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周　波　侯帅圻

摘　要：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对于理解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并进而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至关重要。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早期研究中，博弈论模型进路研究依赖于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限制和约束；基于特定政策组合的研究只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因而渠道机制有限；传统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非常有限。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局限性内容及其逻辑矛盾，都要求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范式转变。因而，放松消费者假设，增加财政变量，拓展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融合更多李嘉图等价不成立特征，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总需求尤其是总供给渠道机制正规建模，并以此进行实证研究，成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符合学科发展趋势且可用以政策评价与设计的首选。最后，文章述评近期DSGE模型框架内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DSGE；总需求渠道；总供给渠道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用于实现彼此矛盾的产出和物价等宏观目标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和制度建设中，呈现出财政当局与中央银行划分宏观调控权力的显著趋势，但理论研究（Benigno and Woodford，2003；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a，b；Eggertsson and Woodford，2004）却意识到，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机制以及产出和物价绩效的重要性。由于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局限性内容及其逻辑矛盾，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范式已经转变为DSGE模型框架内的总需求尤其是总供给渠道机制研究。

一、早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发展动态及演进脉络

梳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机制以及产出和物价效应的现存文献研究发现，博弈论模型、基于特定政策组合的研究以及传统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是早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常见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发展动态及演进脉络如图1所示。

图1　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早期研究内容及缺陷

（一）博弈论进路的财政货币政策策略性互补或替代关系研究

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较早理论文献强调财政货币当局策略依存（互补或替代）关系，也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实现经济稳定功能时是彼此支持还是抵消（Beetsma and Bovenberg，1998；Dixit and Lambertini，2001，2003a，b；Beetsma and Debrun，2004）。

1.横截面或面板数据技术研究

从横截面或面板实证研究看，Mélitz（1997，2000）和Wyplosz（1999）支持两政策工具相反运动或彼此抵消。然而，自1980年互补（Muscatelli，Tirelli and Trecroci，2001）或至少非对称互补证据日益增加。von Hagen、Hughes-Hallett and Strauch（2001）发现两个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相对宽松的财政态势与货币紧缩匹配，而货币政策一般为财政扩张提供便利。Hughes Hallett and Viegi（2000）认为，政策冲突可能内生于中央银行偏好：支持价格稳定的强烈偏好可能诱致更关注产出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当选。

考虑到中央银行仅局部控制通货膨胀且财政政策态势（fiscal policy stance）也直接影响通货膨胀，Dixit and Lambertini（2000，2001）探究财政当局相机抉择和中央银行货币承诺关系并发现，财政相机抉择破坏货币承诺。财政政策倾向于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时，出现替代性趋势，而财政扩张具有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非凯恩斯主义（也即收缩的）效应时，均衡中两政策互补。而且，中央银行试图获得低于财政当局目标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时，两政策制定者间相冲突的目标导致次优纳什均衡：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财政态势扩张不充分。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则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并不必然依据冲突或合作而是可以根据冲击类型来解释的：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为目标而财政当局追求产出和赤字目标时，供给冲击诱致相冲突的政策，而需求冲击则不会产生相冲突的政策。

2.VAR实证研究、缺陷及结构VAR

从VAR实证研究看，Muscatelli、Tirelli and Carmine Trecroci（2004a）估计常规和贝叶斯VAR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反应以及两政策工具的彼此依赖关系，揭示产出、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关系：其一，并非所有G7成员国都策略替代，财政货币政策反应中存在非对称性，而且两政策变量的相互依赖不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初两政策日益策略补充，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开始降低。其二，高负债程度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的Mélitz结论并不在所有G7成员国稳健，除德国外，赤字都不对历史债务水平反馈。其三，从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冲击反应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的反应看，传统SVAR模型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常规观点在引入财政政策变量后仍然符合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已存研究。其四，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是模糊的，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冲击反应难以探测或不显著反应意味着，当财政当局乐于消除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冲击反应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债务服务时，不存在财政的主导地位。最后，就财政冲击如何传导到经济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反应而言，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并且有时可能呈现非凯恩斯主义效应（Giavazzi and Pagano，1990，1996）。这些结论与用来解释财政政策规则如何运行的常见理论模型存在矛盾。

