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民主国家议员的政策纠偏

我在杰夫·高瑞根的办公室里，把自己整理的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席位演变史的资料赠送给他。之后，也不怕扫兴，我对他说起对民主政治的两种常见的批评意见，一是金元政治，二是“狗咬狗”政治。关于前者，他说在政治领域，金钱总是要说话的。但在选举制民主体制中，金钱只是玩儿政治的必要条件，要想赢得选举还需要充分条件，即真才实学或治国安邦之道。一次又一次地拉出来遛遛，演讲、问答、辩论，若才疏学浅甚至胸无点墨，哪怕他坐拥金山，不管他有多么硬的家庭背景，即便他爹他爷是开国元勋，只要尚有廉耻，他也绝不敢玩儿政治。民主体制下，政治捐款的获取与使用都是有严格法律规范的，捐款者和受款者绝不能随心所欲！民主体制下，大把的金钱依法花在明处，而且这笔钱不管本身绝对量多大，比起民主制度有效遏制贪腐以及减少公共决策错误所避免的损失，比起公权力受到有效约束使私人产权得以有效保护所增加的财富，比起自由平等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创造性，真是微不足道。这也是民主国家人民为何不愿放弃这一“昂贵”政治博弈的原因之一。

说到第二种批评意见即“狗咬狗”的政治时，我还把一张将议会描绘为斗狗场的漫画呈现给他。令我意外的是，场面不仅没有因此而尴尬，反而气氛因此而活跃起来，并擦出更夺目的思想火花。他先幽默一把，煞有介事地从漫画中寻找，嘴里说着：“我看哪条狗是我。”接着便严肃起来，进入主题。他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

第一，议员就要像狗一样对其主人高度忠诚，为其主人看家护院，为其主人的权益猛咬猛啃。选民们选择议员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要有狗一样的灵敏、顽强和忠诚。选民们经由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直播了解他们的“狗”的具体表现。议员们本身就尖牙利齿并具有能咬能啃的基本功，日常学习训练更关注啃的过程要尽可能“稳、准、狠”。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民主国家，议员是专职的，一旦当选就要离开原有工作岗位，到议会从事法律规定的工作。他们要定期参加法律法规的学习，还要进行严格考试，要由“外行”变“内行”,其素质和技能要不断提高并达到对立法人员的相关要求。民主国家，议员是可以连选连任的，没有任期限制。只要“咬”得好，“咬”得“稳、准、狠”,只要选民选他，就可以一直干到去世。如若任期内去世，则临时补选议员以填补席位空缺。议员可以连选连任，有助于激励议员努力工作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有助于通过保证立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来保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议员无任期限制，还有助于遏制行政方面的短期行为——休想一味把风险往继任者那里推，休想只求“任内平安”,休想任内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要知道你总统或州长任期满不能再干了，可我议员还想并且可能继续干呢。

第二，“狗咬狗”的过程，是一个政策纠偏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是通过利益合理分享稳定社会的过程。比如，政府基于公共需要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就要经过复杂漫长的争吵过程。是否确属公共需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何时补偿，等等，都要经过多次激烈争辩，利益相关者的代表或者他们的“狗”,往往只在对利益方案基本满意的时候才住口。因此，议会里的吵闹声渐渐平息的时候，意味着相关政策与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合理了，基本兼顾了各方利益，当然，此时安静的不光是议会，还有整个社会。当然，这种对公共项目和政策的“撕咬”会降低公共决策的效率，甚至让正确的、该做的事情不能及时去做，正确的、该完成的任务不能及时完成。这也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人对这种制度大加挞伐的原因之一。不过，本人认为，在公共领域，由于权力制衡而使得正确的事情和好事做得太慢甚至做不成，其社会危害和损失远小于集权情形下错误的事情和坏事做得太快和太彻底或者太绝。毫无疑问，因为各权利主体间的“撕咬”,造成新区的政府大楼多年建不起来，开发区的几家企业不能及时开工，一条高速道路不能及时修建，等等，其危害和损失远小于民房私宅或庄稼果园一夜之间便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在执法人员强力执法下被夷为平地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民权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第三，“狗咬狗”是一种良性的政治竞争，使得坏事难做成，而好事做得更好。在竞争性民主体制下，竞争各方都瞪大了眼睛，密切关注对手的一言一行。一方秘密酝酿一个可能诱发不良后果的方案，这方案可能被提前揭露，使其夭折。一方出点小错，马上会被对手紧抓不放甚至添油加醋地大加挞伐，及时阻止这一错误，避免错上加错。前面提到的坎贝尔敦医疗事故就是一例。医院管理出现纰漏，造成医疗事故，反对党立即组织人马进驻医院、走访病人家属和相关当事人，大做文章，使政府头疼不已，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拿出整改意见。其实，在民主政治中，仅仅擅长揭露和批评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提出建设性方案的能力。其实，在发达的民主国家，诸如宪法、民权、独立等大是大非问题早已解决，政治竞争各方的着力点往往集中在经济民生方面，拼的是政策的细腻和落实、政党的声誉和表现，甚至是政治家的个人魅力。这种竞争，也会使政治变成细活，使选举更具观赏性和娱乐性。

