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战时粮食问题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粮食问题经历了一个渐趋严重的过程。在抗战初期，国统区的粮食供需尚未失衡，粮食价格亦较为平稳。随着战局延长，到1940年，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以战时陪都重庆的粮食价格而言，“战兴三年，渝市物价尚鲜急剧变化，驯至四周年初，各类物价方始扶摇直上，自兹以还，迄未杀其猖獗之势。以粮价论，二十七年以丰稔故，较上年降低百分之三，二十八年回涨百分之九，二十九年较上年陡跃四倍”经济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1941年9月16日），《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20页。" class="calibre13">^[3]。从1940年开始，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粮食缺乏与粮价高涨。最高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对战时粮食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国民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处理这场危机，并从而影响到处理的效果。

（一）蒋介石对粮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蒋介石在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对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就有所认识。早在1933年9月2日，蒋介石就曾电令长江各省“创办仓库，统制粮食管理，以酌剂盈虚，平准价格，活动农村金融，而谋农村根本之救济”^[4]。10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八省粮食会议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提出“要实行三民主义来救国救民，必须从解决粮食问题做起。粮食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无从解决”。可见，蒋介石主要是从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粮食问题对国计民生的基础作用。虽然蒋明确指出“总理的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来救国，一定要先能本着三民主义来救民，要本着三民主义来救民，就首先要能解决这个粮食问题”^[5]，但其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蒋介石对如何解决战时环境下的粮食问题还不可能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

虽然全面抗战爆发后，粮食统制就被列为国家总动员业务中急需筹划实施的六项措施之第一项，^[6]但国民政府实行的却是粮食自由流通政策。1937年9月14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检发国家总动员计划工作分配表，明确指出“一切食粮国内应自由流通，以资调节”^[7]。作为农业国家，农产品对中国的抗战前途至关重要，许多行业组织纷纷要求对农产品运销实行统制。9月23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上海市国货运动联合会等组织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统制农产品运销：“值此全面与长期抗战，后方生产以农产为基础，米棉尤为人生衣食之源，不仅一国富力所系，实为国家唯一命脉。……目前沟通内外产物倘仅责诸商民，微论艰险万分，即事实亦所不许。应请政府统筹全面，采用统制办法，一律由政府增加筹码，拨款分往产地收购，确定标准，限明价格，尽量承受，分区保管。”^[8]蒋介石对商民的呼吁不可能无动于衷，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也应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等的请求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为战事爆发后两年间粮价稳中有降、军粮民食均未产生危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在东部大片产粮区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仍未引起注意，在粮食问题上不采取任何措施防患于未然”^[9]。

直至1940年大后方爆发粮食危机后，蒋介石等人对粮食问题才真正重视起来。1940年8月，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求敦促美国尽快经济援华，电云“此时我国抗战最大难关是经济，而武器尚在其次。此时米价比去年已贵至八倍以上，通货澎涨（膨胀），不能再发”^[10]。可见，蒋介石对以粮食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货膨胀现象十分敏感，并认为经济比武器更重要，要求美国首先协助解决此一问题。蒋介石也认识到“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办理粮政，对于政治情形和社会环境，不能不特别注意”^[11]。随着粮食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何应钦认为，“战时经济之健全与否，为战争胜负决定因素之一。粮食恒为经济问题之中心，又为一般物价之基础，且军队如无充足食粮，固无法支持战争，民食感到恐慌亦影响战事之成败。故现代国家平时固应力谋粮食之自给自足，战时尤应使粮食得有合理之调配。因之莫不实施粮食管理政策”^[12]。1942年6月1日，蒋介石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对出席的各省市粮政机构负责主官训话：

在此战时，可以说我们国家除了军事以外，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粮政。这推行粮政的工作，就好比二十四年财政部统一币制的工作一样的重要，实在是关系国脉民命的根本要务。而且这个粮食政策，不仅是目前战时财政经济的主要基础，为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将来我们要实现总理民生主义，亦要以此为最重要的基本工作。^[13]

此时，蒋介石已将战时粮政与1935年财政部施行法币政策相提并论，认为是“关系国脉民命的根本要务”与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并重申“实现总理民生主义，亦要以此为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蒋介石等人对战时粮食问题认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政府采取何种措施，以何等力度来处理面临的粮食危机。

