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债务是金融的生命之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债务和在金融系统中转移债务获得自己利润中的大部分。然而债务给整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们的传统认知一直是增加信贷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大批新的研究提出了异议—研究表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应当持有的信贷和金融部门的规模应有一个限制。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私营部门中信贷增长过快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增长放缓。[7] 其他研究也表明，金融部门扩张往往意味着经济不稳定。[8] 债务一直是金融危机的前兆，[9] 然而我们的税制仍旧对债务的产生给予补贴。在第9章中我探讨了这个问题。
其原因不足为奇—鼓励债务和发行信贷可以作为政府逃避依照历史标准，实体经济增速放缓这个问题的深奥对话的方式。在这种新环境中加速经济发展需要更大、更具挑战性的政治步骤：改革教育、提出有凝聚力的国家发展战略、改进税务体制、加强社会安全网等。要解决推诿责任的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我们的政治经济如何起作用（或者说，更为常见的是，不起作用）—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金融的范围。
但在操作层面上，许多分散的独立步骤都能鼓励储蓄和股权的建设，而没有鼓励债务。其中之一，提高银行自费交易的数量，已经在前文有所阐述。还有许多其他办法。在《债务和魔鬼》中，作者阿戴尔·特纳讨论了用监管和税款抵免鼓励银行多向对社会有益的方面发放贷款，而不是进行高风险、短视的交易。[10]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建议过让所有的金融合同，尤其是债务合同更加灵活。债务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高风险环境中，出现的任何变化对借贷者的伤害都比对放贷者的伤害大得多。席勒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让这个重担能够在借贷者和放贷者之间更加平均的分散开。以政府债务服务合同为例，如果GDP下降，偿付可能暂时下滑（这会让面向希腊等国家的放贷者更加谨慎）。同样，个人承担的按揭利率可以根据他们的经济环境或根据特定区域的房价基础进行调整。[11] 《房债》作者米安和苏非指出，这将有利于缓和债务泡沫破裂后产生的消费萎缩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下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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