财政货币当局策略依存VAR实证文献的主要问题是：实证刻画财政冲击效应必须控制货币政策，不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财政政策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效应就会受到负向影响；不使用结构模型就难以解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实证相关关系。尤其是简化模型或VAR分析，不能在不同的结构解释以及对两个政策工具相关关系的冲击所发挥的作用之间做出区分。Mélitz（1997，2000）和Wyplosz（1999）就不能确定，两政策工具的相关关系是来自于系统的政策反应，还是针对结构或政策冲击的反应。Muscatelli、Tirelli and Trecroci（2001）估计VAR的重点是政策工具对其他政策冲击的反应，然而难以从VAR中获得暗含的政策反应函数参数，尤其是前瞻结构模型。强调结构性财政和货币规则的系统交互作用，可以分析作为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反应的财政货币互补或替代程度（Muscatelli，Tirelli and Trecroci，2002），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实证研究最终要与能够阐明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实证相关关系的理论构架相结合，而新凯恩斯主义范式框架就成为重要选择。

作为李嘉图等价下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NK传统DGE结构计量经济解释的有益尝试，Muscatelli、A.，P.Tirelli and C.Trecroci（2004b）使用美国数据联合估计1970—2001年间美国通货膨胀和产出模型以及财政和货币规则，理解宏观政策工具交互作用方式并发现，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对彼此的系统反应也即财政货币政策战略互补或替代不仅至关重要地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和本质，而且取决于关于潜在结构模型的假设。前者证实了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猜想。实际上，产出冲击后财政货币政策倾向于协调运动，而通货膨胀冲击或两政策工具之一冲击后，两者是替代的。就后者而言，模型的新凯恩斯主义结构表明两个政策工具针对政策规则未预期冲击反应之间的替代程度，历史模拟表明，20世纪90年代比80年代更大的财政货币政策互补的明显转换主要源于该时期的特定冲击构造。特别是需求冲击变得更加显著，而偏离政策规则的方差已经降低。这表明，深刻理解财政货币交互作用也至关重要地取决于用于拟合数据的结构模型类型。比较被估计的和从最优控制框架得到的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影响的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可以评价引入内生财政政策规则是否显著改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有趣的是，若存在最优化的货币政策制定者，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惯性且缺乏协调，则被估计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规则可能降低福利，大体符合Jones（2002）和Gordon and Leeper（2003）的分析。内生财政政策规则降低福利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本质，而且就政策功能来说，货币政策规则用于稳定用途，而自动稳定器设计通常基于分配考虑（Taylor，2000a）。因此，财政政策制定者应考虑财政政策反周期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协调问题。总之，Muscatelli，A.、P.Tirelli and C.Trecroci（2004b）是在被估计DGE模型中考察财政规则的较早尝试，但财政政策传导渠道极其有限，仅强调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总需求渠道，也即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反应的影响依赖于两个政策仅经由总需求渠道交互作用，原因则在于使用呈现李嘉图等价的模型。

（二）基于特定政策组合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早期研究

宏观政策设计文献遵循操作性政策规则不能成为经济活动非必要波动来源的标准，这意味着理性预期均衡至少应是局部唯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局限于积极货币/消极财政和消极货币/积极财政的特定政策组合研究货币和财政交互作用，就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不存在静态均衡（Leeper，1991；Benhabib，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1）。

1.货币政策规则进路财政货币政策不对称地分离研究范式

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重要宏观政策研究分支，被识别为关于通货膨胀或产出等内生变量反应的泰勒利率规则，获得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Sims，1994；Schmitt-Grohé and Uribe，2004；Davig and Leeper，2005）：名义利率随通货膨胀多于一对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Taylor，1996），通常能产生良好经济绩效（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9；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未遵守泰勒规则，从而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Clarida，Galí Gertler，1999，2000；Lubik and Schorfheide，2004）。相比之下，关于恰当使用财政工具的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存在类似丰富文献，呈现显著不对称。这固然是因为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比泰勒规则更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更重要的是，李嘉图等价背景下，在财政政策经由总付税变化发挥作用的模型中，财政货币政策非对称处理就足够了。根据Leeper（1991）逻辑，本质上，联合设计财政货币政策制定问题简化为两个可被递归求解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货币方面表现为泰勒规则文献，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只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若货币均衡动态学是确定的，则财政政策就不存在“积极”作用，也即，若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消极”演变，则确定性特征仍然成立。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依据政策是否显示出针对经常预算条件的（不）灵敏反应，Leeper（1991）首创从泛型定义角度把政策划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并得到如下结论：唯一的定价函数要求至少一个政策当局积极地设定其控制变量，而跨期政府预算平衡要求至少一个当局消极地设定其控制变量。因此，财政货币政策不对称分离研究的新凯恩斯范式中，财政政策通常不发挥突出作用。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不对称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2.源于名义政府债务估价效应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

