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视角谈高层次人才基本素养

我从干部教育处处长转任人才工作处处长，已有三个多月。期间，主要学到了三个“一”：第一个“一”是一个概念。什么叫人才？“人才”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国外没有这个概念；国外有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分为基础性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两类。专业化人力资本在中国就叫人才。人才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二是进行创造性劳动；三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第二个“一”是一个数据。上海体制内人才大约占30％，体制外人才大约占70％，即大部分人才在体制外，这是开展人才工作的基本前提。第三个“一”是一个观点。通过对干部和人才的比较，表明干部和人才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干部工作主要属于政治、公共、思想、价值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必须“统一思想”，做到“求同”；而人才主要属于经济、私人、物质、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必须“标新立异”，做到“求异”。由于干部和人才的边界不同，因而其思维方式就不同。

我们都是人才工作者，如何与高层次人才打交道？经过三个多月的思考，我搜集了一些资料，供大家讨论。我感到，我们的知识面要宽，文化素养要高，特别是语言要丰富。我们不仅要能够使用意识形态语言，还要会运用传统文化语言、基层老百姓语言和西方制度文明的语言。今天的专题讲座是从人文视角谈高层次人才的基本素养，主要使用传统文化的语言。

我曾在复旦大学学习、工作了18年（1981年至1999年），对人才的特征我比较了解。人才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而最易犯的毛病是个体意识太强，摆不正工作平台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上海某大型国企的部分中层管理人员思想不稳定，原因是他们认为收入太低，而实际上他们的年薪是40多万。我发现其中一位中层管理人员是某名牌大学毕业的，而他的两位同班同学在上海的另外两个单位工作。一位在某一企业工作，也是中层干部，年薪大约为20万；另一位在某一机关工作，年薪大约为10万。这三人在学校的表现差别不大，而现在的经济收入则相差比较大。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三位同学的经济收入悬殊，原因不在于他们个人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他们所处单位的不同。也就是说，那位拿到40多万年薪的同学，并不是他的个人能力和水平远远超过其他两位同学，而是其工作平台带给他的；按道理他应该感谢这个企业，但他反而抱怨企业给他的收入太低了，这是典型的忘恩负义，是一种“白眼狼”现象。有两段话可以供大家参考：“对于工作，你是否总在抱怨，总是不满，感觉疲倦，感觉迷茫？你是否意识到正是工作单位给了我们梦想起飞的舞台，使我们成长，成功！”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是：“不懂得感恩，心里就会有积怨，会使人变得消极、痛苦，这种心态在脸上表现出来，可用‘一脸死相’四个字来概括，这种人令人生厌，最终会导致人脉涣散；当一个人懂得感恩，他心里的怨气将被化解，就会快乐，充满力量，这种人被称作‘开心果’，到处受欢迎”。

再讲一个小故事。一次，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家中被盗，被偷去了许多东西，一位朋友闻讯后，忙写信安慰他，劝他不必太在意。罗斯福给朋友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现在很平安。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另外，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讲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心态一定要放宽，为了什么而工作，一定要明白，否则会影响健康、气质甚至容貌。”所谓心态影响健康，季羡林是一个典型的正面例子。季老享年98岁，长寿的原因，一是有长寿基因；二是胸襟宽、心态好。对于后者，他曾总结出“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是反对锻炼，而是反对为锻炼而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因为放得下，所以不唠叨）。所谓心态影响气质，是指气质好的根本原因是心态好，如果心态不好，气质就好不了。中国有本很重要的书叫《大学》，其关键字是“修、齐、治、平”。所谓心态影响容貌，是佛学关于“相由心生”的通俗提法。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道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内阁班子缺一位主管教育工作的人，根据其要求，助手找到了一个人，林肯想与这个人交谈一下，以决定是否录用，但他一见到该人转身就走，原因是不喜欢该人的脸孔。助手认为面孔是父母给的，林肯的行为太主观了，林肯的回答是：一个40左右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脸孔负责任。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另一个小故事是：印度某村要塑一个菩萨像，须有人做模特儿，结果在学校里找到一个十多岁的眉清目秀的小男生，以他为模特，菩萨像栩栩如生。30年之后，邻村要塑一个魔鬼像，也须找人做模特儿，结果在监狱里找到一个男犯人，长得一脸横肉，非常邪恶，以他为模特，魔鬼像也栩栩如生。一了解，这位男犯人就是30年前的那位小男生。也就是说，父母给了他一张菩萨的脸，他自己却变成了一张魔鬼的脸，自然须由自己负责。

