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催生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路径思考

当中国经济迈入增速换挡、驱动因素转换的新阶段后，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就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这既是释放改革红利的目的之一，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

(一)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中小企业不论从数量上、产值贡献上，还是从产业分布上看，都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政府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中小企业必定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当前更加重要的是要鼓励创业，大量地发展中小企业，形成稳定吸收、持续就业的局面，增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这就需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也就是说，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培育新增长点创造更加宽松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这也体现出中央对新常态下发掘、释放新动力、发现培育新增长点、确保经济中高位增长的高度关注。

同时，我国应通过开放市场、鼓励创业的方式，让民间资本自由探索下一步新的增长。近年来，民间资本已经在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互联网消费方面也得到了直观的体现。数据显示，2014年11月11日，阿里“双十一”全天交易额达57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创造了世界电商购物的奇迹。在未来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同时消费率仍然偏低的情况下，鼓励、培育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新兴消费热点对于促进消费、培育新的增长点有重要意义。

为提高全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和潜力，这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还应强化政策落实和推进，把现有的各项鼓励政策具体化、细化，并有的放矢解决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更须发挥改革的引领作用，打破垄断，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空间，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提升资本回报率；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市场驱动，让市场来选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点，让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新兴生产力加快成长，让一切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二)向区域创新发展要动力

为提高经济增长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列入201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部署，提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的协同性，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加优化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三大战略的明确意味着政府正试图用经济区或经济带促进各行政区间的跨区域协同发展，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将带来产业规划、资源管理的统筹布局，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得经济发展的短板效应逐渐减弱，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均衡性。

中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在投资增速上超越东部，这显示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和机制得到落实。长江经济带等三大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旨在实现区域间的产业优势互补，不仅会带来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以及产业集群的共建共享，还将通过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引导资源要素的流动配置，降低市场主体的运营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还要在推广自由贸易园区以及自主创新示范区上着力，以形成推进开放式创新、优化创新创业市场环境的新局面。目前我国已有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等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这些举措旨在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

1.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2.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各自为政到协同发展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二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三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四是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

3.长江经济带：从局部增长到全面成长

打造长江经济带，一是加快打造长江黄金水道，加强航运、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内的互联互通，降低交通成本，增强经济活力。二是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三是密切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作，共创共享，打造中国经济脊梁。四是利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吸引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回家创业或本地就业。

(三)扩大内需，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九个趋势的论述将消费需求置于首位，打破了以往投资为首的惯例，是很有意义的。在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的前提下，这意味着2015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因此，应从改善13亿多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寻找、发掘和引导、培育新的经济动力，以民生作为着眼点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扩大内需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根本着力点。随着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提高已经成为趋势，过去的消费侧重于日常必要的衣食住用，这种大众消费肯定是排浪式的。将来文化、旅游、健康等方面的消费应当体现个性化。这需要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公众未来消费预期的安全性，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研究经济转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规律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由住、行等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资源，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如何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是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为经济起飞构造了必要的制度基础。那么当下正在进行的发展方式转变就是第二次转型，它的方向就是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外循环”增长模式，向创新和内需拉动的“内循环”增长模式转型。也就是说，消费主导时代的中国经济将不再是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建立在居民消费能力和福祉普遍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这次转型不再将增长动力依托于政府投资的驱动上，也不再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扩大，而是以全面的企业创新、产业创新、经济创新、文化创新直至体制机制的创新，改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在收入分配上处理好国民收入比例和公平问题，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制，从而将抑制了的居民消费愿望释放出来，变为现实购买力。当消费者、企业、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被激发释放之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劲的经济活力，推动中国向消费大国迈进的第二次转型。

经过近几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在经历了投资大国、生产大国的第一次转型之后，中国正处于迈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拐点，如何建立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第二次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投资及出口对GDP的影响显现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迎接消费主导时代的到来，我国应当建立启动消费的长效体制机制，以缓解经济进入新阶段后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正在加剧的投资消费阶段性失衡的问题。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线，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是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客观要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当前我国出现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但不能否认的是，相当部分的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因此必须把扩大内需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

从投入产出的基本结构看，消费结构升级是引导和促进主导产业演变的主要因素。随着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小康型向享受型、发展型升级时，受消费需求的推动，提供满足更新的相应产品需求的产业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并取代传统的消费品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那些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其他产业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主导产业的更替与消费结构升级直接相关，依据一般变化规律，一国主导产业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住行及其拉动的重化工业，最后到服务业。

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发力的经济增长点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这类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这类投资最能直接提升百姓未来幸福感，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四)主导产业更替与结构调整应成为新的增长点

主导产业指的是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主体性的战略地位，并能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引导和支撑作用的产业。主导产业应具有这些特征：一是依靠科技进步，获得新生产函数；二是形成高速增长的增长率；三是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上述三个特征反映了主导产业的素质和特有的作用，它们是有机整体，缺一就不成为主导产业。尤其是扩散效应，是与其他产业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准^[5]。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经过近几年加大投入力度和政策措施扶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步夯实了发展基础，开始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

同时，结构调整还包括产业由传统向中高端的迈进。虽然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但其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根据对工业细分行业的利润、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有关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以下行业的增长高于全行业平均值，预计其将继续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包括：食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居民消费从吃饭、穿衣向居住、出行、文教、娱乐升级；涉及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汽车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文教、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另外，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大力发展老年人消费、健康、养老、旅游等，能够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五)服务业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8.2%，高出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意味着中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服务业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这表明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14年中国经济最大亮点，就是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居民收入有所增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而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明证就是服务业增速超过工业的同时，新增就业人口同步增加。这种结构性变化态势不仅是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的客观反映，也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断推进的结果。

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收入水平转化的时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程度。目前，我国正在从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收入水平进程迈进。

今后，我国要更加重视第三产业发展，要更多地出台支持现代物流业、高技术、节能、家政服务、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不断深化、细化和完善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重点从加快推进服务领域改革，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力度，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有力地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第三产业具有就业弹性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仅仅一个阿里巴巴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近千万人，吸纳了不同层次的就业者。未来，我国要加快发展和互联网、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服务业，加快孕育各种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新模式，这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希望所在。

(六)特别重视向科技创新和信息化要动力

今天中国科技进步和新技术产业化应当转向自主创新方式，这是我国科技进步战略的重大调整，这样的转型必须在体制上也进行重大的转变和改革。一是保护知识产权，完善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法律和法规，克服地方行政和司法保护主义，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二是需要适应科技的发展，用有利于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形成能商业运营的环境推动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三是需要改革税收体制，出台鼓励创新的财税政策。

以新能源革命、新一代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初现端倪，低成本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化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工业化需要信息化引领，城镇化和国际化作为现代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也必须以信息化作为枢纽和平台，农业现代化也需要同信息化相融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需要信息化的支撑保障和引领。因此，要把握信息化的历史定位和机遇，采取得力措施，大力促进和实现“四化融合”(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同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协调发展。

(七)城镇化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城市病，严重制约了经济转型升级。面对新常态，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有着显著的意义。一是要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是四化同步，促进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三是要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加快剥离户口所依附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真实功能。四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有明确和保护土地用益物权的思路，建立以承包权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并完善土地产权法律制度。要完善征地和流转制度，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五是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要以解决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性住房为重点，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力度，增加对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

(高惺惟：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讲师，经济学博士)

【注释】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肖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2]曹秋菊：《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2月。

[3]刘志铭、郭惠武：《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变迁——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财经研究》，2008年2月。

[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5]于刃刚：《主导产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