与市场非完美性、短视消费者或税收扭曲等偏离李嘉图等价的方法不同，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特定消极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将源于名义政府债务估价作为突破李嘉图等价新渠道的关键，价格水平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Leeper，1991；Woodford，1996，1998；Sims，1994），是研究生标准宏观经济学教程的一部分（Elmendorf and Mankiw，1999；Walsh，2003；Woodford，2003；Ljungqvist and Sargent，2004）。作为一般均衡现象，财政理论强调财政货币政策在彼此隔绝状态下难以获得完美一致理解，因而必须明确解释货币政策行为并联合设计税收和货币制度。

虽然具有启发性，但所有税收都是总付形式的假设，阻碍在更宽泛的公共财政文献中理解财政理论。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Eric M.Leeper and Tack Yun（2005）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将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扩展到比例劳动收入税的简单税收扭曲模型，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效应，并将税收变化总效应Slutsky-Hicks分解为传统的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再加上资产重新估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

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动态模型中，财政政策经由动态均衡条件影响价格水平，总是存在的重新估值效应是财政扰动传导的第一步，且总是存在于发行名义政府债务的经济中，并影响宏观经济。由此，引入税收在供给方面的效应，产生来自财政理论的更丰富的可能意涵。

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distorted）劳动收入税且财政理论有效时，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政变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常见的高税率抑制效应（Laffer，1979），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取决于提高还是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重要的是，两条拉弗曲线的位置间没有紧密联系。这意味着，税收长期增长能降低也能提高价格水平，重新估值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税收长期增加总是提高该现值时（税收不扭曲时往往如此）获得常见的财政理论结论，价格水平下降；若税率足够高从而位于第二条拉弗曲线的“错误”一边时，较高的税收水平可能降低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为财政理论识别了财政政策可以影响经济活动的新渠道，这是税收的微观和宏观模型中所缺乏的。该渠道是否完全在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真实利率和产出间的某种组合中显示出来，取决于经济运转细节和税法类型。但即便财政理论机制仅产生通货膨胀，其可能也具有影响税收归宿的重要分配效应。解释这些效应，对于税收体系设计又是重要的。

3.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早期研究缺陷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都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没有涵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可能存在的其他政策组合时期，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有限。

（三）传统新凯恩斯主义DGE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非常有限

早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有限财政政策作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仅有影响是资源撤出效应（resource withdrawal effect）。经由直接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的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也容易理解。即便引入资产组合和财富效应等传导渠道（Blinder and Solow，1973；Tobin and Buiter，1976），本质上分析也类似。Blanchard and Perotti（2002）和Muscatelli et al.（2004a）表明，财政冲击具有传统凯恩斯主义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产出和消费持续上涨。但财政政策经济周期影响的VAR实证研究不支持简单新凯恩斯主义形式（Galí，1994；De Arcangelis and Lamartina，2003）。Giavazzi et al.（2000）在非VAR背景探究特定国家和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事件，并表明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李嘉图主义）效应。

1.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本质

即便广受思想争论困扰，但Goodfriend and King（1997）和Woodford（1999）认为，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和方法正在达成的共识集中体现在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Goodfriend and King，1997），亦称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或粘性价格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NK-DGE）。实质上，新凯恩斯主义拓展构成真实经济周期文献基础的新古典传统的动态最优化行为框架，与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考虑的粘性价格和/或工资等摩擦假设（Mankiw and Romer，1991）结合，使用RBC理论解释均衡产出，以价格和工资调整粘性解释真实产出对均衡产出的偏离。新凯恩斯主义不仅支配世界各国货币政策评价（Taylor，1999），甚至被建议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最重要宏观经济框架（Taylor，2000；Romer，2000）。尤其是融合非完美竞争名义刚性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范式，作为基本货币政策评价工具，集中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条件反应方式以及货币政策规则稳健性和最优性。

