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误区

在关于社会资本的本体问题上，就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来说，不管是布迪厄的社会关系结构资源说，还是科尔曼社会结构功能说以及帕特南等人的社会结构要素说，尽管他们对社会资本表述形式各异，其表达的本质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从本体论角度上说，我们认为他们都坚持了一种共同的本体论基础——结构功能本体论。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抑或是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其来源于和生成于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都坚持把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当成社会资本存在的本体论基础。

一、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的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立场

一般说来，社会资本理论学术界认为，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三大创始人。从本体论角度上说，尽管这个三位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大师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各有侧重，其表述各异；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坚持把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当成社会资本的本体，他们都把具有结构功能本体论当成了社会资本的本体论基础。为了论证我们的观点，我们主要从这三大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对社会资本相关具体论述着手，来证明我们这一观点。

（一）布迪厄的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社会结构资源说

我们认为把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当成社会资本的本体，从结构功能视域中来理解社会资本是由布迪厄开始的。这是因为，布迪厄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人，同时也是从结构功能本体论立场上来理解社会资本的第一人。

我们都知道，布迪厄是一个法国的人类学社会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法国结构功能主义思想家。布迪厄从结构功能本体论角度出发，谈到了自己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在布迪厄的整个社会资本理论体系中，我们认为，场域、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支撑布迪厄整个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其中，场域理论可以说是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本体论前提，资本理论是布迪厄场域本体论分析社会问题的主要成果，而社会资本则是布迪厄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场域理论问题上，布迪厄直接表现出了自己所持有的本体论立场——结构功能本体论。布迪厄认为所谓的场域就是指各种各样功能性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场域即社会结构。社会场域抑或社会结构可以表现为经济场域或经济结构、政治场域或政治结构、文化场域或文化结构、教育场域或教育结构、法律场域或法律结构等诸多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场域。尽管整个社会场域或整个社会结构表现形式各异，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其社会关系的主体、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社会关系的规则都有所不同，但是只要它们是社会场域，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布迪厄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架，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者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等）。”^〔1〕从布迪厄对场域定义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是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场域的，把社会场域看成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每一个社会场域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权力结构。社会场域与资本场域具有如下关系：社会场域为——资本——提供发挥作用的场所，为资本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没有社会场域就没有资本场域，而资本场域就是整个社会场域斗争的焦点，是社会场域权力斗争的集中体表现形式。布迪厄在明确了场域的含义及其场域与资本的关系之后，谈到自己对资本的理解。

布迪厄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者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需要花时间去积累，需要以客观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去积累，资本是以同一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能力，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的能力。”^〔2〕在这里，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认为，布迪厄对资本的理解受到了马克思对资本理解的影响。但是，布迪厄不是把资本仅仅看成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而是把资本当成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范畴；从而认为资本不仅仅具有物质资本这单一的存在形式，还应当有其他社会存在形式。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既是社会场域中蕴含的社会资源，同时又是社会场域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因而，资本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物质资本，资本也可以是无形的关系资本；资本不仅只有一种传统的经济资本形态，资本还可以有其他多种形态，有多少个社会场域就应该有多少种资本表现形式。从社会场域基本形式来说，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传统意义上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三种基本资本形式都是处于社会场域中社会主体习得和积累的产物，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物质资本是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资本，以产权和财产的形式存在；文化资本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主要是以教育为内容的人力资本形式存在，而社会资本就是以物质资本为基础，以人力资本为内容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布迪厄对社会资本作了如下定义：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者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信任——引者注解）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也就或多或少真正被以决定形式确定下来，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和象征的基础上的。”^〔3〕按照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表述和定义，我们看出，布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信任关系网络，而人们正是通过社会资本从而获得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如果处于在一定社会场域的人们，一旦拥有某种社会资本，他就会与其他资本形式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进行相互交换，实现社会资本自我的再生产，从而完成社会资本的自我增殖。以上就是布迪厄从结构功能本体立场来看待和理解社会资本的大致内容。

（二）科尔曼的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社会结构功能说

我们认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三大创始人中，最直接、最明确地从结构功能本体论立场来理解社会资本的是科尔曼。