有一个关于鱼与水的故事，能进一步说明工作平台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鱼很纳闷，为什么自己总在水里，怎么游都游不出水的包围，虽然水让她那么轻松自在，但总归单调了些，透过水面看外面都是新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鱼的思绪不再安静。”某些人总认为自己了不起，高估自己，以为平台一旦离开自己就无法运作，于是就“思绪不再安静”。“水啊，水啊，为什么在你的怀抱里我无法触摸到精彩，我多想远离你的包围，去那另外的天地啊！我是一条美丽的鱼，不该如此寂寞。”某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地位还不够高，待遇还不够好，自己是“一条美丽的鱼”，组织却没有重用他，太“寂寞”了。实际上，人才能否得到重用，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是机遇。就个人而言，机遇很难掌控，并且，机遇也未必是好事。因为人生是一种平衡。中国有两个词：舍得、得失，有舍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就是一种平衡。有人概括了下面一段话，讲的就是“平衡”：“做强者不得好死，做弱者不得好活；做名人不能过自己的生活，做凡人不能过别人的生活；做男人寿命短，做女人青春短。”一个人不可能所有好处都得到，强者、名人、男人的好处都得到，弱者、凡人、女人的好处也要得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她）就不是“人”，而成“仙”了。

在鱼与水的关系中，鱼是离不开水的。我们从“鱼与水的故事”可以得到启示：我们的组织就是水！而我们自己就是鱼！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我对组织说：“感恩组织，因为是你培育了我。”组织对我说：“我很骄傲，因为组织有你的存在。”

责任的第一要义是“岗位”责任或“角色”责任，就是说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大学》有句很重要的话“知其所止”，“止”是指定位。《大学》还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要想思考问题有所得，必须做到“定、静、安”。当代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浮躁”，能医治“浮躁”的就是“定、静、安”，而“定、静、安”的前提就是“止”。

那么应“止”于何处呢？《大学》讲了五条：“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五条仍有现实意义。孔子在《论语》中对于“定位”和“责任”讲得更透彻，集中体现为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履行好“君”这个岗位的责任；“臣”要履行好“臣”这个岗位的责任；“父”要扮演好“父”这个角色的责任；“子”要扮演好“子”这个角色的责任。另外还有八个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是，不在这个岗位上，就不要谋划这个岗位的责任，因为别人在这个岗位上。所以作为一个人才，一定要知“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现在有些人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完全做好，却在插手别人的事情，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典型表现。中国字很有意思，“止”上加一横，就是“正”。“止”于“一”，“一”就是你的岗位，你就“正”了。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要强调团队责任。有两句话有助于大家理解团队责任，一是“百年修得同船渡，要珍惜缘分”。二是“成功的团队没有失败者，失败的团队没有成功者”。对于第二句话，“海豚的故事”能够加深我们对它的理解。故事是这样的：茫茫大海里，几只零星的海豚在觅食。忽然，它们欣喜若狂地看到海洋深处游动着一个很大的鱼群。这时，它们并没有急于求成地为饥饿冲向鱼群，因为如果那样，鱼群就会被冲散。它们游动着尾随在鱼群后面，用一种特有的声音向大海的远方召唤。越来越多的伙伴游了过来，不断地加入到队伍中一起高声呼唤着！当海豚的数量汇聚到一百多只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所有的海豚围着鱼群环绕，形成一个球状，把鱼群全部围拢在中心。它们分成若干小组有秩序地冲进球形中央，慌乱的鱼群无路可走，变成这些海豚的腹中佳肴。当中间的海豚吃饱后，它们就会游出来，替换在外面的伙伴，让它们进去美餐。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直到最后，每一只海豚都得到了饱餐。

这一故事可以强化以下理念：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团队的力量无坚不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个成功的团队能够造就无数个成功的个人！

著名科学家王选讲过一段话，批评我国某些人才的团队意识不强。“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的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打桥牌’的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风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