2.李嘉图等价成立的关键假设

传统新凯恩斯主义DGE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之所以非常有限，主要归于无限计划期间（infinite planning horizon）或无限寿命代表性行为人、总付税（lump-sum tax）、消费者最优化行为、确保政府偿付能力的政府预算恒等式成立（公共债务作用很低）等李嘉图等价假设。从构成一般均衡模型的产出欧拉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来看，标准前瞻IS曲线基于完全便利使用完美金融市场的“李嘉图主义”前瞻消费者假设，这与主张显著比例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持久收入假说的实证证据存在矛盾。而且，标准DGE模型不能提供消费针对公共支出冲击正向反应的合理理由。无限寿命代表性行为人范式中，零死亡概率的限制性假设所刻画的李嘉图主义消费者下，欧拉方程中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消失，公共债务变化对总消费没有影响，各代间的潜在财富再配置被忽略掉，经济收敛于拉姆齐经济，表现为李嘉图等价和可分离的财政动态学特征。结果，政府债务不再是提供信息的状态变量，而且，独立于或不需要考虑政府债务的目标水平，就可以评价局部稳态动态学，局部确定性区域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界限隔离开。

基于不能确保跨期政府偿付就难实现价格稳定假设，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上涨，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较高的债务偿还。即便引入扭曲税（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7）或拇指规则消费者（Gali，Lopez-Salido and Valles，2004，2007），也都可以考察消极财政政策在财政偿付能力得到保证情况下的重要含义。

虽然税收不扭曲的总付税收假设不符合现实，但总付税具有隔离税收的需求方面影响的有益用途，并产生财政理论的明确预测：较高的税收提高政府债务名义价值，降低价格水平，符合税收长期增长降低总需求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观点。因为很少或未曾考虑税收变化的供给方效应，凯恩斯主义结论并不全面。

二、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路

梳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早期研究文献发现：博弈理论模型（game theoretic model）进路初步揭示财政货币政策策略性互补或替代（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 or substitutability）关系，但实证研究实施及结论解释都依赖于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限制和约束；以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和泰勒规则为代表的基于特定政策组合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早期研究，只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渠道机制有限；遵循李嘉图等价假设，传统新凯恩斯主义DGE（NewKeynesian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非常有限。由此，放松消费者假设，在消费和劳动供给决策的最优化消费者之外，考虑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增加税收、政府债务等财政变量，并为两者交互作用建模，拓展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融合更多李嘉图等价不成立特征，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总需求尤其是总供给渠道机制正规建模，并以此进行实证研究，成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符合学科发展趋势且可用以政策评价与设计的首选。

（一）放松消费者假设

其一，为消费者死亡概率变化建模，假定其严格为正，也即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经由政府预算恒等式（government budget identity），政府债务成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另一渠道。Blanchard-Yaari形式（Blanchard，1985）的有限期界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债务为财政赤字融资（debt-financed fiscal deficit）对总需求具有偏离李嘉图等价影响。Campbell Leith and Leopold von Thadden（2008）认为，因为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的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是短视的，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不被局限为跨期政府预算约束，相反要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政府债务动态学不再与其他均衡条件分离，并经由欧拉方程影响总消费动态学。Barbara Annicchiarico、Nicola Giammarioli and Alessandro Piergallini（2009）认为，因为财富效应影响总消费动态，所有个人寿命有限的重要经济特征是，政府债务和资产价格动态学以及LM关系都显著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其二，考虑流动性约束前瞻消费者或Blanchard-Yaari消费者，不仅会引入财富作用，并因此经由预算恒等式引入新的财政货币交互作用渠道，而且，IS曲线中存在水平税收效应，并减弱惯性税收规则效果。Galí et al.（2002）发现，在传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引入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化行为，特定参数设置下，拇指规则消费者（rule of thumb consumers）可以解释消费对暂时政府支出冲击的正向反应。本质上，若增加政府支出产生真实工资上涨（若消费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支配财富效应），因为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掉当前收入，总消费增加。在消费者行为中引入表现为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的外部习惯的较大持续性（或曰惯性），会丰富财政货币交互作用动态学，改变随时间推移的税收关于总需求的影响，并将改变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相对有效性。