一个客观的学术事实就是，社会资本这个学术概念确实首先是由布迪厄明确提出来的，但是使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却不是布迪厄，而是科尔曼。正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用、理解和表述才引起后来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直至整个社会科学对社会资本的激烈争论和普遍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对布迪厄来说，当布迪厄在其自己1983年所写的《资本的形式》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之后，布迪厄本人并没有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这一思想，而把社会资本这个学术概念仅仅当成他资本理论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加上《资本的形式》一文是以法文发表，这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思想对英语世界的影响和认知。而后来当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科尔曼教授对社会资本给予极大的关注之后，才使得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当今主流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国际性学术话语。

我们知道，科尔曼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公共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直接师承结构功能主义大师——默顿。科尔曼以结构功能为本体，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在积极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社会资本思想基础之上，非常明确地从结构功能本体论的角度给社会资本下了一个定义。科尔曼说：“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他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他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和其他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的目标。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4〕从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尔曼跟布迪厄一样，同样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只不过科尔曼更加明确地从结构功能本体论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把社会资本明确地理解为一种具有功能性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结构资源。从社会资本学术史角度上说，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之所以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不仅在于科尔曼是一个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也不仅在于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所做出的结构功能主义阐述，而是在于科尔曼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资本所表现的形式，而不像布迪厄那样对社会资本仅仅只是作了概要性的论述和提及。

从形式上说，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如下三种基本存在形式：第一，信任型社会资本。这是社会资本首要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义务和期望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科尔曼指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从社会关系结构中产生出的人际信任既是社会资本产生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人际信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信和理解，而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托，相互信任的人们愿意为对方提供资源、信息和帮助，并且相信自己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对方的回报。科尔曼举例说明：“如果A为B付出了并相信B在将来会给予报答，这就建立了一个A的预期以及一个有关B的部分责任。该责任可以看作由B提供的A所持有的一张绩效贷款通知单。那么，如果A持有大量的这种贷款通知单，那么，对于与A有联系的责任而言，针对财务资本的类推是直接的。这些贷款通知单构成了如果A需要就能够收回的一大批贷款——当然，除非信用投资是不明智的，那么这些就是将来无法偿还的坏账。”^〔5〕因此，信任型社会资本要受到两个社会因素的制约：“（1）社会环境的信用度，这意味着要承担责任；（2）要负责任的实际范围。”^〔6〕第二，信息型社会资本。这是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态的表现形式。在科尔曼看来，在信息社会时代，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之上的形成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络，人们相互交换不一定就必须是物质，而更多是一种信息。因为在信息时代，信息就是商机，就是资源和金钱。第三，规范型社会资本。科尔曼认为人际信任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规范来保障人际信任的话，那种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是不可想的，也是无法持久的。人际信任最重要的规范就是互利互惠规范。从这个互利互惠信任规范中必然引申出有效的惩罚机制。科尔曼认为，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来说，规范型社会资本的存在为其他社会资本形式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只有通过规范型社会资本，才能约束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才能有效杜绝人们的搭便车行为，才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成功。以上就是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从这里，我们更加明确地看到结构功能本体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帕特南的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社会结构要素说

我们认为，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迄今为止把结构功能本体论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性研究最为成功的学者。

如果说布迪厄内在地表达了结构功能本体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逻辑关联的话，那么，科尔曼在布迪厄的基础之上，更加明确地把结构功能本体论和社会资本联系起来，并初步系统的分析了社会资本所在的三种基本形式。以上两点，就是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贡献。而这两位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论贡献与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理论贡献来说，就略显不足。这是因为，无论是布迪厄还是科尔曼，他们与帕特南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缺陷：那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理论在其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都不是主要的，而且都只是以论文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资本简单看法，如果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相比较来说，既不具体，也不全面。从系统论的角度上说，人们从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中除了只能看到有关社会资本思想火花之外，不能看出别的其他东西。而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就不一样。帕特南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资本理论大师。因为帕特南围绕社会资本这个主题已经写两本对当今社会科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一本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另一本则是《独自打保龄——美德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7〕在其之后有一部政治学名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的相互信赖的规范”。^〔8〕我们认为，帕特南对社会资本这两种界定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帕特南跟布迪厄和科尔曼等人一样，同样把社会资本理解一种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只不过帕特南不仅从广义上理解社会资本，而且从狭义上理解社会资本，更加明确把信任当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帕特南明确地表示，从狭义上说，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任关系。而维持这种信任关系即社会资本运行的机制就是互惠，其目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合作，解决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在帕特南那里，社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信任、规范和合作才第一次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帕特南系统地完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创建工作。