在强调责任问题时，必须讲一下责任与情感的关系。情感与爱情相关，对于爱情，法国作家蒙田说过，“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的变化不定的情感，他狂热冲动，时高时低，忽冷忽热，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欲望，越是躲避的东西越要追求。爱情是以快感为目的，一旦占有了，就不再珍惜”。孔子在《论语》中，对爱情也有过描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意思是，当喜欢他、爱他时，就希望他长生不老；当厌恶他、讨厌他时，就希望他马上去死。既希望他长生不老，又希望他马上去死，那就是一个“惑”字，迷惑的惑，上面一个“或”，下面一个“心”。“或”的意思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摇来摆去。一个人的心摇来摆去，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夫妻之间如果光是讲爱情是靠不住的，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该讲责任。现代的结婚证书就是一份责任书。从现实来看，维系夫妻关系的也主要是责任。比如著名音乐家乔羽与他的夫人在性格、脾气方面相差很大，但夫妻恩爱。在金婚纪念日，有人问乔羽是如何与夫人共同走过50周年的，乔羽脱口而出一个字：“忍。”他的夫人听后补充四个字：“一忍再忍。”这就是讲的责任问题。当然，“忍”字太消极，我从《论语》中找到了一个“恕”字，“恕”比“忍”好。当年有一个学生请教孔子：“先生，你能不能教我一个字，可以使我受用一辈子？”孔子的回答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对“恕”的解释。你也可以把这个“恕”字拆开来看，上面是如果的“如”，下面是“心”，即“如心”。也就是说，我这颗心，要如你这颗心；你怎么想，我也怎么想。那就叫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如果能做到“恕”，那么夫妻关系肯定能处理好的。当责任和情感发生冲突时，情感要服从责任。如此，才能深刻理解“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真谛，才会真正认识到心灵养护的重要性。

那么，靠什么养护心灵？到哪里去养护心灵呢？为阐述这一问题，就要谈一下头脑和心灵的区分。“以科学武装头脑”，头脑一定要讲科学、讲法制、讲逻辑、讲理性。否则工作就无法展开，寸步难行。但心灵能否完全靠科学来养护呢？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苏东坡有首词是纪念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十年的，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说明头脑不是有意识地去思量其亡妻，但是还是忘不了。哪里忘不了呢？是心里忘不了。李清照在《一剪梅》中写得更到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头脑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并把它放下来了，但是心灵并没有解决，又上来了。

“用科学武装头脑”，体系比较完整，当然还需要不断创新。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来养护心灵。美国人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用科学武装头脑，在工作中讲科学、讲理性、讲逻辑、讲法制，然后星期天到教堂去养护心灵，开始新的一周的工作，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实现了平衡。由此可见，在美国是以宗教养护心灵，到教堂去养护心灵。

根据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叶小文同志提供的数据，全世界80％的人是信教的，所以说80％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养护心灵的模式，即是以宗教养护心灵，到教堂去养护心灵。还有20％的人是不信教的，这些人绝大多数在中国。那么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靠什么养护心灵，到哪里去养护心灵。中国人不信教是有传统的。孔子就不信教，大家从《论语》中就可以发现，孔子对待宗教的态度有三句话，就是“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孔子是不信教的，对宗教是敬而远之的。但是中国人不信教照样需要并能够养护心灵。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就讲得很清楚，认为诗歌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了宗教的功能。无论是文臣武将，在上朝的时候受了冤枉气了，回家以后很郁闷，便拿出毛笔写一首词或抄一首诗，化解自己的郁闷，把自己从不良情绪中解放出来。我曾经询问过一些到美国去的留学生如何在国外养护心灵。留学生生活很苦，心里也很郁闷，但他们又不信教，不能去教堂，如何把自己的不良情绪释放出来呢？据说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背诗词，而背得最多的就是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词十分符合留学生的心情，因为留学生的状况就是“在天涯”。他们背完后潸然泪下，情绪也得以释放，心灵得到养护，从而能够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其实，在诗歌之外，其他内容也能养护心灵。比如，音乐、绘画、哲学等都可以养护心灵。这样的例子很多，那能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内容呢？这个词就是“人文”。“人文”至少包括五大内容：一是哲学；二是宗教；三是艺术；四是文学；五是历史。信教的人靠宗教养护心灵，不信教的人靠哲学、艺术、文学、历史养护心灵。“以科学武装头脑”，这是基本的前提，同时还要“以人文养护心灵”，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当然，在人文之外，大自然也能养护心灵。当年梭罗在美国瓦尔登湖边上的森林里面住了两年，在两年中用心灵悟出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就是净化心灵的结晶。

