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观

曾国藩的人才观，主要表现为“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一是“广收”，指广泛访求、网罗人才，多途径、多渠道吸纳人才，而且选拔人才还要心诚。

1．人才是成败关键。唐浩明考察曾国藩的史料，发现他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人才是决定的因素。他希望其朋友尽量给他多推荐各个方面的人才，而他自己平时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和网罗人才。他听说彭玉麟很贤能，但是因为他正在守母丧，不愿意出山。他就三番五次地写信给他，请求他出来跟他共襄大义，后来彭玉麟完全是为他这番情意所感而投奔他。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是属于那种真心实意喜爱人才的人，这部分源于其性格上的特征。一是他很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曾国藩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90％以上都是称赞这个人，说这个人有哪些长处，溢美之词到处可见，表现出他对这个人的长处发自内心的欣赏，甚至经常说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足。二是他乐于广交良友。从曾国藩存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乐于、而且很善于结交朋友的人。上述两个性格特点可能是其识人、用人的基础。

2．不拘一格广揽人才。曾国藩认为，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其幕府不但有穷困潦倒的书生，有失意科举的文人，有隐于山野的布衣，有名儒宿学，还有勇猛的悍将。曾国藩根据这些人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特长予以重任，才使曾氏集团在核心决策圈、军政司法、外交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大批的能人。曾国藩广揽人才的突破之处还在于借才异域，聘用洋教习、洋匠、洋翻译等国外人才。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开办了安庆军械所，后来又有金陵机器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留学事务处；特别是留学事务处，这是专为派遣儿童赴美留学而设，最初只有英语一科，后来又开办了日语、俄语、法语班，很多外国人像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等，都曾在这里为曾国藩效力。

3．招募、推荐、猎取、投效。曾国藩广揽人才的途径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招募。曾国藩认为天下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招募人才，因此他每到一处发布的第一个告示几乎都是求取人才的；二是推荐。互相推荐，以类相聚，是其吸引人才的一大特征；三是猎取。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四是投效。投效的人才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因而主动投奔过来，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

重视人才、寻求人才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或文件上，要切实地去做，一旦发现人才，就千方百计地揽为己用。曾国藩求才讲究“诚”，对于他访求的人才或是投奔他的人才都是以诚相待，用“诚”去打动人，用“礼”来尊崇人。在其知人、惜才的感召下，许多山野才智之士，或有一技之长者都纷纷投趋曾门。

二是“慎用”，指谨慎并恰当地使用人才。广揽人才是第一步，得到人才后还要识别人才、量才使用。曾国藩告诫道，“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

1．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曾国藩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尤其突出“德”在人才评定中的分量。曾国藩认为，“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德”是指道德、品行、操守；“才”是指才干、能力、本事。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当才与德不可兼得时，他认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欲开坏风气，导天下以恶习耳”。曾国藩对文职官员的选用标准有四条。一是有操守；二是没有官气；三是多条理；四是少大言。武职官员的标准也有四项。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在文职官员和武职官员的四条标准之上，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衡量人才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义血性”。“忠义”是仁爱、平等精神的外在体现，是一种牺牲奉献精神，这种精神用之于国家则谓“忠”，用之于他人则谓“义”。“血性”是有激情，有担当，敢作敢为。

2．用人必先知人。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具体检验人才能否胜任的“五到”法，分别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和“口到”。关于“身到”，曾国藩说，文职官员和武职官员都有“身到”的要求，就是要下基层。一个领导没有下过基层，就不是一个好领导。关于“心到”，曾国藩说：“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就是要想到一才有二，想到二才有三，懂得条理思维。关于“眼到”，曾国藩强调，一要留心看人，看他是哪方面的人才；二要认真看公牍，因为国家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通过官方文件下发的，公牍里面体现出一些政策上潜在的重大趋向。关于“手到”，曾国藩说：“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曾国藩一生留下许多日记，他随手记的文字非常多。关于“口到”，曾国藩认为，不能只凭上级的一纸公文就完事，还要千叮咛，万嘱咐，让下属真正体会你的思路和想法。

3．“因量器使”，用其所长。《论语》主张“君子不器”，曾国藩则说这样的“君子”很少，因为全才的人几乎没有，绝大部分人都是“器”。所以，用人要“因量器使”，用其所长。有个叫罗伯宜的书生，没什么学问，既不会作文章，又不能出点子，但写得一手小正楷字，且一天抄12000字，不错一个，曾国藩便把他留在幕府专门抄奏折和公文，每个月给30两银子的薪水，与其他足智多谋的幕僚差不多。有人不服，曾国藩解释说，用人如用器，罗伯宜抄字一人能顶二三人，当然要重用他，重聘他。