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理论贡献还不仅于此。因为就帕特南的整个社会理论来说，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可以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部分。帕特南不但明确地把信任、规范和合作当成社会资本三大核心基本组成要素，而且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指导，实证地分析了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政治信任、社会治理及其政治绩效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无论是在帕特南的成名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还是后来的又一政治学名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都可以看到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具体应用。在前一本书即《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具有如下关系：在帕特南看来，如果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种信任关系的话，社会资本存量高的地方，其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也必然高，表现为政治清明和政府清廉，因而社会治理能够达到善治。反之，对于社会资本存量小的地方，其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必然低下，表现为政治专治和政府腐败，因而使得社会治理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其政治绩效自然也就低下。而意大利南北社会治理的差异，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不同造成的。一般来说，由于意大利北方社会资本存量高，意大利北方政治较民主，反之而在意大利南方由于社会资本存量低下，所以意大利南方政治绩效也低下。在后一本书《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帕特南继续把社会资本当成一个分析工具，详细地分析和说明当今美国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资本促进了社会民主绩效，反过来，社会民主能够提高社会资本存量。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系统阐述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对社会资本的有关表述，可以非常清楚地明辨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在经典社会资本理论看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抑或信任关系，其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是一种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为了正确地评价结构功能本体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资本的本体论，我们有必要对结构功能本体论即结构功能主义本身有所了解，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在本体论上的得失。而我们对结构功能本体论的理解不能从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那里获得。因为以上三位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其本身并没有创立结构功能主义，而只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应用；而我们对结构功能的理解和阐述，应该从结构功能主义者那里获得。

二、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自身的产生和形成角度上说，社会学界一般认为，帕森斯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代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正式形成，莫顿代表了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9〕

（一）帕森斯的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

就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来说，我们认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可以分为社会行动理论及功能分析两部组成。

首先，就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来说，是帕森斯在他的成名之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完成的，预示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在这本书中，帕森斯通过对韦伯、迪尔凯姆和帕累托等人的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批判地继承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迪尔凯姆等人的实证功能主义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理论，创立了包罗万象的社会行动理论。从而把早期的实证功能思想发展成为一般社会行动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结构的系统性，为他后来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认为，人类社会行动是人类社会一个基本经验社会事实。只有从人类社会行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各种经验现象和社会事实的意义。所谓的社会行动绝对不是单纯从心理学角度所理解的那样，是行为者对社会环境简单刺激性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反映，而是社会行动者具有目的性、意志性和主体性社会活动，并且是可以被经验实证观察得到的人的活动。社会行动的主体可以是单独的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单位——法人，甚至还可以是整体社会。帕森斯在界定了社会行动的含义及其明确社会行动的主体之后，还具体的分析了任何一个社会行动单元所构成的基本要素。帕森斯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行动，都必须由以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社会行动的目标，即社会行动者所希望预期达到的理想状态。第二个基本要素就是社会行动的状态，即影响社会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具体的自然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等各种各样的环境。其环境要素又可以分为手段要素和条件要素两类：手段要素是指社会行动者自己为了实现社会行动目的的可以控制和利用的攻击性要素。条件要素是指社会行动者自身无法控制和掌握的进而阻碍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客观存在的要素。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社会价值规范。所谓的社会价值规范就是影响行动者目标实现、选择手段和克服障碍时候所必须遵循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标准。

