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创造模式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33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地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的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一、财富创造模式的策略选择分析

1.西方各国自由主义学派的兴起。二战后，西方国家出现“效率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处于长时期的、明显的低增长。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具体表现是英国从战后开始经济持续衰退。从1953－1981年，英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9%。瑞典出现所谓的“瑞典病”，瑞典是福利经济学实践的典范和楷模。战后由于瑞典政府推行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政策和措施，影响很大。但是长期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导致了瑞典经济发展的“病态”格局:公共开支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工资的增长使得私人消费增长速度大体上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同;工业投资总额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处于相对萎缩状态，与消费迅速膨胀形成鲜明对照。由于这种“超负荷”的经济格局，导致了瑞典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1960－1965年瑞典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为5.7%;1965－1970年则降至3.8%;1973－1979年进一步降至历史最低点，即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9%。福利国家的困境和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使整个世界出现了效率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和突出。1981－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美国为2.4%;联邦德国为1.5%;法国为1.3%;英国为2.3%。由于愈演愈烈的“效率危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各学派活跃起来，他们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认为私人企业经营机制有很大优越性，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强烈反对政府行政干预再分配和以收入均等化为中心的“福利经济学”，认为这是对社会经济效率的最大伤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强调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配置资源的重要性，把与市场作用相联系的效率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再分配保持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即反对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人为制造公平，认为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损害，主张国家运用立法手段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保证人人获得私有财产的公平机会，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A·哈耶克(Hayek)认为“用特殊干预行为来纠正自发过程所形成的分配状况，就一个原则同等地适用于每一个来说，从来就不可能是公正的。”^[9]通过法律、行政和税收手段干预分配，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因为，它是把一部分人多于“分配份额”的收入和财产拿给少于“分配份额”的那些人，实际是把一部分人的努力作为另一部分人的所得，削弱了对人们努力的刺激，最终会牺牲效率，阻碍经济增长。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从而也否定它的收入均等优先的公平效率观。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增税和转移支付的政策达不到凯恩斯主义所期望的那种政策效果。这是因为，只要增税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是公开的，富者就会预期增税将给他带来多大的损失，因而设法规避或减少它，如把个人支出计入生产成本，减少个人的账面收入等;贫者也会预期转移支付将给自己带来收益，可能减少劳动投入以维持预期的对他转移支付的水平。所以，增税和转移支付并不像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提高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程度和产量与就业率增加意义上的经济效率。货币主义学派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代表，他的学说理论和政策主张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应主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因此，与市场相联系的效率应该放在优先位置。效率优先于公平，而公平也不是结果公平，而是机会均等，反对政府干预再分配的以收入均等化为中心的“结果均等”。他的思想接近于自由主义学派的机会平等、效率优先的公平效率观。供给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效的社会背景下，在美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思想流派。供给学派不以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作为它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出发点，它所提倡的是有效率才有公平的公平效率观。强调放松政府限制，强化市场调节，主张市场规则公平、机会平等、效率优先。

2.中国经济发展的复合模式。基于效率优先理论是在二战后，西方国家出现财政困难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管是什么学派，他们观点的共同点是政府要减少干预，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但这种财富积累与创造的模式仅仅为西方国家服务了短短几十年，甚至有的国家只是十几年，就被金融危机爆发的现实所否定。从中清楚的看到，当新自由主义走向极端，既把私有化神圣化，以为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和工具。但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的。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

为避免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中国创造财富的策略选择是经济发展的复合模式。事实上在实践层面，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首先，中国的复合模式应对金融危机的防御能力较强。毫无疑问，2007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体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体尽管也深受影响，但和西方各经济体相比较，甚至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比较，中国显现出了相当强的抵御能力。而中国的抵御能力显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第二，表现为中国的复合模式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和手段。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使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方法。尽管表面上看，和其他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要比西方政府的来得有效。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可以对自己的经济持乐观的态度。第三，中国在未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角色问题。深刻的危机表明了现存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出了很大的毛病，这次危机必然导致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重建。在过去，西方是世界体制的建构者，其他国家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在今后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西方不可能垄断一切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必然参与重建过程，而重建过程中，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要进行多次的博弈，因为中国财富积累的规模与速度，必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复合模式加以剖析。

