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现代”透视东南亚家族企业弊端

　　当然,要深入了解现代的发展,还得考查韩国的企业。在韩国,主要的财阀家族有三星、LG、SK、乐天、现代汽车集团、韩进集团、现代重工业集团等。财团对韩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深远。如2003年,三星、现代汽车、LG和SK四家最大财团出口总额达1 117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额的58%,它们还共同占有市场资本总值的1/3,2008年,三星集团的销售总额达1 508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年度财政预算。目前,每个财阀都拥有数量不等的下属系列企业,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

　　这些财阀家族的飞跃发展和成功都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早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韩国一穷二白,韩国政府选择了将少数资本集中,发展经济中最迫切需要的产业,选择能干的企业家,向其提供美元外汇。当时,在大量物资需要进口和美元非常紧缺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美元的企业无疑占优势。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上台后,更是希望以大企业为中心尽快实现工业化和扩大出口,因此继续向大企业提供外汇和低息贷款、出口补贴和贷款担保等施倾政策,由此开始,郑周永与朴正熙间、现代建设与政府间的关系到了无法想象的境界。在朴正熙当政期间,现代建设的子公司越来越多,像现代商船、现代水泥、现代运输、金刚山开发、现代工程、现代综合商社等一系列公司都在现代建设的带动下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现代集团逐步扩张到汽车、轮船和机械制造,还有半导体与电子产品领域,成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这些也奠定了韩国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可以说韩国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政策都是由这些大企业来具体执行,其政治色彩不容忽视,但随着1979年10月朴正熙被暗杀,这种关系随之结束。

　　也是从朴正熙时代开始,财团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财团为了从政客那里获得可靠信息和得到各种低息贷款、出口补贴和补助金等政策性融资,作为回报,财团向政府和各个政党提供回扣和其他形式的金钱,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献金。为了获得政府的扶植,财团也愿意出钱,且经常多方下注。加上财阀家庭子女间的联姻,编织起了一张连接韩国经济界、政界、法律界和媒体界的巨大上层社会关系网,成为真正操控韩国的幕后力量。

　　当然,与郑周永的现代集团同时期发展起来的三星、乐喜、韩进、新进、双龙等大企业都与政府有很深的关系。大型企业在自身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与政府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即在恰当时候,企业可以将自身意志与欲望反映给政府,然后使执政者将他们的想法变成政策的一部分。财阀甚至开始尝试直接参与政治,力图攫取政治权力,近几届韩国内阁不少部长都出自三星、现代、LG、SK等大企业的管理层。

　　尽管财阀在韩国的发展过程功不可没,但韩国社会还是对财阀持有很多负面评价。首先,财阀们的第一桶金都来自政府,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和铸成“政经勾结”的社会文化,时至今日也难以彻底铲除。由于政党与企业之间的暧昧关系,企业自然就成了竞选者的“金库”。久而久之,出钱向政府购买特权,尤其是贷款,就成了多数韩国财团生存和发展之道。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献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卢泰愚秘密政治献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检察机关随后调查发现,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最多的企业就是现代和三星集团。

　　到今天,韩国政府与财阀间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在韩国,金钱甚至影响到总统选举,企业每年中秋和年末都要向统治者缴纳政治献金,提供秘密资金越多的企业越能享受到政府的关照。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资本打动政客,否则只有接受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被整治。三星会长李秉哲因为与朴正熙不合,几近死亡,最后只能把银行拱手让给政府。大宇集团一直反对军人当政,差点被朴正熙政府解散。可以说,韩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大财阀实力扩张或萎缩的过程。原因在于当政府能为财阀充当足够大的保护伞时,财阀就迅速扩张,而当财阀与政府关系不协调时,就迅速萎缩。由此,权钱交易成为了潜规则。

　　“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韩国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各项改革也开始触及财阀的利益,过去财阀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经历了朴正熙政府后,韩国进入了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执政的时期,郑周永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缓时紧,也让现代集团起起伏伏,也就是说,现代集团始终没有逃离它应有的政治角色。当然,郑周永也曾努力挣扎过,希望能摆脱这样一种局面。如1984年,在郑周永的安排下,他的六子郑梦准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不过,当时的总统全斗焕不希望现代集团的人在这时从政,因此,在郑梦准参选之初,政府千方百计施加压力。全斗焕政府为了表明态度,还废止了郑周永的韩国体育委员会会长一职。在与韩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郑周永认识到面对强大的政府攻势只能采取防守策略。1992年1月,郑周永决定参加总统竞选,郑周永投入了现代集团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后,其得到的选票仅为16.1%,远远低于其竞争者金泳三(42%)。竞选以失败告终。

　　竞选失败后,现代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大批管理人员因受到不法选举的嫌疑而被捕或者接受调查。1992年12月,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此后,郑周永与现代集团陷入了政府的调查之中。现代集团共有19人被捕入狱,其五子郑梦宪就是其中之一。金泳三上台后,对郑周永商业巨头介入政治的行为深恶痛绝,开始对现代集团进行打压,削减现代集团的贷款,令集团一度陷入财政危机。后来在多方努力下才最终平息。

　　另外,政府与财阀间严重的权钱交易行为和由于财阀家族在继承企业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各种方法规避继承税,引发韩国人的不满。近年来,随着执法机构和选民对竞选的监督越来越严格,许多政治献金活动也逐渐转入地下。2003年8月,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因政治献金丑闻跳楼自杀,2006年,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梦九也因行贿和挪用资金罪被批准拘留,震惊韩国朝野。郑梦九政治献金只是近年来韩国一系列财团丑闻之一。近两年来,三星、大宇、SK等大型企业财团都曾卷入过非法政治献金风波。2003年,韩国石油和电信大企业SK集团的掌门人曾因欺诈行为而入狱数月。三星家族在卷入腐败丑闻后,曾被要求捐款高达8.33亿美元,受到腐败指控的斗山公司的家族还被迫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

　　由于政府和企业界的密切关系,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监管存在着有意或者无意的疏漏。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实行了极为宽松的借贷政策。许多大财团持续使用债务杠杆来扩充企业规模,却无视担负的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到1997年底,30家财团平均债务资产比率达到了379.8%,到2003年,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也达到172.2%,直接导致了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到来时不堪一击。国际化的竞争和封闭的管理方式、紧缺的内部资金之间的矛盾,家族企业的内部矛盾在此时暴露无遗。

　　随后,韩国企业界开始反思航空母舰式的企业与家族管理经营方式是否真正能够适应国际竞争。今天,韩国财阀大多移交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继承人手中。与第一代创始人经营作风不同,第二代和第三代继承人都有欧美名校留学的背景,从小参与企业经营,企业集团在他们的手上变得更国际化、规范化、高水平。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现代等一批韩国主要的大企业开始转型。但是多年积弊,一朝难改,现代集团债务缠身。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大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致力摆脱家族经营色彩,并接受西方企业结构,如今已有巨大改变,开始尊重股权文化,接受股市法规的严格规范,尊重小股东权利。现代汽车曾被认为是这种企业改革的代表。三星、LG都是如此,人们看到了韩国经济的更新速度和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