其次，就对社会行动结构的功能分析来说，这是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完成的，意味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在这本书中，帕森斯明确指出对社会行动者不是一个单独行为，而是一种结构行为。所谓的行动结构就是指任何一个社会行动都是作为一个结构行为而存在的，是由四个相互联合同时又各自独立的分支系统构成，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特殊功能，从而促进任何一个社会行动者目标的实现。这四个子系统分别是以社会行动者的自然生物性为系统的行为有机体系统；以社会行动者的动机、欲望、需要为体系的人格系统；以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制度为体系的社会系统；以社会行动者的文化价值规范为体系的文化系统。这四个分支系统各自发挥着普遍而特殊的社会功能，共同支撑了整个行动结构，实现了社会整个有机系统的一般均衡。这四个功能分别是：第一，适应性功能。适应性功能是指行动结构必须时刻保持与外部环境，尤其是与行动结构的外部自然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获得生存资源，并分配给其他行动结构的子系统。这是由行为有机体系统完成的。第二，目的性功能。目的性功能是指任何一个行动结构都有它特定的目标，实现希望其特定的行动的理想，因此行动结构必须要实现其行动目的的手段、工具和桥梁。这是由人格系统完成的。第三，整合性功能。整合性功能是指任何行动结构都是由各个四个不同分支系统构成起来的。为了使行动结构具有整体性，必须把各个分支系统整合起来，协调一致，以其发挥总体性功能。这是由社会系统完成的。第四，维持性功能。维持性功能是指在行动结构因为某种原因暂时中断的时候，而行动结构原有的运动模式必须根据某种社会规范而继续完整的运行下去，从而保证整个行动结构得以延续。这是由文化系统完成的。这就是帕森斯所谓的“AGIL”分析模式，也叫“四功能结构”。帕森斯强调说，一般行动结构都是由这四个功能性的子系统构成，而这个四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本身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同样必须具有这四项功能。所以，这四个功能不但体现了一切行动结构中的基本属性，而且也是每个子系统的基本属性，表现了行动结构与行动结构之间、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相互交换、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实现了行动结构自我调节的一般均衡。

（二）默顿的社会结构功能方法论

如果说帕森斯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创立者的话，那么默顿则是结构功能主义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就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说，我们认为，默顿作为帕森斯的学生和信徒，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这是因为，默顿接受人们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具有先验性和抽象性的批评，不再像帕森斯那样把具有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当成一种抽象的社会本体，而是站在更加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把结构功能主义仅仅当成一种认识、理解和分析社会的社会学方法论，特别注重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关系，强调对社会结构进行功能性解释，创立了结构制约性功能分析范式，从而把结构功能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结构功能性分析方法，实现了传统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转换，进而推动和发展结构功能主义。^〔10〕

就默顿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批判来说，默顿不同意帕森斯把“结构”和“功能”变成解释和构造一般社会行动理论基本概念，看作是社会的本体，而是认为“结构”和“功能”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默顿站在结构制约性功能方法的角度，批判了被帕森斯所认可的由英国人类学文化功能主义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三条基本假设：“功能统一性”、“功能普遍性”和“功能不可或缺性”。功能统一性假设认为社会行动整个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都是自然的平衡统一的，它们之间没有矛盾、冲突和不协调的可能性。默顿认为，功能统一性假设与经验世界的各种对立、矛盾和冲突往往是相反，也是违背人们的认识常理的。如某一个宗教仪式这个文化功能可能既是该宗教文化群体内部团结一致统一性的原因，同时也可能是与其他文化宗教团体发生冲突和矛盾的原因。这说明，在一个宗教仪式的文化功能对该宗教团体具有积极功能的同时，这个宗教仪式的文化功能都对其他宗教团体可能具有消极功能。因此，功能统一性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功能普遍性假设认为社会形式或者文化规范都具有普遍积极功能，没有消极功能。默顿认为，这种功能普遍性假设也是毫无根据的，是人类学文化功能主义者一种背离经验世界的先验假设，也是不成立的。人类的经验生活世界告诉我们，对于任何标准化的社会行动模式各个系统所发挥的功能都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功能的普遍性具有不确定原理，有些文化规范确实在社会行动结构具有功能作用，而有些文化规范在社会行动结构中根本不具有功能作用，这一切都有待于经验的调查和检验。功能不可或缺性假设认为，在任何一个人类文化之中，任何文化规范都发挥着自己特殊的功能，没有不发挥功能的文化规范，文化规范在整体社会行动结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默顿认为，这个假设本身也是模糊不清，把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本质区别观点混淆起来，即把功能需要和功能先决条件相互混淆。默顿认为功能的普遍需要不能随意的确定，而是要根据产生功能普遍需要实际的经验条件来确定，必须用经验加以检验。

