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发展周期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John H.Dunning)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是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新发展。邓宁在其早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了67个国家12年间(1967～1978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和其他经济指标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出经济发展阶段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作用。在其研究中，邓宁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来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OF-DI)、人均对内直接投资流入量(IFDI)和人均直接投资净流出量(NOFDI)三个指标来反映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其中，他根据一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小于400美元时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处于该阶段，由于这些国家的企业基本上不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也无法利用国外的区位优势，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量几乎为零，对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也非常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400美元，小于1500美元时为第二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这些国家经济有所发展，国内市场有所扩大，投资环境也有所改善，其区位优势增强，但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仍有限，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都不明显，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量仍很低，对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则迅速增长;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2000美元，小于4750美元时为第三阶段，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处于该阶段，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其区位优势较为明显，企业也在逐渐壮大，并开始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量迅速增长，对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则达到较大规模;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5000美元时为第四阶段，发达国家处于这一阶段，这些国家经济高度发达，企业综合实力极强，拥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且会从全球战略的高度考虑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而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量和对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此，邓宁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企业对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拥有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处的地位。^[8]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对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能力受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并取决于该国企业对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拥有程度。该理论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将一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视了特殊性，没有考虑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仅仅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单一指标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划分，显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该理论仍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乃至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