其三，融入名义价格和工资摩擦。使用基于美国数据的一般均衡模型方法，Amato and Laubauch（2001）考察工资和价格粘性，Christiano et al.（2005）采用对数效用识别考虑消费习惯以及后向价格和工资设定行为，对产出的利率反应规模施加限制，但这恰是构建政策分析模型时需要估计的效应。Fuhrer（2000）估计允许习惯效应的美国消费函数，并认为与Fuhrer and Moore（1995）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估计结合起来，将产生准确描述通货膨胀和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驼峰状反应的货币政策模型。但以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NKPC）形式融合名义惯性的一般均衡货币政策模型所面临的批判在于，不能捕捉数据中的通货膨胀惯性程度。暗含的忽略源自微观经济基础的模型所暗含的跨方程限制，基于NKPC将产出缺口作为边际成本代理变量的错误假设（Galí and Gertler，1999；Galí et al.，2001）以及模型所预测的不现实的变量协同运动（因为基于产出缺口的识别倾向于高估后向行为程度），通过推导允许劳动市场中存在真实摩擦（由劳动供给中的消费习惯效应所代表）和名义摩擦作为产出缺口和边际成本不一致来源的一般均衡模型，考虑名义工资惯性以及消费/劳动供给中的习惯效应，允许产出缺口不与边际成本成比例的可能性，Leith，C.and J.Malley（2002）弥合产出缺口和边际成本关系缺口，基于最优化行为推导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价格和工资设定中的名义惯性以及消费习惯，而最优化行为也暗含着与数据相容的NKPC。允许解释产出缺口与边际成本联系的大量潜在渠道，在三个方面拓展基准货币政策模型：考虑工资和价格设定中存在名义惯性的可能性；允许某些价格和工资设定者基于跨期目标最优化地设定价格和工资，而其他价格和工资设定者基于近期可观测数据遵循简单的拇指规则；引入消费者的消费和劳动供给决策经由消费的习惯效应跨期联系的可能性，允许产出惯性。

使用美国和欧洲1970至1998年间数据的参数估计揭示出：欧洲价格设定中比美国存在更大惯性或曰粘性，美国工资合同比欧洲持续更长时间，美国和欧洲价格和工资设定中的后向行为程度统计显著，但都微弱：美国价格设定者比欧洲更可能使用拇指规则，欧洲消费中存在显著习惯效应。考虑每个经济体针对名义利率暂时上涨形式的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模拟货币政策效应发现，工资和价格设定中存在后向行为，仅对真实和名义变量路径具有非常微弱的效应，由此表明，得自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相关关系的惯性程度的证据，可能显著高估价格和工资设定中后向行为的程度。因此，与工资或价格名义惯性程度的任何差异相比，消费中的显著习惯效应证据，更多地解释了欧洲和美国之间针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差别。在这些习惯效应捕捉欧洲经济真实惯性的意义上，这能够解释两个经济体针对货币政策反应的关键区别。

Muscatelli et al.（2003a）综合研究政府支出反应规则与惯性货币政策规则发现，就不断降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而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影响并不明显改善福利，财政政策只改变总需求轮廓。Giannoni and Woodford（2002a，b）的货币政策规则设计研究表明，某些情况下惯性货币政策规则非常有用，但Muscatelli et al.（2004）认为，两政策缺乏协调，尤其是两者都存在高度惯性时将导致福利下降。即使结构模型存在差异，若财政货币政策规则都包含巨大惯性，则源于财政货币政策不协调的次优将仍然非常重要。

（二）偏离李嘉图等价的财政变量尝试

其一，为考虑非中性财政政策，采取Blanchard（1985）和Weil（1991）形式，Cushing（1999）、Leith and Wren-Lewis（2000）、Benassy（2005）和Chadha and Nolan（2006）都在偏离李嘉图等价的环境中讨论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的各种特征，但因抽象掉资本存量动态学，供给面模式不够丰富。可以考虑引入对财政政策和税收扭曲的更复杂供给方面效应。税收可被建模为总付税和扭曲税（税收扭曲显著降低财政政策效率，通常为薪金税，payroll taxe），分别考虑对最优化和非最优化消费者的不同影响。使用标准拉姆齐型结构，Edge and Rudd（2002）和Linnemann（2006）考虑因为扭曲型税收使得财政政策不再是中性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基于扭曲税的扭曲程度及其本质，两文都表明，该修正改变泰勒原理基准。

其二，引入债务渠道作为财政政策传导渠道，考虑政府债务及其门限水平导致经济动态特征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显然，政府预算恒等式不成立时影响价格稳定性。财政政策影响价格稳定性主要发生在财政政策是Leeper（1991）意义上的“积极”时，也就是说，对于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任何有界序列而言，真实公共债务的稳定性不会得到尊重（Woodford，1998，2001，2003）。Linnemann and Schabert（2002）；Schabert（2004）考虑政府债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其他效应，如货币和债券等金融财富对居民交易成本的影响，解释李嘉图等价偏离。通过假定政府债务提供交易服务，Canzoneri and Diba（2005）给出财政政策的非中性作用。数值结论表明，确保局部确定性动态学所需的货币政策积极进取性，主要取决于财政参数。