（二）蒋介石对产生粮食危机主要原因的认识

蒋介石认为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地主与富户囤积居奇。对于各地物价高涨，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呈送给蒋介石的经济情报认为，“物价高涨，并非纯由于通货膨胀，实乃一般积有游资者囤积各种生活必需品，操纵影响所致”^[14]。国民政府上层官员也认为，“惟以奸商操纵，一般日用品亦为高涨，致人民生活（尤以薪水为生者）奇感窘迫，是可恨耳”日记》第6册，1940年1月1日，第1页。" class="calibre13">^[15]。四川是军需物资补给最主要的大后方基地，其粮食问题无疑具有全国性影响，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针对四川1940年开始出现的粮食危机，蒋介石分析其原因，认为“地主与富户，有住在农村的，也有住在省县都市里的，论他的财力能力，都可以影响社会，作乡里的良好模范，只因贪图私利，不明大义，就凭借他的财力，藏粮自私，使得一般民众相率仿效，造成市场粮食的缺乏”。蒋介石还认为，“四川省今天的粮食问题，乃是国民道德堕落的问题，所以法令制裁以外，要希望全川父老贤达，重视此有关世道人心的一件事，担当这一件振衰起敝的大事，要发动社会的公意，来挽回人心，要以社会舆论的制裁，辅助法令之所不及”^[16]。可见，蒋介石将粮食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地主富户的贪图私利、囤积居奇与国民道德堕落，并主张发动社会公意与社会舆论，来辅助法令的推行。

蒋介石认为粮食危机恶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粮政干部营私舞弊：“现在社会上对于粮食问题感觉恐慌，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民众心理上的错觉，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执行粮食管理的下级干部不能称职，甚至营私舞弊，以致更加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蒋介石特别提出“今后办理粮政，特别要注意到一般基层的干部！尤其是乡镇管理粮食的人员和差役，我们格外要严密管理，勤加考核，如果我们对于基层干部不求健全，仍旧像亡清一样，政府颁布的法令交给一班差役来执行，而对于他们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藉法作弊，是不是增加民众的痛苦，完全不管，那我们不仅不能革命，而且要引起人民的反感”^[17]。此外，蒋介石对各地县市长也多有责备，1940年11月12日，蒋介石对来重庆参加粮食会议的各县市长说，四川各地的粮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几县的县长成绩固然很好，但大多数的县长仍旧是阳奉阴违，与从前的官僚完全一样；不是背地讥评，就是怀疑观望，县粮食管理委员会徒具形式，对于规定办法，不能彻底执行，贯彻到区乡镇保，以致囤积的依然囤积，隐匿的依然隐匿，规避的依然规避”^[18]。蒋介石的分析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实际上，最引起人民反感的，除了县政府与乡镇公所的基层干部外，还有各地驻军的骚扰。194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如此抢购》一文，除认为该文内容所揭露的营私舞弊案件“关系抗战前途，已予免登外”，复呈文行政院，直指“抗战期间，各地县政府间有以中央鞭长莫及，不但不注意民间疾苦，甚有以乡保长上下勾通，藉端舞弊，鱼肉乡民，因以为利，几于中央每举办一新政，即为县政府开一生财之路。而邻近战区之民众则因驻军之良莠不齐与军需之供应以及物资之抢购种种关系，其痛苦更可想见。致一般民众有‘以前只有一个皇帝，现在层层都是皇帝’之叹”^[19]。对各地基层干部胡作非为的后果，《如此抢购》一文描述道：“我亲自见闻过两个农家，因今年天干歉收，只有百石谷子，长字号知道了，乃借名抢购，派兵拘押，逼索贰百石，两家主人自经家人逃亡，为状之惨，至于此种。”^[20]蒋介石审阅该呈文后，即手谕抄送军政、粮食、经济三部查核办理，要求纠正基层干部与军队的营私舞弊行为。

从蒋介石的公开讲话来看，他对粮食危机原因的认识，主要是从国民政府以外的因素分析，将粮价高涨与粮食缺乏，归咎于战争、奸商与下级干部，而甚少从最高当局的政策方面来寻找原因。关于粮食危机的原因，当时的主政者大都持有与蒋相似的观点，如孔祥熙也认为，“战争期间，粮价渐涨，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至于四川方面，自去年暑期以来，粮价上涨，成为社会上焦虑的中心问题，这却是人为的因素较多，盖四川在二十七年、二十八两年中，都是丰稔之年，民间余粮甚多，去岁虽旱涝失时，收成稍差，但以过去的存余，补去岁的不足，还是不虞缺乏的。乃一般奸商，乘天气亢旱之余，起而囤集（积）垄断，以致市面供求渐呈波动之象，粮价遂更番上涨”^[21]。实际上，“粮食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中国粮食历来短缺、战争环境与自由流通政策等三个因素决定的”^[22]。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粮食自由流通政策的失误也是大后方发生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当政者，蒋介石等人对此当然绝口不提。

虽然蒋介石对粮食问题早有认识，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到1940年粮食危机发生之前，蒋介石很少有关于粮食问题的公开表态，这说明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初期并未将处理粮食问题真正提上日程，国民政府拟定的许多法规也是颁而不行，这是全面抗战初期粮食自由流通政策得以实行的主要原因。最高当局对粮食问题的认识，直接决定了粮食管理与粮食统制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时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法规与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流通、分级管理与全国统制三个阶段”^[23]。粮食危机爆发之后，蒋介石高度重视，在粮食管理与粮食统制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蒋介石在粮食管理中的作用，已有学者作了详细的分析，下文主要就蒋介石在粮食统制中的作用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