科学理论乱扣政治帽子,比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成资产阶级反动理论；而且将意识形态强加于科学技术领域,中国科学院号召“我国发展科技的根本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办科学事业,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实验。”^[33]由此导致出现了许多形式主义甚至反科学的言行；比如在科技工作中,要求时时诵读毛主席语录；在人造卫星的发射时,毛泽东像章流行全国,有没有像章成为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重要标志。许多厂家在生产卫星零部件时,把毛泽东像章镶嵌到卫星仪器上。^[34]如此荒唐可笑的行为只能说明,当科技发展完全受意识形态所支配时,其后果不堪想象。

是什么使人们丧失了对科学的基本判断呢?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科学技术的观念不无关系,更有中国人民对近代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仇恨所引起的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痛恨的心理根源,当这些心态被执政者用来反对威胁政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在狂热的“打倒学术权威”的全国政治运动中,人们便丧失了理性,追随政治导向,使科学研究被政治斗争所俘虏。

最后,如何看待科学研究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以精密的科学实验和严谨的理论构建为主要工作,不能也不应该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曾一度否定科研专业队伍和科学实验的作用,污蔑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坚持搞科研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宣扬开门办科学,实行“三结合”,要求用群众运动方式来推动科技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政策违反了科学研究的规律,阻碍了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