其三，Davig and Leeper（2005）将Leeper（1991）的最初贡献扩展到体制转换环境，涵盖四个积极和消极财政货币政策制定组合。这个特征意味着，即便当前政策体制满足李嘉图等价，财政政策冲击仍然影响价格水平动态学。所以，精确刻画政策体制转变，识别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转换背后的基本驱动力，将能检验Buti et al.（2001）的假说：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本质取决于经济冲击的本质。

（三）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面临经济计量困难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需要校准或部分校准和估计。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可以考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可被自由估计的结构参数数量之间存在权衡。被校准的模型中（如Westaway，2003），使用其他实证研究或理论先验的行为关系参数，通过模拟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影响。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估计研究日益增加（Smets and Wouters，2002；Leith and Malley，2002；Del Negro et al.，2005；Muscatelli et al.，2003a，b），但因为模型方程中的相关系数是行为（结构）参数的高度非线性函数，为确保识别，或能够在可接受的精度内估计参数，需要某些限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估计被限制在可被自由估计的参数范围内，该领域的新估计技术进步可能改进估计稳健性。

三、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实例

（一）融合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习惯、粘性价格和税收扭曲特征的结构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尝试

考虑ROT消费者和消费针对公共支出冲击正向反应的可能性，V.Anton Muscatelli、Patrizio Tirelli and Carmine Trecroci（2006）扩展DGE模型推导具有流动性约束（拇指规则）消费者和粘性价格（企业定价行为遵循Gali，Gertler and Lopez-Salido（2001）和Leith and Malley（2005）的标准粘性价格垄断竞争模型，也见Erceg，Henderson and Levin，2000；Sbordone，2002）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结构和政策冲击后模型的动态特征，并在因为非最优化消费者和企业而存在惯性的结构模型中实施政策分析：分析存在前瞻泰勒规则时的财政稳定器绩效，考虑政府支出和税收在DGE模型中的作用，以及结构模型和政策规则中的惯性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设计的含义。更具体地，在货币政策采取标准前瞻通货膨胀目标制形式的情况下，论证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有助于或妨碍货币政策的程度，并探究财政政策惯性以及拇指规则消费者影响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的程度。研究引入自动财政稳定器是否显著改进存在惯性货币政策规则的模型的稳定性特征。采取与校准或数量模拟DGE模型估计结构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Gali et al.，2001；Leith and Malley，2005；Smets and Wouters，2003）不同的方法，估计美国1970—2001样本期间被估计对数线性模型。NK-DGE模型中税收的重要含义包括：首先，与反馈政府支出规则相比，基于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与前瞻惯性货币政策规则组合时效率更高，在供给方冲击后倾向于降低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模型中包括税收（个人所得和薪酬税），且税收效应以不同方式进入IS曲线，经由消费取决于当前可支配收入但因存在外部习惯其行为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拇指规则居民发挥的作用。其次，财政规则和结构模型中的惯性（持续性）影响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绩效分析发现，惯性税收规则倾向于比惯性政府支出规则更有效率。与政府支出规则相比，财政规则中的惯性在税收规则中效果更好，尤其是薪酬税，其经由菲利普斯曲线中的税收楔子以及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而发挥作用，是最有效的财政稳定工具。最后，确认存在拇指规则消费者倾向于带来更大稳定性（通过提高通货膨胀冲击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的Galí et al.（2002）得出结论：拇指规则行为能恰当解释消费惯性，尤其是财政冲击之后被观测到的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共同运动。但基于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倾向于抵消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是否与货币政策一起用于产出稳定研究

Gordon and Leeper（2003）使用美国经济的校准模型发现，因为财政自动稳定政策关于债务服务义务的影响，财政自动稳定政策倾向于破坏经济稳定。Jones（2002）使用美国被估计的随机增长模型（不存在价格粘性）表明，战后时期，财政政策存在有限的稳定性效应。Andrés and Doménech（2003）也考察财政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但主要强调扭曲税和总付税关于产出变动性影响的比较。上述模型都没有考虑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行为或有限期界，但考虑了更丰富的扭曲税识别。这些研究发现，除非存在显著的真实和名义刚性，否则扭曲税可能恶化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权衡。因此，因为对于经济总供给方面的影响，自动稳定器可能不是福利增进的，除非经济中存在显著摩擦。

