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农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我国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严格界定我国工农关系的发展阶段是很困难的。从哲学上来讲，工农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讲，工农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工业化初期，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策略，实行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在这个时期，工业发展以压榨农业剩余为主要手段，工业化积累不断增加，弱化了农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能力。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农业养育工业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的政策。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逐渐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取向。目前，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市场行为，是我国工农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新阶段，即是指我国开始准备进入“全面大规模”反哺阶段。下面，本书将通过梳理我国工农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国际参照值，为目前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提供客观必要的依据。

首先，来分析目前我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以钱纳里和赛尔昆设计的标准国家模式为准，在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发展过程中，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大约在整个过程的1/3左右(具体见表3-1)。根据钱纳里的研究，以1964年美元为基本收入水平，若按照1970年美元收入水平则换算因子约为1.4，按照1982年美元收入水平换算因子约为2.6。2010—2012年我国人均GDP约为4434美元、5450美元、6086美元。按照1982年美元汇率^[21]折算，2010—2012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882美元、3712美元、4242美元。参照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向发达经济初级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此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国的产业份额也会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农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都将不断降低(具体见表3-2)。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首部《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并预测到2015—2018年，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22]。

表3-1　结构转变过程的时期划分(人均收入变动范围)

数据来源：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71.

表3-2　产业份额变化的标准型式

数据来源：钱纳里，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32.

3.3.1　1953—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养育工业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策略。工农价值流转关系的失衡弱化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工业从农业剩余中汲取养分，加速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工业化的积累只能主要依靠国内而难以获得大量国外资本，而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选择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成为历史必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向工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农业养育工业政策的实施，实现了农业剩余向工业的转移，快速推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到1978年，“我国已建设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到1978年的75%”^[23]。工业化的发展，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机械、化肥等生产资料，推进了技术进步，使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不过，农业剩余大量转移到工业，也导致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弱化，再加上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农业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工农业关系发展失衡，农业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的状况危及整个社会稳定。因此，工农关系改革势在必行。

3.3.2　1978年—21世纪初：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农业养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逐步转变的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世纪之交，虽然我国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框架依旧未有大的变化，但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国家关于“三农”的放活政策，从局部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从不同层面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保护力度。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工农关系开始先后进入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转折期即刚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间。从国际上看，这时的国民经济结构临界点如下：“人均GNP超过200美元，人口城市化率超30.5%;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低于39%，工业超过21%，服务业超过32.9%;就业结构上农业低于52%，工业超过17.5%，服务业超过30%;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低于10.5%，制成品出口占GDP比重超过5.1%。”^[24]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所体现出来的指标基本反映了工业化中期的普遍性特点(具体见表3-3)。

表3-3　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国家和地区转折期的国民经济结构

数据来源：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J］.管理世界，2005(7).
注：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NP为1964年美元，韩国为1971年美元;N代表无数据，以下所涉表格与本表格意义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于1997年前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转折阶段(具体见表3-4)”^[25]。

表3-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及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J］.管理世界，2005(7).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从分析角度，我们可以从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两个阶段来分析，但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而只能从某个集中的区间来集中分析。在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相关研究上，大体集中在2005年前后。冯海发、李溦(1993)“首次计算了新中国通过工农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业中剥夺的剩余”^[26]。随后，冯海发(1994)根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关系处理较好的国际和地区经验，分析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特征，提出了包括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农业就业比重、人均GNP等量化指标。根据这些指标，他们认为21世纪初中国即将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27]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2005)根据国际经验，并比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情况，提出：“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但距离全面、大规模的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还有一定差距。”^[28]柯柄生(2005)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分析了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现实，并通过人均GDP、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农业就业比重、国家财政支农比重等几大指标进行衡量。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反哺能力，但反哺程度还不够。^[29]韩俊(2005)通过人均GDP、农业产值结构、农业就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分析了工业化发展程度。他认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已经由农业变为非农产业，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应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30]蔡昉(2006)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是否进入了反哺阶段。他指出：“城乡关系是一种制度现象，它反映着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农民作为制度需求者之间的博弈。制度变革是否发生，最终取决于接受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是否大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政治成本。”^[31]

到了21世纪初期，我国则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具体见表3-5)。在政策执行中，一般应遵循循序渐进、以点带面的原则，主要以增加生产性支持为主。我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则开始调整农业政策，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要方向。

表3-5　1997—2003年我国经济结构及转折期国际参照值比较

续表3-5

资料来源：国际参照值参见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J］.管理世界，2005(7).其他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1997—2003年的美元按照当年的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而成。

3.3.3　21世纪初至今：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时期从反哺的起步阶段到准备进入全面大规模反哺阶段

进入工业化中期后，2006年，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两个趋向”的论断，中共中央科学地做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判断，并调整工农业关系政策，开始了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向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转变。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启动，其显著标志是明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据一般国际经验，工农业发展比值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也有一些差异。进入大规模反哺期，各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将继续发生变化，因而这一阶段是以各国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转变为主要标志。各国和地区审时度势的出台并调整了一些农业法规和政策，以适应大规模反哺期的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具体见表3-6)。

表3-6　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反哺期的国民经济结构

续表3-6

数据来源：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J］.管理世界，2005(7).

在分析我国是否已经达到大规模反哺期的问题上，本书选取了人均GDP、农业占GDP比重、工农业GDP之比、农业就业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城镇恩格尔系数等指标来衡量。按照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照值，在人均GDP指标上，按照统一的购买力标准来看，2009年开始，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600元;在农业占GDP的比重上，以国际参照值9.5～15的浮动范围为标准，21世纪以来的各个年份均满足这一要求;按照工农业占GDP之比，我国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农业产值比重越来越低，2012年达到了4.49∶1，符合国际参照标准;从2004—2012年，在农业就业比重上，是不断递减的一个趋势。2012年，农业就业比重为33.60%，还未达到32.7%的国际参照值临界点，不过已经处于进入大规模反哺期的前期准备阶段;在人口城市化率上，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超过了50%的比重，符合大规模反哺期国际参照值。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还处在优化上升期，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工业化仍存在发展空间。我国正准备进入大规模、全面型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发展阶段(具体见表3-7)。

表3-7　2004—2012年我国经济结构及大规模反哺期国际参照值比较

数据来源：国际参照值参见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J］.管理世界，2005(7).其他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2004—2012年的美元按照当年的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而成。

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主要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是我国计划经济运行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行讲话。这个时期是我国开始探索性尝试市场经济的开始。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开始，于十四大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21世纪后仍在不断探索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一个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行为。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也在不断推进，这些均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这种市场行为提供了契机。

此外，从1997年前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开始，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间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更替转变，农业部门的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也在不断下降。21世纪初，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时期。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当时工业的实力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并逐渐形成了以工促农的内生机制。目前，随着我国农业占GDP比重、工农业GDP之比、农业就业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城镇恩格尔系数等指标的不断优化，距离国际上大规模全面反哺期越来越接近，这说明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