现代心理学，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养护心灵。当然目前的心理学有个倾向，就是将心理学医学化和科学化，这种倾向弱化了心理学的心灵养护功能。从本质上讲，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一定要还心理学养护心灵的本来面目。为此，可以从佛学借鉴资源。佛学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心理学层面，二是伦理学层面，三是宗教信仰层面。对于宗教信仰层面的佛学，可以存而不论，敬而远之；对于伦理学特别是心理学层面的佛学，可以借鉴其精华，从而来丰富心理学。由此，靠什么来养护心灵的问题就解答了，就是以人文来养护心灵。

那么到哪里去养护心灵呢？西方去教堂，我们不去教堂。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主要是回家养心。但“家”要承担起养心的功能，必须达到一定的境界。“家”在英语中有三个不同的词，一个是house，建筑学意义上的家；一个是family，社会学意义上的家；一个是home，精神家园。三个词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回家养心，这个家必须要达到home的境界，如果光是house或family的境界，那是不够的。而要达到home的境界，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建设，一起努力。

孔子讲过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不要担心缺乏岗位，而要担心你有何德何能可以立在这个岗位上。就人才而言，最需要忧患的是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温家宝同志2009年9月4日在北京三十五中的讲话中转述了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钱老去世之后，这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温家宝说：“这句话他跟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温家宝说：“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温家宝强调：“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

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钱老是如何阐述“钱学森之问”的。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老在301医院就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发表了谈话：“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接着，钱老专门谈了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体会。“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钱老批评了我国学术界的学风：“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钱老强调了不同学派学术争论的重要性。“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钱老接着就批评我国的“学术风气”：“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钱老专门谈到了艺术素养对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说：“我的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钱老强调，“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所以，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是有分工的，科学创新的起点是形象思维，然后用逻辑思维加以论证。双方缺一不可。新闻界前辈范敬宜在2007年《解放日报》第十届“文化讲坛”上也认为：“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发表过一些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关系的精辟观点。记得1991年国家给他授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他今天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这样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蒋英。蒋英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擅长花腔女高音。钱学森说，是蒋英给了他诗情画意，使他懂得了人生，使他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去年春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拜访他，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

钱老在介绍完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及其体会后，最后提出：“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对我国创新人才的不足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说：“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为何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朱清时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6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2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为什么战乱年代大师辈出，而随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朱清时指出：“最大的教训，就是管理上没有理清。”他认为：“过去的几十年，对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虽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却适得其反。”

朱清时讲过一个故事：“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当时的首相布莱尔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朱清时希望，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些爱护、敬畏。

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我们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往往在创新人才过了创新高峰期之后给他很多荣誉，并且“重视”过度。对此，2002年，著名药理学家秦伯益院士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院士不是花瓶》。秦伯益是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此后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到处受邀请。但“事情远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单纯。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有些记者采访我，其实并不都是真的想发掘我身上有什么闪光点，而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文字写作数量。有时中小学生和我座谈，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向我学什么治学经验和为人之道，而是要完成老师交给他们的作业，写一篇‘与科学家爷爷面对面’之类的作文。至于开大会时请我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我正襟危坐，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听过就忘，说完拉倒。这样的生活我不习惯，不喜欢。我烦透了。我越想越觉得这不像什么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可以任意摆放，没有使用价值，只是供人观赏。”秦伯益问道：“人们真的喜欢观赏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吗？其实未必。北京大学某教授对我说：‘我看你们评上院士后，几乎没有再出什么新的大成果了。’我愕然自惭。不久，医科院一个下属医院的院长当面对我们几位院士说：‘你们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一座无语，各想各的心事。同年6月，我随中国保健医学会赴意大利开会，飞机上正播着当天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实况。我座旁一位深圳某医院院长指着电视屏幕说：‘这些院士都七老八十快死的人了，还发挥什么作用呀！’”秦伯益评论道，尽管这些看法“不能以偏概全”，“但毕竟‘全’中有这‘一偏’。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居里夫人在获诺贝尔奖后，将100多个荣誉称号统统辞掉，最后获第二次诺贝尔奖。我明白了王选院士说过的至理名言：‘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为此，秦伯益从2001年起，谢辞各种应酬和记者采访，社会兼职只退不进，“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话，不再做花瓶”。