有破才有立，不破不立。默顿在批判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中的先验主义和本质主义因素之后，站在更加彻底的经验主义和更加彻底的实证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功能分析项目和功能分析机制、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反功能、功能接受者和功能替代物、结构制约性等新概念的提出，创立了自己的结构制约性功能分析范式，实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所谓的功能分析项目就是指人们借以分析社会行动的对象即社会文化规范、角色关系和科层组织等，而联系功能项目和功能后果之间的中介就是功能分析机制；所谓显功能就是行动者有意识的造成并能够在经验上观察得到的作用后果，而在行动者无意识创造的并且没有被经验所认识到的作用后果就是潜功能；所谓的正功能就是指对行动结构起着维持、协调和促进等积极作用的行为模式，反之，对行动结构起着干扰、阻碍和破坏等消极作用的行为模式就是反功能；所谓的功能接受者是指某一特定的功能项目作用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而某一特定的功能项目的功能并不是唯一不可或缺的，而是可以选择替代即所谓的功能替代物；所谓的结构制约性就是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是由各种社会要素有机组成的结构状态，这种社会状态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同时也就产生一种相互制约的结构性力量。这种各个社会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力量即结构制约性功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功能项目是可以替代和选择的。这样，默顿就在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以更加彻底的经验实证的立场，用多样的、不确定的、经验的结构制约性的功能分析范式代替了帕森斯那种单一的、绝对的、普遍的和抽象的结构功能主义，从而把结构功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对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的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的评析

（一）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的合理性

从结构功能本体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这体现人类对社会及其社会资本认识的深化，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物质资本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理论家对社会资本的理解更加接近马克思的科学资本观。

就对社会本体的认识来说，在结构功能本体论看来，社会不是一种抽象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伊恩·罗伯逊说：“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社会结构就是指某一社会制度的基本成分之间有组织的关系。虽然这些基本成分的特征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因社会而异，它们却为一切人类社会提供了框架。”^〔11〕罗伯逊据此认为：“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成分是地位、角色、群体和制度，这些概念在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12〕在这里，罗伯逊认为社会结构组成的要素首先是地位，其次是角色，再次是群体，最后才是制度。罗伯逊解释说，所谓的地位抑或社会地位就是个人或组织在社会金字塔结构型中所处于的空间社会结构位置，这个社会位置可以是多个，其中权力是决定个人和法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他举例说明，在一个学校里，教师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与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公司里，董事长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与雇员、股东和经理的关系。同时还指出，对于现实的人类社会地位来说，由于人类社会权力的等级性导致了人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性。一个社会权力大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其社会地位往往高，而社会权力小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被统治者，其社会地位也往往低下。之所以会造成社会权力的大小直至导致社会地位的高低和不平等，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所造成的。所谓的社会角色就是由于社会地位所决定而体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及其权利和义务。处于统一社会地位可以扮演多种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例如大学教师的地位可以是该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同时还可以是研究生导师，还可以是科学家等角色。所谓“群体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在对彼此的行为有着共同期待的基础上一起进行着有规则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群体就是一群地位巨额角色相互联系的人。”^〔13〕罗伯逊认为社会群体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往往决定了社会结构的特征。而社会制度就是根据社会需要而运行的一套价值标准体系，使得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群体有机的系统的联系起来。一个社会制度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以外还有其他分支制度，如家庭制度，公司制度和法律制度等。