第四，“狗咬狗”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繁荣、强大、秩序的制度保障之一。“狗咬狗”的过程不好看，但结果却是基本上避免了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篡权夺位和暴民统治，使国家摆脱“大乱到大治再到大乱……”这样的历史循环。其实，在政治领域，进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立法或决策时，如若众口一词、齐刷刷举手、惊天动地拍手鼓掌，过程虽然动人好看，但结果堪忧。一个不容批评的制度，一个不容对政策法规进行公开争辩的制度，于江山社稷和领袖个人都是不安全的，因为这种制度不具备防微杜渐、自我纠错的功能。

回首历史，集权体制下，发起有关政治和经济运动的“重大决定”,给人民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和损失，可哪一项决定不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的？多少本应及时避免的治理错误最后都要成为“历史错误”之后才被“拨乱反正”,很多人在强人死去或者失势之后，才“恍然大悟、痛心疾首”。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在2011年8月18日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题为《苏共亡党十年祭》,文章指出：“斯大林曾密电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肉体消灭党内反对者和潜在对手……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1894~1971）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诉说大家的怨气……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当然，前苏联已经成为历史教科书中开始发黄的一页，再没有机会改正错误了。

回首西方世界的历史，金元政治和“狗咬狗”制度是社会逐步成熟起来的基础；展望未来，只要金元政治和“狗咬狗”的制度会继续存在并且不断完善，秩序与效率并存的局面就可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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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游泳奥运冠军索普，曾20多次打破游泳世界纪录，但他非经选举绝对不能因此成为议员。影星、歌星或者什么艺术家，甚至大英雄，断不会直接成为议员。议员乃是立法人员，其工作关乎社稷安危和百姓祸福，重要的政策法规要从他们手里通过，他们当然要精通治国安邦之道，当然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责任重大的议员资格，岂能作为荣誉随便奖励给名人？岂能将立法大权交于那些虽有某一专长但不谙政法与国家治理、未经人民授权的人们？按照名气声望大小授予相应层级的立法人员资格，会让各级立法机构成为装点场面的花瓶；根据上缴的利税额授予相应层级的立法人员资格，会让各级立法机构成为资本家的俱乐部；根据官员行政级别授予相应层级的立法人员资格（澳大利亚等国家，内阁阁员虽然也是议员，但他们经由选举当选议员在前，行政任命在后）,会让立法机构成为行政的橡皮图章。顺便说一下，在民主制度中，断不会出现几十年间从没有提过反对意见、对任何议案都举手并热烈鼓掌的议员，因为，这样的人是权力者的为其摇头摆尾的宠物，而不是老百姓的为其看家护院的家犬。因此，人民是不会选择和供养他们的，他们当选不了议员。退一步讲，即便蒙混过关当选一次，也只是一锤子买卖，绝不会再有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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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要进行观察和对比的，尤其是与同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基本相同的人进行对比；自己的快乐与痛苦还取决于他人的状况。据说，有些人深情地缅怀传统的计划经济，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比我过得好”。在现实世界中，即便一个人的绝对收入和财富有所增加，但是，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相对收入和财富减少，或者觉得他人的收入和财富增加得更快，而且有些来路不正，那么就会怒火中烧，甚至导致激烈行动。经验表明，对于社会和谐而言，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和财富的相对量及其公正性和获得的合法性，比国家的经济总量规模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蛋糕越大，越是引发人们对于其分割的关注。如果经济增长越快，财富总量蛋糕越大，而分配差距越大，人民不能合理共享经济成果，那么，社会就越是不和谐，其矛盾和风险就越大。强大未必有和谐，公正才有和谐！