对于秦伯益所描述的现象，王选用幽默的语言无奈地讲过一段话：“名人用过的东西叫‘文物’，凡人用过的视为‘废物’。名人酗酒称‘豪饮’，凡人多喝叫‘贪杯’。名人略上年纪称‘王老’，凡人年岁再高也叫‘老王’。名人与凡人握手谓‘亲切’，凡人与名人握手叫‘巴结’。名人强词夺理为‘雄辩’，凡人据理力争叫‘狡辩’。名人做蠢事称‘轶事’，传为佳话；凡人做错事叫‘犯傻’，遭人耻笑。名人蓬头垢面谓‘艺术气质’，凡人不修边幅叫‘流里流气’。名人发脾气叫‘个性’，凡人发脾气叫‘劣根’。名人的无稽之谈谓‘名言’，凡人的谨慎之言叫‘废话’。名人的空话谓‘指导’，凡人的实话叫‘唠叨’。”秦伯益的文章和王选的讲话都曾引起过争议，但值得我们深思。

上海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对我国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说：“这种教育模式的指导思想，似乎可具体化为三句话：求全责备、求同去异、扼长补短。这就是要求对所规定的学科都达到较高水平，这就必然导致学生花很大精力去补他的短处，而不可能有精力去进一步发展他的长处。另外，教师按大纲规定，对所有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个现成的结论。不鼓励或不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或不同的结论，不鼓励创见。求同去异，遏制了学生求异思维的发展。”

那么作为一个创新型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根据朱清时的研究，首先要有好奇心和兴趣。好奇心和兴趣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但我们的教育却把好奇心和兴趣都消灭了。朱清时认为，居里夫人之所以发现放射性元素，就是由于她被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选择了探索贝克勒尔射线的秘密作为论文课题。她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在一个破旧的棚户中坚韧不拔地重复着繁重而又枯燥的工作，终于找到了新元素镭和钋。那么如何培养好奇心和兴趣呢？朱清时举了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例子。普克朗在上小学时，他的老师说：“想象一下，一个工人举起一块重石头，奋力顶住它，把它放在房顶上，他做功的能量没有消失。多少年以后，也许有一天，石头掉下来砸了某人的头。”这个解释能量守恒定理的例子使儿童时代的普朗克终生难忘。普朗克因此对支配着物质世界的物理规律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并且从此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

其次是品味、直觉或洞察力。朱清时认为好奇心和兴趣进一步升华，就可以形成一种英文为“taste”的东西（暂译为品味）。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要素就是让学生通过学到的知识逐步形成自己的品位。当一个科学家在从事创造性工作时，他常常犹如站在分岔路口，他的品位是决定他选择哪一条道路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品味又与科学家们常说的直觉或洞察力很相似。有经验的科学家都知道，好的直觉是优秀科学家的必要素质。爱因斯坦能够取得那样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年轻时就懂得直觉的重要，又选择了他具有最好直觉的领域——物理学。所以从人才角度讲，如果一个人选择的方向，在五至十年后大有发展，他就能有大成就；否则就可能白费力气。

朱清时还以泰勒和杨振宁为例，谈到了洞察力的问题。杨振宁当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上课从不备课，他才华横溢，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由于不备课，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这对他帮助很大，比上一门完全准备好的课效果好多了。因为“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第三是勤奋刻苦和集中注意的能力。朱清时认为，勤奋刻苦是科学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勤奋刻苦必须以身体条件和能集中注意力为前提。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决定着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科学史上思想深邃的巨人都特别能集中注意力。”奥托弗里希回忆说：“爱因斯坦特别能集中注意力，我确信那是他成功的真正秘诀，他可以连续数小时以我们大多数人一次只能坚持几秒钟的程度完全集中注意力。”爱迪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这是上半句话，还有下半句话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表时被删掉了：“但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这说明勤奋刻苦只是成为天才的条件之一，而灵感也是成为天才的必要条件。

第四是人文素质和文化传统。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规定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要背《老子》，背《论语》的前七章，否则不予通过答辩。他说，基督教在美国深入人心，而中国为什么要丢失自己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的文理分科太早，这样的结果是，文科生缺乏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理科生远离传统文化。于是他们带着先天不足的知识结构进入社会，形成了综合素质的缺陷，很多高层次人才也不例外。