就对资本及其社会资本的认识来说，实现人类在对资本及其社会资本的本质的理解上自我变革，比起古典经济学把资本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生产资料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是对实体主义思维范式反驳的一个结果。这首先是应当肯定的。我们知道，在结构功能主义诞生以前，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不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而是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实体本体论出发，把资本仅仅理解一种物质生产资料。我们以斯密的资本观为例子，说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中对资本及其社会资本的本质理解的进步意义。斯密关于资本的见解集中体现于他自己的成名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之所以能够在资本理论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应该归功于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斯密在劳动价值论的巨大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价值形式上，斯密正确地区分了商品价值的二因素，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交换价值严格的区别开来；第二，在价值的决定上，斯密认为两种劳动决定价值即是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或者价值决定于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物化劳动。斯密在确立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之后，谈到了自己对资本的理解。斯密从自己的二元价值论价值出发，他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里积累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者劳动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14〕，还说“劳动者对原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15〕。所以，一个人会把他的“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把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应目前消费”^〔1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密对资本的理解。斯密不是把资本看成历史的产物，而是看成自然的产物即物质生产资料，从而也就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人们从事生产时所准备和储备的物质生产资料也看成资本，那就把资本等同于物，这样就抹杀了资本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把资本的自然物质属性和资本的社会本质属性完全等同起来，从而把资本当成一个超历史、超社会和超阶级的自然范畴，当成一种自然物质资源。这应当是受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而站在结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待资本和社会资本，把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关系的中的资源，比起斯密把资本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资源，与马克思的科学的资本观——社会生产关系说要更接近一些，因而也能够更加科学地理解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本质。

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说，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其中，阿尔都塞是主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结构功能思想的主要代表。

阿尔都塞站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批判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决定论，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第二国际所宣言教条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涵义根本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宣言的历史一元论即经济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歪曲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历史多元论，马克思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在阿尔都塞看来，在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往往被解释成一种经济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简化为两个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是，后一种矛盾要受到前一种矛盾的制约，而前一种矛盾又要受到生产力本身发展的制约。阿尔都塞认为这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还原论，是一种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在作怪，把本来丰富多样的历史发展因素只是简单的归结为一种机械的经济发展因素，这是一种早已被马克思自己所批判的粗陋的经济唯物主义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而真正的历史决定论不是一种一元经济决定论，而是一种多元结构决定论。阿尔都塞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足以决定把革命‘提到议事日程’，它却不能只靠它本身的直接作用，来激发一种‘革命的形势’，更不能激发起革命的爆发和革命胜利的形势，……而变成真正是‘能动的’，即变成爆发的动力，就必须有各种根源不同、方向不同的‘形势’和‘潮流’集合在一起……而‘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破坏力量，……这些力量并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现象而‘消失’在一个简单的矛盾的内部的统一中。”^〔17〕在这里，阿尔都塞明确的反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为一元经济唯物主义，而是主张多元结构决定论。阿尔都塞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中，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因素是多重的，其决定也是多重的。固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作用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他社会矛盾之间的作用。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同时也起决定作用，这些诸多矛盾共同决定和促进社会结构及其社会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我们认为，阿尔都塞对第二国际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了一元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对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赞成阿尔都塞在批判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即是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历史发展不是一元历史论而是多元论历史，而阿尔都塞认为他自己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不过，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早已被马克思揭示过的社会真理：社会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关系的存在，并且是一种运动的和系统的存在，而且这些都是已经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证明的社会事实和历史事实。社会结构才是社会的主体而不是人，人只不过社会结构中组成的一个必要要素和环节。

（二）社会结构功能本体论的失误——社会历史唯心主义本体论

首先，就马克思主义与结构功能本体关系上来说，我们认为，在结构功能本体论看来，马克思是一个结构功能本体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有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同样也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也像结构功能主义者一样，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存在。按照马克思对社会本质的理解，所谓的社会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人类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可以划分为经济关系及其经济结构、政治关系及其政治结构、文化关系及其文化结构，而整个社会结构就是由这三个子结构组成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把人类社会生活看成是一个相互孤立的没有联系和发展的原子社会时，深刻地指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18〕马克思在这里强调指出，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单子，而是类似于生物有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有机关系。在说明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的时候，马克思更是明确的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解剖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有机体，科学的阐明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组成部分看成是“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9〕，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0〕，而且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2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也跟结构功能主义一样，把资本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关系，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有机体的存在。而社会资本理论家们从结构功能本体论出发，把社会及其社会资本同样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存在，认为各个社会关系结构之间不是一个实体关系，而是一种功能结构关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家们把社会资本的本体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有其合理性。

