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雄飞
依照马克思特有的思维方法,在理论研究中,任何范畴都必须从研究对象引申出来,并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机生命体的内在联系的展开而展开,那些脱离特定研究对象的抽象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结合特定生产条件,反过来,对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研究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它们影响、决定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列入经济学的考察范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即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思维的意义上,马克思强调:“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44]这就是说,经济范畴总是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特定时代的范畴,不是超时空、超时代的抽象范畴。因此,机器生产必须结合特定社会关系来加以考察,不能单纯从机器出发考察机器生产。如果把上面那句话理解为:经济范畴只能是生产关系的抽象,生产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经济范畴,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据这种见解,“生产力”、“生产方式”是否算经济范畴,便会成为一个疑问。
马克思经济学以“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45]为出发点,而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广义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题所在。但是,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要结合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生产关系越是具体化,生产条件便越是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必要内容。在《资本论》中,生产的技术状况、生产的技术结合形式和社会结合形式,都处于背景状态或约束条件中,它直接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一般趋势。然而,随着生产关系的逐步具体化,《资本论》中处于背景和约束条件状态的内容必然是要展开的。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含:生产的技术状况及其发展;生产组织形式及其发展,信用,股份化生产等;商品经济的内在机制,即商品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和市场的作用机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这里的交换不仅仅是生产的实现机制,还需要考虑所有权的让渡。商品生产形式是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居于主导地位,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属性,在其他社会形态也都存在这种形式,因此,首先要作为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来对待,市场机制是其核心。当然,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包含物质生产的技术状况、技术结合的形式和社会结合的形式,而最终的落脚处则是要说明基本的生产关系及其形式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资本论》看成是最基本原理的理由。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及其“生产方式”的阐释与马克思原有的含义似乎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首先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他指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的生产、交换及相应的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46]而要理解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关键依然是如何理解“生产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认识有以下差别:首先,在科学社会主义层面和政治经济学层面,并没有区分不同的含义,而是保持了范畴的一致性;其次,始终限于生产环节把握生产方式,把它看成和交换形式、分配形式并列的范畴;第三,一般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把握生产方式,极少脱离特定社会关系使用这一范畴。具体而言,恩格斯大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47]。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其一,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形式,“大批人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生产本身是“一系列的社会行为”,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48]其二,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49],因而这一生产方式内部存在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并因此引申出一系列矛盾运动。其三,雇佣劳动是“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50]。其四,这一生产方式一定意义上体现着特定的“物质生存条件”[51],不过,这一层含义较为含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内涵加上交换形式和分配形式,应该说生产关系居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主导地位和主体地位。因此,一些教科书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要求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这与恩格斯的认识是较为吻合的。此外,恩格斯还指出:《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哪些问题“连同前两卷研究过的题目,已经把标题中所答应要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括无遗了”。[52]可见,在他看来,《资本论》已经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上述分析表明,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这一问题只能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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