复合经济指的是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在所有制之外，复合模式同是应当包括以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作用的平衡。从哲学上说，复合经济是中国人的“中庸”哲学在实践上的反映。在中庸哲学下，中国人努力避免走极端路线。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基本上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复合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之前，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中国走了极端社会主义路线，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路线。改革开放后实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路线。在开放路线之下，西方的各种“主义”进入中国，但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各种“主义”对政策影响的平衡。今天，在中国学术界仍然不乏各种基本教义派，包括新自由主义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潮构成今天中国经济思想界的两个极端:新自由主义强调一个极端，即市场和私有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则占据另外一个极端，即政府和公有制。不过，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不能主导中国的财富创造实践活动。在实践层面，中国创造财富的策略选择是经济发展的复合模式。

二、中国财富创造的基础分析

1.财富创造的物质基础。对个人自由最彻底的剥夺莫过于一贫如洗，对个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囊中羞涩。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有效途径。正如世界银行在2000年发布的贫困调查报告指出的:贫困是一种痛苦。穷人要承受来自食物缺乏的肉体痛苦，还要承受作为社会边缘和缺乏参与机会而带来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做出某种取舍而带来的道义上的痛苦。贫困是一种耻辱，一种当我们寻求帮助时，依赖他人，被迫承受无礼、侮辱和冷漠的感觉。这就说明，经济发展是基础^[10]。因此，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取得了长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4倍，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人均GDP从381元增加到22698元，近3300美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左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增加到21788.5亿元。二是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6年，我国GDP总量只有2165亿美元，到2008年，已达到4.3万亿美元;2011年7.5万元美元，跃居世界第二。按现行汇率，2011年人均GDP约5414美元，居世界第89位;国家外汇储备达到3.1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三是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基本建立。财政收入1978年仅为1132.26亿元;1999年突破10000亿元，达到11444.08亿元;2011年更是上升到103740亿元。从总量上看，财政实力大为增强。但是，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该指标从1978年的31.06%开始，持续下滑至1995年的10.27%，然后开始回升，2007年达到20.56%，2011年变为21%。财政支出1978年为1122.09亿元;1998年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798.18亿元;2007年达到49565.0亿元，2011年跃上108930亿元^[11]。与财政收入一样，财政支出的绝对值也一直在增加。

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使得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基本公共产品短缺问题成为可能。因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财政均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财富创造的技术基础。信息、科技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信息的获得是发展的关键，而信息的获得以科技的进步为基础;同时，科技的进步亦是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实现的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的劳动的观念，全力把教育改革推向新的高度。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科技教育全面发展，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978年3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澄清了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肯定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重要讲话，确立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在科技界引入了竞争机制，促成了科研院所的改制和研究型企业的出现。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指明了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技界的纳米、超导、古生物……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863计划、973计划……一项项战略部署打破了部门间、学科间的界限，科技体制越来越顺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介绍说，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面引入和实施了先进的科研经费资助模式和管理模式，保障了我国基础科学的良性发展，培养了大批基础科学人才。目前，我国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行以深化体制、机制和投资三位一体的教育改革，全面推进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推进产学研一体化，促进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3.中国财富创造的环境基础。要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使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调节，就要求在制度设计和社会政策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逐步渐进的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邓小平率先提出了波浪式脱贫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中国在新时期有了新的进展和发展方向。“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在计划经济、因循守旧的那个时期，犹如一声春雷催人奋发，从而令沿海地区经济崛起，造就了深圳特区、珠江三角洲、浦东开发、江浙乡镇企业等东部沿海的经济腾飞;同时，使全国各地不甘于贫穷的人行动起来，带头致富，引领了生气勃勃的中国，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其中，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又先后作出“扶贫攻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改善民生作为重点和着力点，积极全面地推进社会建设。一是着力开展扶贫帮困的工作，加快部署了面向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工作，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为下岗失业人员、破产关闭企业职工、困难企业离退休人员和城乡贫困人口排忧解难。在农村，加大了对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并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对农村低保人口实行应保尽保，使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我国成为减少贫困人口最多最快的国家。二是着力解决部分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题，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出台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十七大报告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原则，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并且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向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更加迈进。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使中华民族从体制到机制、从思想观念到思维定势、从社会环境到精神风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演绎成一种无形的力量，不仅推动了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更是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发展和进步，更使我国朝着共同富裕一步一个脚印的迈进。2000年，我们已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预期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也必将实现。

【注释】

[1]温家宝:《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人民日报》，2010年2月5日。

[2]卢建:《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67—77页。

[3]卢建:《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

[4]贾康:《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财贸经济》，1994年第6期。

[5]黄菊波:《改革与发展中的财政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6]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6～27页。

[7]许云霄:《公共选择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2页。

[8]王泽彩:《论新时期的财政均富理念》，《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9]哈耶克:《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二卷，1976年英文版，第142页。

[10]高国希:《共同富裕与经济公正》在2009年上海市社联学术年会上的讲演。

[1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