如何成为创新型人才，我再介绍一下王选的看法。王选根据他本人的实践和体会，概括了他取得科研成就的八大原因：

（1）青少年时代注意培养良好的品德，先要做个好人，才能成就事业。

（2）扎实的数学基础。

（3）30岁以前具备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具体实践。

（4）长期在第一线拼命干活。

（5）20多岁时，开始锻炼英语听力，从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国外文献。

（6）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好的洞察力，从而能够正确选题。

（7）选定目标后能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同时适应飞速发展的软硬件条件，不断求变，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换代，做到执着而不僵化。

（8）自信而不自负，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尤其是提拔优秀的年轻人。

这八条尽管只是王选个人的实践总结，但很实在，对各类人才都有参考价值。王选还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希望：“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甚至也不要把当上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这段话应该成为每一位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的座右铭。

阿根廷诗人豪尔赫·卡琳写过一首诗，叫《时代的多与少》，值得大家的反思。我选读几段。

“我们吃得很多、抽烟太多、花钱浪费，我们笑得太少、车开太快、容易发怒，我们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很少阅读、总是看电视。”这段话是对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现状的描述。

“我们登上了月球，却不能穿过马路了解对面的邻居。

我们探索到了宇宙空间，却无法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净化了空气，却无法拂去心灵的尘埃。

我们分割了原子，却去除不了心中的偏见。”

请注意，这段话的前面半句讲的都是科学，科学在突飞猛进；而后面半句讲的就是人文，人文却相当无力。的确，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内心的世界很无奈。我们拼死拼活住上了宽敞的楼房，但孤独感却增强了；参加了一场热闹的宴会，却没有感觉出多少快乐；交际的机会越来越多，但真正交心的朋友没有几个；沟通的工具和方式越来越多，但见面叙友情、谈感悟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存款在逐步增多，可各种欲望也在疯长，湮灭了幸福感；处在一个好单位，多少人都在羡慕，可自己却没有满足感；绞尽脑汁得到了一个好职位，精力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常常是比好不比坏，比高不比低，比上不比下，比前不比后，比成不比败，比结果不比手段和过程，比目的不比是非和荣辱。究竟自己爱什么，恨什么，需要什么，想干什么，“比较”得心理不平衡，心神不定。心神，心神呀！“心”是需要一个“神”来守候的，“神”一走，“心”则乱。

那么，如何把“神”找回来呢？我引用一些古人的诗词格言，供大家参考。明代宗室朱载堉有一首《十不足》散曲，讲人的欲求是永无满足的：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那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你如果仔细品味这首《十不足》散曲，你可以领悟到很多道理。从名利上讲，欲望永无满足，所以一定要对欲望加以遏制。全国组织系统有位先进人物王彦生，他就讲过一个公式：幸福＝现实/欲望。

“六尺巷”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清朝有个张英，他儿子叫张廷玉，都曾做过宰相。他老家在桐城，老家人要造房子，老家邻居要求其往里退让三尺土地。张英老家的人不愿意，写了封信给张英，希望他出来讲句话；张英收到这封信之后，不仅没有讲话，还写了一首诗，规劝老家的人：“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有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是“给我一双慧眼吧”，所谓“慧眼”，就是区别于肉眼的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思维方式就是“慧眼”。张英老家的邻居一看张家让了三尺，于是也让了三尺，就成了六尺，变成了“六尺巷”，今天还在桐城。

再给大家讲一讲苏东坡的词作《定风波》。这首词的背景是因为乌台诗案的发生，苏东坡差点被杀头。他的一个好朋友王定国受牵连被发配岭南，陪他一起发配的是他的小妾柔奴。三年以后，因情况发生变化，他（她）们从发配地回来了，苏东坡请他（她）们吃饭，发现柔奴比三年前更年轻漂亮。他觉得非常奇怪，不是到流放地受苦受难去了吗，应该变得苍老，怎么反而年轻了呢？于是就跟柔奴交谈。结果大发感慨，写了《定风波》，我这里引了一半：“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千古名句，也是年轻美貌的心理药方。在我看来，人生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生存与发展。如何做到生存与发展？以科学武装头脑。二是心安或安心。如何做到心安或安心？以人文养护心灵。

