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发展

在第1章我们已经描述了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奇迹,而经济激励和经济效率的改进,是解释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考察各类企业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激励显著地优于国有企业,是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显著快于国有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建立在微观经营机制改革所释放的积极性和发挥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则是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比改革前快而且较为持续的主要原因。

首先让我们考察经济激励的改进。1978年以前,虽然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然而它们在经济激励低下这一点上却并无二致。这既是那个时期城乡经济均无起色的主要原因,也是拥有劳动力丰富、相对廉价之比较优势的农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的主要原因。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1984年间农村生产每年平均增长4.8%,为1952—1978年间年均生产增长率的2倍。根据计量研究,由于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家庭农场的生产率约比生产队体制高20%,1978—1984年间的农业增长中有一半可归功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出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①放权让利式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也同样改进了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进而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后者可以用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加以说明。据经济学家杨坚白估计,改革前26年（1953—1978年）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平均为负增长（其中1953—1957年总要素生产率为0.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②1979—1989年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和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48%、28.5%。③总要素生产率由负数到接近2.5%,仅此一项就可以说明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加速的一半以上。世界银行所作的一项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参见表6.1）。

表6.1　产出增长率和总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华盛顿,1992年。

另一方面,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个体）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作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则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从表6.2、表6.3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工业产值结构中还是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都在持续增长。其中,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份额已由1978年的22.4%提高到1997年的74.5%,提高了52.1个百分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份额由45.4%提高到75.5%,提高了30.1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国有工业、国有商业的增长并没有下降（参见图6.1）。非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增加,是它比国有经济发展得更快引起的。上述数据表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主要依靠新生出来的非国有经济为动力的特征。

表6.2　工业产值结构的变化（亿元,%）

注:在本表中,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包括农村村和村以下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成就辉煌的2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表6.3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结构的变化（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98中国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图6.1　国有工业、商业的年增长率和占总产值、总零售额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414页。

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对国有经济是同样有效的。这一时期国有经济未能取得同样绩效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社会稳定,并在发展战略还没有进行根本的转轨的情况下,政府仍然要扶持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使得后者无法完全按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所反映出来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和技术的调整。其结果是:一方面,由于政府不得不向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包括给予低价生产要素和实行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各种各样与企业经济效益毫无关系的职工收入补贴,乃至企业亏损补贴；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享有政策优惠、预算软约束等,缺乏改进生产、提高效率的压力和积极性。④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历经20年的改革与发展,现在的情形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在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下,补贴这种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与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相对下降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继续维持传统发展战略,保护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而彻底改造国有企业,放弃传统发展战略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小,因而政府进行彻底的发展战略转轨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我们相信,中国一旦实现从赶超战略到比较优势战略的彻底转轨,由推行赶超战略所内生出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退出生产,具备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不再承担任何政策性任务,也不再享有任何特殊的优惠政策,和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一样面对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国将可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几十年来,不但农村没有发展起来,城市也没有发展起来。而最近20年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实践则表明,只要放弃对要素和产品价格的人为干预,包括人为压价和提价（或补贴）,使比较优势能够真实地表现出来,企业就会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激励。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时期,就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尤其是劳动力技巧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进行劳动力对稀缺程度高的资源的替代,一方面将劳动力极其丰富的资源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使更为稀缺的资源产生更高的利用效率。当资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时,新的比较优势又会激励企业调整产品和技术结构,达到加快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