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基础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探讨，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对策。

一、理论基础

1．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是19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思想。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出版了枟政治经济学概论枠，在该书中，萨伊提出了一种被后世广泛接受的观点（另有人认为是英国经济学家穆勒首先提出的）。萨伊认为，生产、分配和交换都只是手段，没有人为了生产而生产，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中介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消费。生产者是为了达到消费的目的才进行生产性活动的，当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并与他人的商品进行交换时，就会使得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便因此实现了良性循环，即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带动了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这一定律经常被简单概括为“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对于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萨伊定律所揭示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并非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认可萨伊定律，例如马尔萨斯就认为可能存在商品的普遍过剩，正因为如此，凯恩斯给予了马尔萨斯很高的评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尔萨斯预见了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想法。现在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采纳的时间范围不同而已，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更注重短期，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更注重长期）。需要注意的是，萨伊定律并不否认可能会出现资源分配不当以及会产生某种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但这都是暂时的现象，对于整个商品市场而言，不会出现长期过度供给。根据萨伊定律的论断，弹性工资、弹性价格以及弹性利率会遭遇需求结构的变化，但是不会遭遇需求的持久不足和非自愿失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根据萨伊定律，人本身存在着各种欲望，但是并非每种欲望都可以转化为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与他人交换的价值，才能使自己具有消费能力。虽然萨伊定律关于供给不会长期过剩的观点与当前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现状不符，但是萨伊定律所主张的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供需均衡的立场却非常值得借鉴。

2．供给经济学派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供给经济学派，其诞生恰逢“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逻辑，这种现象不会出现）造成的凯恩斯主义失灵，从某种程度而言，供给经济学重拾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可以创造出自己的需求，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不是有效需求的不足，而是供给一侧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市场不需要的东西生产得太多，另一方面，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则由于生产率低下而供给不足。究其原因，或是政府管制太多遏制了创新，或是税收过高抑制了供给。因此，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激励”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供给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过分看重需求。供给经济学认为税收体系的设计应当立足于鼓励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税收体系改革的主旨应当立足于降低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因为高的边际税率会降低人们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动力，鼓励人们更多地进行地下经济活动，这会使得税基变小，从而政府的税收总收入变少。供给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在1974年白宫举行的一次晚餐会上，他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见图4-1），该曲线表示的是税收和税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横轴表示税率，纵轴表示税收水平。拉弗认为，开始的时候，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当税率达到一定高度时，由于从事工作和投资的意愿都开始下降，因此政府的税收收入总额趋于下降，这时进入税收禁区。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就必须降低边际税率来刺激供给。拉弗认为，当时的美国税率水平正处于税收禁区内。

图4-1　拉弗曲线

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注重反周期管理，供给经济学派追求的是经济的长期繁荣。与凯恩斯主义着眼于增加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减税政策不同，供给学派的削减高边际税率的主张是着眼于提高高收入阶层的工作积极性和投资供给，因此供给经济学派的减税不是逆经济风向的暂时行为，而是持久的、刺激经济活动的减税。削减税收也就意味着政府要削减财政支出，但是此举也是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市场使用资金的效率要高于政府。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将供给经济学的理念付诸实施，成就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要旨包括：停止增加联邦开支，降低税率，逐步放开政府管制，合理调控货币供给，稳步实现预算平衡。里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我们的税收制度惩罚辉煌的成就，人们辛勤劳动却不能换得公平的报酬。”因此有经济学家指出，“里根经济学”重塑了美国经济，并奠定了之后长达25年的繁荣时期。

供给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兴起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率很低，经济增速虽然出现下滑，但是仍居世界前列。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需求下降、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造成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滑以及经济结构扭曲等。尽管如此，供给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对于我国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供给经济学派”，还是“里根经济学”，都存在片面强调供给管理、忽视需求管理的缺陷，只看到了经济现象，不注重生产关系和制度根源的分析，因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里根的减税政策在实施多年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财政赤字，而不是拉弗预言的财政盈余，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平均税率可能并非位于所谓的税收禁区。

3．新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诺斯和科斯，由于他们两人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得该学派声名鹊起。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旨是市场导向、自由经济以及反对政府干预。该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从微观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变迁和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企业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共同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三大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不同经济制度在效率上的合理性进行比较。

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枟企业的性质枠一文，在其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后来又在1960年发表了题为枟社会成本问题枠的文章，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的思想。“科斯定理”认为，在产权界定清晰和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条件下，无论最初如何界定产权，都不会影响最终资源配置的效率。诺斯则用产权理论分析了西方近两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工业化，探究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关系，产权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等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还包括非常广泛的制度创新，这对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我们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简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并非“灵丹妙药”，一吃见效，其逻辑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二、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比前述三个理论所试图解决的困境更为复杂。因此从上述任何单独的角度进行思考，虽然都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却比较片面。一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发布的公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而提出的，其直接目的是扩大有效供给。强调供给侧的改革绝不意味着对需求侧的否定，而实际上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只通过需求刺激经济的片面做法，因为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并不是替代关系，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离不开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协调和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产业升级，化解结构性矛盾，实现供给和需求在更高层次上的新平衡。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在短期内需要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供需失衡，因此仍需适度扩张内需，缓解产能，淘汰僵尸企业也需要借助“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只有从长期角度看，随着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才能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最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总而言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市场失灵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不同层次上的叠加，因此，有效的策略不是以市场彻底取代政府，也并非以更大的计划来代替市场，而是需要针对不同问题使用不同的工具进行综合治理。

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寻找理论基础，在具备国际视野的基础之上，还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把我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全球分工体系的重构，因为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外向型发展战略，并围绕这一战略进行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建设，今天这一战略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因此战略重组以及结构性调整的相关政策就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而且不能把结构性调整政策独立于世界分工体系和经济再平衡之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贸易在2015年下降了12%，我国需要在全球新的产业链和分工格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枟人民日报枠在2016年1月4日刊登了题为“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文中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也分析供求关系，但是与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派不同，马克思主义不是单方面强调供给和需求，而是更注重两者之间的综合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分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新常态”说明在这四个环节都存在失灵，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因此显然需要从多环节中寻找答案。在这四环节中，起支配的作用的是生产。生产环节的所有制和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等方面是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降低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同时生产关系又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根据这一原理，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包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升级等内容，具体而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构成了五个重要的切入点。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现存的生产关系是否对我国社会生产力产生能动作用。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必须发挥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和谐共荣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建立新型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制企业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发挥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不同环节的创新作用，构建平等的竞争体系；进一步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出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才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应该依靠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是尊重市场规律，用利益调整经济主体（供给者）的行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淘汰，所以我们必须用合理的规则，防止逆向选择即优者被淘汰、劣者被留下的反向淘汰行为，避免“劣币驱良币”的状况发生，真正实现优胜劣汰。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淘汰高能耗、高成本、管理不善、决策失误的企业，减少低端产能，实现供求均衡。同时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稀缺的经济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使强者更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实现产业整体提升。解决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重新实现经济均衡，完成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目标。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定地推进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