作为一个高层次人才，要在中国大地很好地生存发展，同时做到身心愉悦，一定要懂得中国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儒、道、佛三家。儒、道、佛三家各有一本代表性著作。儒家的代表作就是《论语》；道家的代表作是《道德经》；佛学的代表作是《金刚经》。《金刚经》的关键是四个字“真空妙有”。什么叫真空？就是面对名利须有“空”的观念，名利上要有满足感，要放得下。什么叫妙有？就是面对工作须追求卓越，能力上要有危机感，工作上要拿得起。

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关键取决于他内心的态度。“快乐国”不丹就是这么来的。2006年7月由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研究成果“世界快乐地图”（World Map of Happiness），不丹的快乐，在全球排名第八，而当年人均国民所得仅1400美元，却要比当年人均所得41800美元的美国高出九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从不丹的宣传标语中得到启示：“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所以说，“心如容器”。从前有个小和尚时常对生活感到痛苦和厌烦，整天抱怨这抱怨那。一天，小和尚的师傅叫小和尚买一些盐回来。师傅让他把一半盐倒进钵里，加满水喝下去，并问他味道如何。小和尚刚喝了一口，就吐在了地上，说：“师傅，好咸啊！”师傅听后，笑而不语，又带小和尚来到湖边，让小和尚把剩余的一半盐撒进湖里，然后对小和尚说：“你现在喝一口湖水，尝尝它的味道。”小和尚于是捧起湖水喝了一口，师傅问：“什么味道？”小和尚说：“师傅，味道很清爽呢。”师傅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小和尚答：“没有，一点没有。”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上天是公平的，人生的苦痛烦恼就如同这盐，既不会多，也不会少。我们承受烦恼的容器决定了我们承受烦恼的程度。所以当你感到烦恼时，就把你承受烦恼的容器放大些——不是一钵水，而是一片湖。”小和尚听后，恍然大悟。后来这个小和尚成为了宋朝有名的慧开禅师，其著名的禅偈《无门关》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里最关键的是第三句“若无闲事挂心头”，其含义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的“心无挂碍”。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王选所说的“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所以要心无挂碍地做好工作，院士只能是工作成果的副产品。

有人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该得的一定会得到，不该得到的不争不急。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处在一种智慧状态，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怠。

清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讲：“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知终身无安逸之时。”他认为：“两眉为草，眼横，鼻直，而下承口，乃‘苦’也。”这形象地揭示了人生难免困苦忧患，故历来有“忧患人生”之说。中国还有一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如何面对人生？国民党元老、复旦大学校友、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就此写过一副对联：

上联：不思八九；
下联：常想一二；
横批：如意。

今天的课快要结束了，我再把“云门三句”解释一下：“涵盖乾坤，截断流机，随波逐浪。”

所谓“涵盖乾坤”，就是能力上要有危机感，工作上须追求卓越，不断地做加法，努力做到六个“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

所谓“截断流机”，就是名利上要有满足感，不断地做减法。“流机”的意思是，情绪的混乱、得失心和烦恼结，对于所知的执著等。要努力把“流机”截断。

再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孔子去买米。米老板刁难他，说要让孔子认一个字，认出来就把米卖给他，认不出就不卖。孔子问什么字，米老板拿出认真的“真”，孔子大声地把这个字读成“真”。米老板说错了，这个字读“直八”（“真”可以拆为“直”、“八”）。第二天孔子又去买米，米老板又拿出这个字，孔子一看就大声地把这个字读为“直八”，米老板说错了，这个字读“真”。米老板还教训孔子，“你该认‘真’的时候不认‘真’，不该认‘真’的时候认‘真’了”。那么，什么时候、什么方面要认真呢？而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则不要太认真呢？我的回答是：工作上要认真，追求卓越，不断做加法，涵盖乾坤；名利上则不要太认真，要有满足感，不断做减法，截断流机。

所谓“随波逐浪”，就是要像浪那样有上有下，有高有低。该你上你就上，该你下你就下。

我根据上述内容拟了一副对联，送给大家。

上联：以科学武装头脑，涵盖乾坤；
下联：以人文养护心灵，截断流机；
横批：随波逐浪。

最后，引用朱清时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段话作为今天讲课的结束语：

有肚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

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

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

（本文为时任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王伯军在2009年12月23日上海市人才工作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