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基于“人”的假设，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路径依赖（刘文瑞，2007；韵江和陈丽，2009），扎根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管理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方向。但构建不同于西方学科范式的努力，大多偏离了现代科学方法的“证伪”要求，回归到传统思辨（吕力，2009；刘文瑞，2009；苏勇和于保平，2009）。本研究基于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化特点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综合论证，通过理论与方法的匹配，初步探索反映中国特征的管理概念，是中国式管理概念与范式构建的小小尝试，可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在具体的理论结果方面，本研究论证了以往组织危机感研究中较为忽视的转化度特征因素的存在，并扩展了可控度特征因素的内涵，论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企业高管是基于组块化的效价特征认知框架及关系特征认知框架理解组织危机的。
以往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基于对情境的理解进行决策，Dutton（1986）以及所有基于该研究的后续研究均假定企业高管是基于威胁—机会的认知框架理解其所处情境的：①认为企业高管根据损益（受益）、消极（积极）、不可控（可控性）特征将情境类化为“机会”或“威胁”；②假定企业高管一定能够清晰地将情境标识为“机会”或“威胁”；③假定情境对企业高管而言要么是机会，要么是威胁；④假定企业高管在战略选择中不会考虑威胁与机会之间的转化，或者这一特征对战略选择而言基本可忽视。
本研究则发现，企业高管基于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和转化度特征理解情境，未假定企业高管能够清晰地将情境类型化，论证了企业高管实践中的确会考虑威胁与机会之间的转化度，补充和深化了以往有关企业高管如何理解情境的研究。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①取样行业比较单一，影响了相关结论的可推广性，未来可采集多行业样本数据进一步研究分析；②未进行跨文化比较。本研究的结论立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模式特点，不同文化背景中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结构和内涵是否的确存在差异还需要跨文化研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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