三是“勤教”，指曾国藩不厌其烦地对人才加以教诲和栽培，帮助其提高知识、技能和业务水平。

1．人才须读书。曾国藩非常看重读书对人才成长的作用，曾经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又说：“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多了，受书味的熏陶，体味很深，人的容貌会变得自然、纯粹、滋润。为此，他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业务方向读书学习，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并且，曾国藩还做出了榜样，根据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日记，他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修身读书的12条规矩，即“日课十二条”。一是“敬”；二是“静坐”；三是“早起”；四是“读书不二”；五是“读史”；六是“谨言”；七是“养气”；八是“保身”；九是“日知所亡”；十是“月无亡所能”；十一是“作字”；十二是“夜不出门”。曾国藩读书数十年如一日，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深得要领，曾国藩特别喜欢读史，曾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曾国藩自身的这些读书经历，使他格外注重用读书来培养人才。

2．人才要训练。曾国藩主张用人与育人并重，教与用要交替进行。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上智、中人和下愚三类，并且指出前者及后者只是少数，多数都属于中人之类，“以陶冶而成”，因此，他认为人才可以经过教育和训练成长起来。曾国藩对兵勇的训练就是一个明证。曾国藩把“训练”二字分解为“训”和“练”，即“培训”和“操练”。“训”，一是训家规。曾国藩把湘军看作是一个大家庭。“训”的方法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好学，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二是训营规：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都是一个团队所必需的基本组织纪律。“练”，一是练技艺，包括打抢、跑步、抢旗、跳坑、拳棒刀叉等基本技能；二是练阵法，包括所谓的鸳鸯阵、三才阵、一字阵、四面相应阵等团队合作技能。总结起来，曾国藩的“训”是思想教育，“练”是技能训练。

3．好师、好友、好榜样。曾国藩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曾国藩希望“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并且因势利导来影响其他人。曾国藩自身就非常注重修养，并希望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达到“转移风俗”之目的。这方面曾国藩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从他对子女的教育就能窥见一斑。曾国藩对家教十分重视，也是成功的。曾氏家族从曾国藩开始，绵延至今200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官，次子曾纪鸿是一位数学人才，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学者。

四是“严绳”，指用严明的制度、纪律、规章，对人才进行严格管束，宽严皆备。

1．不妄亲人。曾国藩恪守“不妄亲人”的原则。有一个例子十分典型。曾国藩的表弟江庆才投奔曾国藩，可这位表弟天资差，又十分懒惰，交给他办的几件事都搞得一团糟，偏偏还爱以总督表弟自居。有一次家人在一起吃饭，正好饭中有谷粒，曾国藩亲眼看见他把碗里的谷粒挑出来，丢到脚下，心里很不舒服。因他自己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去掉谷壳，把里面的米嚼碎咽下，从未连米扔掉过。曾国藩深感江庆才不堪造就，尽管南五舅（江庆才父亲）生前有恩于他，但他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回老家种田去了。因为曾国藩知道，使用一个没有才干、仅仅依靠自己亲戚关系的人，就会给其他人一种自己是任人唯亲的错觉，这样将极大地挫伤真正有才能的人的积极性，不利于更好地网罗人才。曾国藩强调，好马劣马不能同槽喂食，否则好马也会变劣马。其两江总督府是一个人才府，如果平庸之才也进了人才府，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因此而寒心走人。

2．宽严皆备。曾国藩是一位成功的人才“管理者”，他对下属严格要求，不姑息，不放纵，不迁就，如参劾李元度一案就是一个典型。李元度对于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但后来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国藩就此参劾。这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对于制度的执行，绝不因私人感情而徇私舞弊；一方面也很好地起到了警醒下属的作用，敲山震虎，其他的人自然不敢逾越法规了。唐浩明认为，曾国藩在“严绳”的基础上，十分爱护人才。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即对待部属要“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就是对部下好的方面，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他；部下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则悄悄地找一个私密的地方批评他、规劝他。总之，对人才要以鼓励为主，要多看其长处。

3．注重激励。曾国藩善于使用考绩和擢升的手法，加强对人才的激励。对于达到标准的人，不遗余力地保荐，例如：举荐江忠源为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对于那些不合格者则毫无保留地撤换。曾国藩常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在曾国藩看来，人才大约有两种，即“高明者”和“卑琐者”。对待“高明者”，由于其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为此，其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对其提拔和夸奖要比一般人多一些。“卑琐者”则不一样，“卑琐者”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们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则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为此，必须要让他们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杠杠，画条条，画框框，使其不能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