Muscatelli et al.（2003a，b，2004b）初步使用被估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规则（主要采取自动稳定器形式）与货币政策规则（刻画独立的中央银行行为）交互作用方式以及财政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可用于稳定经济后，为评价财政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是与货币政策一起促进稳定的有用工具程度，V.Anton Muscatelli and Patrizio Tirelli（2005）使用美国和欧洲数据估计各类不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消费的习惯持续性（habit persistence）、非最优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者最优决策的有限期界、粘性价格、政府支出，以及税收（经由薪金税）的消费和企业边际成本效应。货币政策被假定遵循标准（惯性）前瞻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则，使用两类被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考虑财政政策是否经由关于产出的反应规则促进货币政策发挥的稳定性作用，强调财政政策运转的各种不同传导渠道，给出理解自动稳定器刻画的财政政策规则如何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彼此独立地采取行动的当前制度安排中与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的基准。

偏离消费者是完全最优化的以及无限期界假设使得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时，因存在消费者前瞻行为以及关于消费的财富效应，尽管价格和工资粘性是典型的有限持续的，财政政策仍存在降低产出变动性的巨大空间，成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尤其是在有限期界（finite horizon）消费者模型中。但就降低通货膨胀变动性而言有时不存在改进，或产生产出变动性较低和通货膨胀变动性较高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稳定性间的潜在权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政策对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价值增加存在重要限制。在不存在结构不对称的EMU两国模型情形，考虑存在不对称的需求和供给冲击时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宏观经济稳定作用发现，总体上，就财政政策应对纯粹非对称冲击的能力而言，即便存在外部性，但若财政政策反应足够积极，产出仍可以被稳定；就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而言，存在非对称冲击，对两个国家具有不同影响并因此引发来自ECB的反应，这可能抑制财政政策效率。因而，精确设计反应规则和自动稳定器就变得非常重要（Muscatelli et al.，2005）并将改进财政政策绩效。总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可以获得财政政策作用，并且实证估计模型表明，财政政策将增进福利。

（三）融合有限寿命代际交叠、名义刚性、资本积累和投资调整成本的DSGE研究

扩展Yaari（1965）、Blanchard（1985）最早强调的有限寿命方法分析，放松无限寿命私人行为人假设，Barbara Annicchiarico、Nicola Giammarioli and Alessandro Piergallini（2009）集中于李嘉图等价不成立的不同研究进路。将代际交叠（olg）结构融入存在名义刚性、资本积累、投资调整成本和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货币模型，该框架存在能够捕捉影响总消费动态学（总需求）的具有微观基础的跨代财富效应（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effect），LM关系以及公共债务和资产价格动态学都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此，欧洲季度数据校准线性模型后，该理论框架被证明特别适于探究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周期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制定的作用，也适于分析以避免公共债务爆炸性路径为目标的财政当局。货币政策被描述为标准泰勒规则，财政政策被识别为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debt-based tax rule）或允许暂时赤字的预算平衡规则（balanced-budget rule）。研究结论包括：首先，均衡确定性受到财政政策识别形式的影响。泰勒原则（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针对持久通货膨胀上涨反应）可能不足以确保Leeper形式的“消极”税收反馈规则下的均衡确定性。相反，平衡预算规则下，“积极”和“消极”货币政策都与唯一均衡相容。其次，比较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以及允许暂时赤字的平衡预算规则的绩效表明，财政扩张产生产出动态学短期收益和中期损失之间的权衡，也即，财政扩张倾向于产生跨代权衡：短期看，正向财政冲击是扩张性的，关于经济活动产生积极效果，但在中期则有可能被显著逆转，对经济活动产生逆向效应，即所谓的非凯恩斯主义效应。预算平衡规则不仅能扩大利率反馈规则的确定性空间，而且便于评价积极和消极货币政策情况下的财政政策效应。就此而言，财政冲击产生的动态学主要受到货币政策体制影响，财政冲击效应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实施，易言之，财政政策效应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中央银行所采用的货币政策规则类型。一方面，以预算平衡为目标的财政政策，与消极货币政策兼容；另一方面，积极的货币政策与平衡预算规则组合起来，以产出波动性为代价，带来较高程度的价格稳定性。由此，为Sims（1988）最早注意到的如下思想提供合理的微观理由：关于财政政策的实证研究必须将货币因素明确考虑在内。最后，模拟分析表明，通过确保通货膨胀稳定性，预算平衡规则不仅增强利率反馈规则的确定性特征，而且适合保持价格稳定性。