其次，尽管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确实蕴含了结构功能主义某些思想，我们也赞同阿尔都塞对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个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批评，但是却不同意阿尔都塞的结论，即不同意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与结构功能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认为阿尔都塞对第二国际所宣言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深刻的，有见地的，击中了机械经济决定论要害的。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阿尔都塞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的理由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批判的矛头和对象却有无限扩大化的错误。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创立者应该只能是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如考茨基、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但是绝对不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上。我们认为，机械经济决定论作为近代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物理科学而兴起的社会决定论思想，其目的是在反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学目的论。我们知道，在近代机械决定论兴起以前，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统治着社会历史观。神学目的论认为上帝是主宰人类社会历史一切的最终的裁判，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人和人类社会只能听从和顺从神的意旨行事，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意志。神学目的论的实质就是主张一种神秘的因果宿命论，为中世纪的封建神权统治服务，使得人们安于现状，甘受剥削和压迫，为其统治服务。随着近代自然科学不断兴起和发展，近代资产阶级也相应的发展起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世俗生活之中发展自己的阶级力量并反对封建贵族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而且也同时需要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找一种新的思想意识来反对维护封建贵族统治的思想基础——神学宿命论，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反对封建贵族，必须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来为自己的思想代言，他们选择了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中孕育下的机械决定论作为自己的思想代表。

机械社会决定论者认为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是上帝，更不是上帝在世俗社会的神学代表——教皇、政权代表——国王，而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自然规律即经济发展规律。在机械决定论者看来由于人类社会的本体是一种物质，而物质又可分为自然物体和社会物体。力学是自然物体之中自然规律，而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物体的中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就像自然物理学中的力规律一样，才真正是统治人类社会的自然的社会规律，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所认为的把宿命的神学目的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机械决定论把经济活动中的人只是看作经济发展的一个客体因素，否定人的主体性存在，因而只注重经济的客观性和受动性，而忽视经济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从而认为经济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机械的、单一的和线性的机械发展模式。我们认为由于机械经济决定论只把人当成经济发展的客体而不是主体，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只见物而不见人。同样把人类历史变成一种只有客观必然性而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从而也就走向了自己对立面的——神学宿命论，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宿命论和经济预成论，这当然要受到作为结构功能者阿尔都塞的反对和批判，而阿尔都塞所批判的经济决定论正是这种经济决定论。这种机械社会决定论只不过是机械物质本体论在社会历史观的表现而已，这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视域的实践社会观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马克思绝对不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者。

最后，就结构功能本体论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比较来说，我们认为只有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才是一种完备的科学社会历史观，而结构功能主义只是在某一方的具有科学性及其局部的合理性，而就整体及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因而也不可能成为社会资本的科学的本体论基础。从历史观角度上说，众所周知，马克思自己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自己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从属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制约，是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而就结构功能本体论来说，在思想本质上，结构功能主义跟古典实证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人一样，同样是把生物学和社会学相互类比，企图把生物有机体这一普遍的自然生物学规律直接嫁接和移植到人类社会之中，通过还原主义的方法，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建立在自然人的生理需求之上，而不是把人类社会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基础之上，这是被马克思所早已批判的自然生物学唯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所创立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因而，从理论的科学性的角度上说，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在其本质上是一种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还是一种唯心史观。也就是因为结构功能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看到结构功能主义合理性的同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批判地分析，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同时也要否定其非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即历史唯心主义成分，从而达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的理论发展原则的目的。

总之，就社会资本存在的本体论来说，我们不赞同把结构功能当成社会资本的本体。其理由可以简单归纳如下：如果把社会资本的本体建立在一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当然地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社会结构从哪里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生成的。如果是天生的社会结构，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种先验的社会结构，必然走向社会历史唯心主义。如果把这种先验的社会结构当成社会资本的本体，那么，我们对社会资本的本质的理解就会误入歧途，就会重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社会资本的来源，也无法理解社会资本的本质、价值及其功能。如果这个社会结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生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结构就不能成其为本体，也不再是本体了。所以，对于结构功能本体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坚持说社会结构功能是社会及其社会资本的本体，这必然走向社会历史唯心主义；要么，否定把社会结构功能当成社会及其社会资本的本体，从而选择其他作为社会和社会资本的本体。结构功能主义失误的地方，正是马克思成功的地方。我们认为，只有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即实践本体论角度出发，才能科学理解和揭示社会及其社会资本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