（四）李嘉图主义等价不成立时与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研究尝试

基于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假设，考虑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为表明偏离李嘉图等价的环境中为何修正Leeper（1991）逻辑，考虑货币财政政策的真正交互作用驱动均衡动态学，以更加包容的视角定义，主张特定的Leeper模型结构之外积极和消极政策反应不再必定与两个政策规则反馈参数的不变门限值相联系的理论思路重新划分确定性区域，C.Leith and Leopold von Thadden（2008）建立包括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Blanchard（1985）形式的小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讨论与因为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也即若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而致使李嘉图主义不再成立的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一致的简单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设计问题。符合Leeper（1991）的简单政策反馈规则精神，货币政策遵循利率规则，货币工具（也即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而反应，政策参数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泰勒相关系数”；财政政策遵循债务目标制规则，唯一的财政工具（也即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水平偏离目标债务水平而反应。考虑政府债务的积极作用后可发现：首先，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稳态水平，才能有力推断简单反馈规则中的财政货币工具如何被用于确保局部确定性均衡动态学。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下，任何确定性区域的重新划分都将以稳态债务水平为条件。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不被局限为跨期政府预算约束，相反，完全与其他的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由此政府债务转变为需要在局部均衡动态学分析中解释的重要状态变量。

其次，识别与稳态债务门限值（threshold value）相联系的不连续，确定性区域以非连续方式取决于潜在债务水平，从而带来局部确定性必要条件在某个稳态债务门限值经历根本的本质变化。这两个特征将Leeper（1991）逻辑扩展到财政政策非中性背景，揭示了财政政策非中性，颠覆财政货币动态学相独立的逻辑，并在总体上导致对财政货币政策更加对称的处理。自然地，这种非中性增强财政政策对用于设计符合确定性动态学的政策规则具有重要性。

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下的局部稳态动态学分析表明，取决于被假定的政府债务目标水平，存在着由“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刻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稳定性体制。两个体制中，局部确定性区域不是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的分界线区分的。而且，两个体制存在如下特征：总是存在确保“低债务”稳态但不确保“高债务”稳态确定性动态学的参数空间区域（根据政策规则的两个反馈参数），反之亦然。由此，该特征意味着，不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的当前目标水平，不可能推断两个工具与局部均衡动态学一致的积极和消极范围。特别地，高（低）债务体制中，若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积极，则确保局部确定性动态学所需的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程度提高（降低）。若也允许存在无效率的稳态，则需要进一步修正局部均衡分类。广义而言，若财政政策是非中性的，则货币和财政稳定性政策的有意义刻画以政府债务目标水平的当前体制为条件。若不明确研究这种依存关系，则政策建议可能是误导的。

四、展　望

相比较而言，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和财政货币政策配合设计问题研究，缺乏规范、有力、统一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支撑，对于构成评价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不充分，从事实证研究的正规模型化程度和经济计量手段先进程度都存在明显不足。实际上，不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总需求尤其是总供给渠道所产生的不同和综合宏观经济绩效，不考察偏离李嘉图主义假设的客观现实因素所产生的宏观经济绩效影响，单独研究财政和货币政策就难以得到我国财政和货币当局行为的合理解释，更谈不上可以指导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两次外部冲击的影响，引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经历扩张性→紧缩性→扩张性→紧缩性→扩张性多次调整。这不仅提出科学准确评价财政货币政策的产出和物价宏观经济效应，用于指导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设计实践的客观要求，而且，也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和政策设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环境和数据支持。可以预见，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三个趋向的研究方法，用于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这是我国未来宏观经济总量调控以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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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Focused on Study Paradigm and Channel Mechanisms

Abstract：The nature，channel and run mechanism of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teractions are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and guiding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designs.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limited channel mechanisms requires the study paradigm changes as following：normally modeling aggregate demand and especially supply channels by relaxing consumer assumptions，adding fiscal variables and expanding NK-DSGE to include more non-Richard equivalences characteristics.Lastly，this paper will comment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teractions in DSGE model framework.

Key words：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teraction；DSGE；Aggregate Demand Channels；Aggregate Supply Channels

【注释】

[1]周波，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E-mail：yourab@163.com。侯帅圻，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线性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基于中国的模型、实证和政策引申”（项目批准号710030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视角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政策意涵”（项目批准号71273043）、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方法及我国的政策设计应用”（WR20130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一批面上资助“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宏观绩效评价与政策设计”（2012M510654）、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L11DJL047）和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科研项目（DUFE2014J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